法法

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危人而不能，殆。废人而复起，殆。可而不为，殆。足而不施，殆。几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则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毋内。人主孤而毋内，则人臣党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内，人臣党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

闻有贤人而不举荐，危殆。闻有善举而不寻求，危殆。见有能人而不任用，危殆。亲近之人而不能固结，危殆。同谋而后离散，危殆。危难他人而不能处理，危殆。废黜之人而又重新起用，危殆。可以为而不为，危殆。足以施予而不施，危殆。几乎成事而不周密，危殆。人君不周密，则正言直行之士危殆。正言直行之士危殆，则人君孤立而无内助。人君孤立而无内助，则人臣结党成群。使人君孤立而无内助、人臣结党成群者，这并非人臣之罪，而是人君之过。

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断者也」。

民众无重罪，是因为过失不大；民众无大过，是因为上位不赦免；上位赦免小过，则民众多犯重罪，这是积累所产生的。故说：「赦免一出则民众不敬，恩惠推行则过失日益增多。」恩惠赦免施加于民众，即使牢狱充实、杀戮繁多，奸邪也无法被制止。故说：「邪恶之事，莫如及早禁止。」赦免过失、遗漏善行，则民众不受激励。有过失不赦免，有善行不遗漏，激励民众之道，在此处加以运用。故说：「明君，是决断事务之人。」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颉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

君主对民众有三种欲求，三欲不加节制，则上位危殆。三欲是什么？一曰求取，二曰禁止，三曰命令。求取必欲得到，禁止必欲使之止，命令必欲使之行。求取多者，其所得少；禁止多者，其所止少；命令多者，其所行少。求取而不得，则威势日损。禁止而不止，则刑罚被轻侮。命令而不行，则下凌驾于上。故从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从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从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故说：「上位苛苛则下不听从。」下不听从而以刑罚强制，则为人上位者众人谋虑以对，为人上位而众人谋虑以对，虽欲不危殆，不可能得到。号令已出，又加以变更；礼义已行，又加以停止；度量已制，又加以矛盾；刑法已定，又加以移易。如此，则庆赏虽重，民众不受勉励；杀戮虽繁，民众不感畏惧。故说：「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这是规律。」

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故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分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议立则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错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犹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使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贤者食于能，则上尊而民从，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患而傲敌，上尊而民从，卒轻患而傲敌，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而主安矣。

明君在上位，民众不敢立私议自以为贵者。国家无怪异苛严，无杂乱风俗，无异于常礼，士人无私自议论、傲慢违令、错乱仪制、画设制度、作立议论者，全部诛灭。故强者被折服，锐者被挫败，坚者被破除；以绳墨引导之，以诛戮制约之，故万民之心皆服从于上，推之则往，引之则来。那下面立私议自贵、分争而退者，则命令从此不得推行。故说：「私议立则主道卑弱。」何况君主傲慢违令、错乱仪制、变易风俗、诡异服饰特殊说辞而依然存立；上不推行君令，下不符合乡里，变更自行其是，变易国家成俗者，命之为不牧之民。不牧之民，在绳墨之外；绳墨之外者诛之。使贤者食于能力，战士食于功劳。贤者食于能力，则上尊而民从；战士食于功劳，则卒士轻患而傲敌；上尊而民从、卒士轻患而傲敌，二者设置于国，则天下得治而君主安定。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睢之矿石也。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轩冕，所以著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也。使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养足，四者备体，则胥足上尊时而王不难矣。

凡赦免，是小利而大害者，故长久而不胜其祸。不赦免，是小害而大利者，故长久而不胜其福。故赦免，犹如奔马之放松缰绳；不赦免，犹如痤疮的矿石（良药）。爵位不尊崇、禄赐不重厚者，不参与图谋艰难、犯险，以为其道还不足以求取。因此先王制定轩冕，用以彰明贵贱而不求其华美。设置爵禄，用以守持其服位而不求其观瞻。使君子食于道义，小人食于体力。君子食于道义，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体力，则财厚而养足。上尊民顺、财厚养足，四者备体，则足以使君主尊崇而称王并不困难。

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虽有过，亦不甚矣。

文治有三次宽宥，武功不得一次赦免。宽惠者，是多赦免者，先易后难，长久而不胜其祸。法度者，先难后易，长久而不胜其福。所以宽惠者是民众的仇敌，法度者是民众的父母。最高的治理是以制度制约制度，其次是有失而能追补，即使有过失，也不至于太甚。

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

明君建制宗庙，足以设置宾客祭祀，不求华美。建造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宏大。制作雕文刻镂，足以辨别贵贱，不求观瞻华丽。故农夫不误失其时节，百工不误失其功事，商人无废弃之利，民众无游散之日，财用无积压停滞，故说：「节俭，是其正道！」

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

命令未颁布而民众或已为之，赏赐跟从，则是上位妄自给予；上位妄自给予，则功臣怨恨。功臣怨恨，而愚民操行于妄作。愚民操行于妄作，则是大乱的根本。命令未颁布而刑罚及之，则是上位妄自诛杀；上位妄自诛杀则民众轻视生命，民众轻视生命则暴人兴起，曹党兴起而乱贼作乱。命令已颁布而赏赐不跟从，则是使民众不受勉励、不推行制度、不为制度而死节；民众不受勉励、不推行制度、不为制度而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家不安。命令已颁布而刑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从，民众不听从则强者崛立；强者崛立则君主地位危殆。故说：「宪律制度必须依法道，号令必须彰明，赏罚必须信实周密，这是端正民众的纲经。」

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

凡大国之君尊崇，小国之君卑弱。大国之君所以尊崇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之所用者众」。小国之君所以卑弱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之所用者少」。如此则为之所用者众则尊崇，为之所用者少则卑弱，则人君怎能不希望民众众多而为己所用？使民众众多为己所用，如何做到？是「法令确立、命令推行」，则民众之所用者众。法令不确立、命令不推行，则民众之所用者少。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弃者少，则民众不诽谤议论；民众不诽谤议论，则听从。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弃者均等，则国无常规；国无常规，则民众妄行。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少，而所废弃者多，则民众不听从；民众不听从，则暴人兴起而奸邪作乱。

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法道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儗，而斧钺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

计量在上位者之所以爱民，是为了使用之而爱之。为了爱民之故，不难毁坏法令、削减命令，则是失去了所谓爱民的意义。以爱民来使用民众，则民众之不被使用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最善用民者，是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达到此种极限，而民众无法与其谋虑以自害。明王在上位，法道推行于国，民众皆舍其所好而行其所恶。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施于私人，而斧钺不上依于私情。如此，则贤者受到勉励而暴人受到制止；贤者受到勉励而暴人受到制止，则功名树立于其后。踩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从上位命令；上令尽行，禁令尽止；引而使之，民众不敢转移其力；推而战之，民众不敢爱惜其死。不敢转移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惜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因此三军之众，皆得以保全其首领，父母妻子在内完安；故民众从未可与谋虑开始，而可与欢乐成功。所以仁者、智者、有道者不参与大事的谋虑之始。

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然则国何可无道？人何可无求？得道而导之，得贤而使之，将有所大期于兴利除害；期于兴利除害，莫急于身，而君独甚。伤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弑。

国家无以因小与不幸而削减灭亡者，必是君主与大臣德行失于自身，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内，诸侯谋虑失于外部，故土地削减而国家危殆。国家无以因大与幸运而有功名者，必是君主与大臣德行得于自身，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内，诸侯谋虑得于外部，然后功立而名成。既然如此，国家怎能无道？人怎能无所追求？得道而导之，得贤而使之，将有所大期于兴利除害；期于兴利除害，没有比自身更急迫的，而君主尤为如此。危害啊，必先从命令的失误开始。人君失令而受蒙蔽，已受蒙蔽而被挟制，已被挟制而遭弑杀。

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臣期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廷远于万里；」今灸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灸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灸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廷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

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在于权势；所以人君失去权势，则臣下制约之。势在下则君主受制于臣，势在上则臣受制于君；故君臣易位，是势在下位之时。权势在臣一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回。在子一年，子虽不孝，父不能使之顺服。故《春秋》所记，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故说：「堂上距下远于百里，堂下距外远于千里，门廷距外远于万里。」如今用烽火（一说指探报）一日，百里之情况得以相通，而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主不闻，这是所谓远于百里。用烽火十日，千里之情况得以相通，而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主不闻，这是所谓远于千里。用烽火百日，万里之情况得以相通，而门廷有事，一年而君主不闻，这是所谓远于万里。故信息进入而不出，称为灭；出而不入，称为绝；入而不达，称为侵；出而中途停止，称为壅。灭、绝、侵、壅之君者，并非有人关闭其门而守其户，而是为政有所不行。故说：「命令重于宝物，社稷先于亲戚，法度重于民众，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而轻号令，不为亲戚而后社稷，不为爱民而枉法律，不为爵禄而分威权，所以说：势位非用以给予他人之物。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辩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政，是正的意思；正，是用来正定万物命运的。因此圣人精修德义、确立中道以产生正，彰明正道以治理国家。故正是用来制止过分而追及不足的。过分与不足，皆非正道。非正道，则同样伤害国家。勇而不义，伤害军队。仁而不法，伤害正道。故军队的失败，产生于不义。法度的侵蚀，产生于不正。故言论有能辩而非务实者，行动有能难而非善者；故言论必须切中务实，不苟图辩争。行动必须思于善道，不苟图逞难。

规矩者，方圜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

规矩，是方圆的正则；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劣的规矩来使方圆端正。故巧者能制造规矩，却不能废弃规矩而使方圆端正。虽然圣人能制造法度，却不能废弃法度而治理国家。故即使有明智高行，背弃法度而治理，这就是废弃规矩而使方圆端正。

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贵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者在臣，则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宝也，一曰，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一说，凡人君的德行威严，并非独自能尽贤于人，而是因为「是人君」，所以从而贵重之，不敢论其德行高卑。有其原故，是因为其杀生之权，急迫于司命。富人与贫人，使人相互蓄养。贵人与贱人，使人相互为臣。人君操持此六者以蓄养其臣，人臣也凭借此六者以事奉其君。君臣的交汇，此六者称为谋。六者在臣一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取。在子一年，子不孝，父不能夺取；故《春秋》所记，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掌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明智，六者在臣则君主受蒙蔽。君主受蒙蔽者，是失去其命令。故说：令进入而不出，称为蔽；令出而不入，称为壅；令出而不行，称为牵；令入而不达，称为瑕。牵、瑕、蔽、壅地事奉君主者，并非有人关闭其门而守其户，而是命令有所不行；其所以如此，是由于贤人不至而忠臣不被任用。故人君不可以不慎重其命令；命令，是人君的大宝。一说，贤人不至，称为蔽；忠臣不用，称为塞；令而不行，称为障；禁而不止，称为逆。蔽、塞、障、逆之君者，并非有人关闭其门而守其户，而是因为贤者不至、命令不行。

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凡民众跟从上位，不跟从口中所说，而是跟从情意所好。上位好勇，则民众轻视死亡；上位好仁，则民众轻视财物。故上位所好，民众必定更为甚之。因此明君知道民众必然以上位为心，故设置法度以自我治理，树立仪则以自我端正；故上不推行，则民众不从；那民众不服从法度、不为制度而死节，则国家必然乱。因此有道之君，推行法度、修整制度，先于民众服从。

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矜者，细之属也。凡论人而远古者，无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无智士焉。德行成于身而远古，卑人也。事无资，遇时而简其业者，愚士也。钓名之人，无贤士焉。钓利之君，无王主焉。贤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贤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

凡论人有要点：矜夸物欲之人，无大士在其中，那矜夸者，是满溢；满溢者，是虚空。满虚在于外物，在物则受其制约，矜夸者属于细小之类。凡论人而与古人疏远者，无高士在其中。既不知古而轻易变易其功者，无智士在其中。德行成就于自身而与古人疏远，是卑鄙之人。事无资本，遇时而简略其业者，是愚士。钓取名声之人，无贤士在其中。钓取私利之君，无王者之主在其中。贤人推行其道，忘记其有名。王者之主推行其道，忘记其成功。贤人之行、王主之道，是其所不能已止的。明君公开国家、统一民众以听从于世间；忠臣直接进言以论述其能力。

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今以诬能之臣，事私国之君，而能济功名者，古今无之。诬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诬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贤之能，自此观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禄重，无以不受也。势利官大，无以不从也。以此事君，此所谓诬能篡利之臣者也。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杀之。

明君不以禄爵私自施于所爱，忠臣不诬夸能力以干求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推行此道者，虽未大治，也是端正民众的纲经。如今以诬夸能力之臣，事奉私化国家之君，而能成就功名者，古今从未有过。诬夸能力之人容易识别。臣以先王为度量：舜有天下时，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是天下的贤人，尚且精专于一德，以事奉其君；而今诬夸能力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贤之能，由此观之，功名之不能树立，也容易知晓。故列位尊崇、禄赐重厚，无有不受者；势利官爵宏大，无有不从者。以此事奉君主，这就是所谓诬夸能力、篡取利益之臣。世无公正国家之君，则无直接进言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从前三代的相互传授天下，哪里是得了两个天下而杀之的？

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兵当废而不废，则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废，而欲废之，则亦惑也。此二者，伤国一也。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国治而民务积，此所谓擅也。动与静，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审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

使民贫穷、伤耗财物，没有比战争更大的；使国危殆、令君忧虑，没有比战争更迅速的。此四患显而易见，古今没有人能废除。战争应当废除而不废除，则是古今皆迷惑。此两者不废，而欲废之，则也是迷惑。此两者，同样伤害国家。黄帝、唐虞，是帝王最隆盛之时，凭借拥有天下，控制在一人之手；在此时候，战争也未废除；如今德行不及三帝，天下不顺从，而求废除战争，岂不是太难了吗？故明君知道所能主导的，知道所忧患的：国治而民致力积累，这是所谓能主导的；动与静，这是所忧患的；因此明君审察其所能主导的，以备御其所忧患的。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猛毅之君者轻诛，轻诛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亡去矣，彼智者知吾情伪，为敌谋我，则外难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者重诛，重诛之过，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则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则蔽美扬恶；蔽美扬恶，则内乱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猛毅之君者轻易诛杀，轻易诛杀的流弊，正道之士不得安居；正道之士不得安居，则有才能的臣子亡去；那智者知晓我们的实情虚伪，为敌国谋划我们，则外难从此而至。故说：「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者不轻易诛杀，不轻易诛杀的过失，行邪之人不加改革；行邪之人长久不加改革，则群臣结党；群臣结党，则遮蔽美善、彰扬丑恶；遮蔽美善、彰扬丑恶，则内乱从此起。故说：「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

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

明君不为亲戚而危害其社稷，社稷比亲戚更为切要。不为君主私欲而变更其命令，命令比君主更为尊崇。不为重宝而分割其威权，威权比宝物更为珍贵。不为爱民而亏损其法度，法度比民众更为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