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文公下

孟子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孟子说：「从前齐景公打猎，用旌旗召唤管山泽的虞人前来，虞人不来，景公要杀他。有志节的人不怕死于沟壑，勇敢的人不怕丢掉脑袋。孔子欣赏虞人什么呢？就是欣赏他不按规定的召唤方式就不去。如果不等人家按礼召唤就主动跑去，又算什么呢？再说所谓『委屈一尺、伸直八尺』，是从利益角度来说的。如果以利为出发点，那么委屈八尺、伸直一尺有利可图，也可以去做吗？从前赵简子派王良给宠臣嬖奚驾车打猎，一整天连一只禽兽都没猎到。嬖奚回来报告说：『真是天下最差劲的车夫。』有人把这话告诉了王良。王良说：『请让我再来一次。』嬖奚勉强答应，结果一个早晨就猎到了十只禽兽。嬖奚回来报告说：『真是天下最好的车夫。』赵简子说：『我让他专门为你驾车。』告诉了王良。王良不肯，说：『我按规矩为他驾车奔驰，一整天一只都没打到；我用不正当的方式迎合他，一个早晨就打了十只。《诗经》上说：「驾车不失法度，放箭如同破竹。」我不习惯和品行不端的人同车，请允许我辞去这件事。』驾车的人尚且羞于和违规射猎的人为伍。即使猎物堆成小山，也不肯那样做。如果委曲道义去迁就他人，这又怎么说呢？再说你的主张本就错了，委屈自己的人，从来没有能使别人正直的。」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他们一旦发怒，诸侯都会恐惧；他们安静下来，天下便会平息。」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说：「这怎么能算大丈夫呢？你没有学过礼吗？男子行冠礼时，父亲训导他；女子出嫁时，母亲训导她，送到门口嘱咐说：『到了你丈夫家，一定要恭敬谨慎，不要违背丈夫！』以顺从为处世原则，那是妇人之道。真正的大丈夫，居于天下最宽广的住所——仁，站在天下最正当的位置——礼，行走天下最光明的大道——义。得志时与百姓一同践行大道，不得志时独自坚守自己的原则。富贵不能使他放纵迷乱，贫贱不能使他改变节操，威力强权不能使他屈服。这才叫做大丈夫。」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

周霄问道：「古代的君子出来做官吗？」

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

孟子说：「做官。古书上记载：『孔子如果三个月没有君主可以事奉，便会惶惶不安，离开本国时必定带上拜见用的礼物。』公明仪说：『古人三个月没有君主可以事奉，就要受到慰问。』」

「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

周霄说：「三个月没有君主就要受到慰问，这不是太急了吗？」

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

孟子说：「士人失去职位，就好比诸侯失去了国家。礼制上说：『诸侯亲耕助祭，用来供奉祭祀用的谷物；夫人亲自养蚕缫丝，用来制作祭祀的衣服。牺牲不丰满，粢盛（祭器中的谷物）不洁净，衣服不齐备，就不敢举行祭祀。』只要士人没有封田，就也不能祭祀。祭祀用的牲畜、器皿、衣服不齐备，不敢举行祭祀，也就不敢设宴飨宾，这难道还不值得慰问吗？」

「出疆必载质，何也？」

周霄说：「出境时必定带上礼物，这是为什么呢？」

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说：「士人出来做官，就像农夫耕田一样，农夫难道会因为出了国境就丢下他的农具（耒耜）吗？」

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

周霄说：「晋国也是一个可以出仕的国家，但从未听说过出仕要这样迫切。既然出仕如此迫切，那么君子难于出仕，又是为什么呢？」

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孟子说：「男子一出生，父母就希望他将来能娶到妻子；女子一出生，父母就希望她将来能嫁到人家。这是天下父母共同的心愿。如果不等父母之命、媒人撮合，就去凿墙打洞偷看，翻墙去私奔，那么父母和乡邻都会看不起他。古代的人并非不想出仕，但同时也厌恶不走正当途径。不走正道就去求仕的人，和那些凿墙打洞私奔的人是一类。」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

彭更问道：「随行的车辆几十辆，跟随的人几百个，辗转在各国诸侯处吃饭，这不是太奢侈了吗？」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孟子说：「如果不合于道义，即使是一竹筒饭也不应接受别人的；如果合于道义，那么舜接受尧的天下，也不算过分，你认为过分吗？」

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彭更说：「不，不是这个意思。士人无所事事却白吃饭，是不可以的。」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馀粟，女有馀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

孟子说：「你如果不通过交换劳动成果、互通有无来以有余补不足，那么农夫就会有多余的粮食，织女就会有多余的布帛。你如果让大家互通有无，那么木工（梓匠）、车工（轮舆）都可以从你这里得到食物。这里有一个人，在家孝顺父母，出门尊敬兄长，坚守先王之道，等待后来的学者，却不能从你那里得到食物。你为何尊重木工、车工而轻视推行仁义的人呢？」

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

彭更说：「木工和车工，他们的志向本来就是为了谋求食物；君子推行道义，他的志向难道也是为了谋求食物吗？」

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孟子说：「你何必去追究他的志向呢？他对你有贡献，可以给他食物就给他食物。再说你是根据志向给报酬，还是根据功绩给报酬呢？」

曰：「食志。」

彭更说：「根据志向给报酬。」

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

孟子说：「这里有一个人，砸烂瓦片、乱涂墙壁，他的志向是为了谋求食物，你会给他食物吗？」

曰：「否。」

彭更说：「不会。」

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孟子说：「那么你并不是根据志向给报酬，而是根据功绩给报酬。」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

万章问道：「宋国是个小国，如今要推行王政，齐国和楚国厌恶而来攻打，那该怎么办呢？」

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孟子说：「商汤居住在亳地，与葛国为邻，葛伯放荡不羁而不举行祭祀。汤派人去问他：『为什么不祭祀？』葛伯说：『没有牺牲可以用来供奉。』汤派人送给他牛羊。葛伯把牛羊吃掉了，还是不祭祀。汤又派人去问：『为什么不祭祀？』葛伯说：『没有谷物可以用来供奉。』汤便派亳地的百姓去为他耕种，老弱的人给耕种的人送饭。葛伯带领他的百姓，拦劫那些带着酒食黍米的人去抢夺，不肯给的就杀掉。有个童子带着黍米和肉去送饭，葛伯把他杀了，抢走了食物。《尚书》上说：『葛伯把送饭的人当作仇敌。』说的就是这件事。汤因为葛伯杀了这个童子而去讨伐他，天下人都说：『不是为了贪图天下的富贵，而是为了替普通百姓报仇。』『汤开始征伐，从葛国开始』，前后征伐了十一次，没有对手。向东方征伐，西边的夷族便怨恨；向南方征伐，北边的狄族便怨恨，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到后面？』百姓盼望他，就像大旱之年盼望雨水一样。进市场做买卖的人不受阻拦，除草耕田的人不受干扰，诛杀他们的暴君，慰问他们的百姓，就像及时的甘霖降临。百姓大为喜悦。《尚书》上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我们就不会再受苦了。』又说：『有些人不肯臣服，周王向东征伐，安抚那里的男男女女，他们用黑色黄色的丝帛装满筐篓，来迎接我们周王，显示他们归附，愿意臣服于大邑周。』那里的贵族们用黑黄色丝帛装满筐篓来迎接周天子的臣属，那里的平民百姓用竹筐装着干粮、壶中盛着酒浆来迎接周军的士卒，是从水火之中救出百姓，只不过是除去那残暴之君罢了。《太誓》上说：『我们的武力大放光彩，进入那残暴者的疆土，除去那残暴之君，讨伐之功大加彰显，比汤的功业更加光辉。』这是不推行王政的说法啊；如果真正推行王政，天下四方的百姓都会抬起头来盼望他，想要让他做自己的国君。齐国、楚国虽然强大，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

孟子对戴不胜说：「你想让你的国王变好吗？我来直接告诉你。假如这里有一位楚国的大夫，想让他的儿子学会说齐国话，那么应该请齐国人来教他，还是请楚国人来教他呢？」

曰：「使齐人傅之。」

戴不胜说：「请齐国人来教他。」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孟子说：「一个齐国人教他，许多楚国人在旁边喧扰干扰，即使每天鞭打他要他说齐国话，也不可能做到；把他带到齐国临淄的庄岳街区住上几年，即使每天鞭打他要他说楚国话，也不可能了。你说薛居州是个善士，让他住在国王身边。如果在国王身边的人，无论年长年幼、地位高低，都是薛居州那样的人，国王跟谁去做坏事呢？如果在国王身边的人，无论年长年幼、地位高低，都不是薛居州那样的人，国王跟谁去做好事呢？单独一个薛居州，能对宋王有多大影响呢？」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

公孙丑问道：「不去拜见诸侯，是什么道理？」

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

孟子说：「古时候，不是人家的臣属就不去拜见。段干木跳过墙垣来躲避魏文侯，泄柳关上门不接纳鲁穆公，这都做得过分了。情况紧迫的时候，见一见也是可以的。阳货想要孔子来拜见他，但又不想担上无礼的名声。按照礼制，大夫赐给士人东西，如果士人不在家亲自接受，士人要去大夫门上致谢。阳货趁孔子不在家的时候，送给孔子一只熟猪（蒸豚）；孔子也趁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登门致谢。当时如果阳货先派人来请，孔子难道能不去见吗？曾子说：『缩着肩膀谄笑讨好，比在夏天烈日下劳作在菜地里还要痛苦。』子路说：『没有共同的志向却与人交谈，看他脸上的惭愧之色，那不是我子路所懂得的做法。』由此来看，君子所修养培育的东西，就可以知道了。」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

戴盈之说：「实行十分取一的税制，废除关卡和集市的税收，今年还做不到。请先减轻一些，等到明年，然后再完全废除，怎么样？」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孟子说：「现在有个人每天都偷邻居的鸡，有人告诉他说：『这不是君子的行为。』他说：『请让我减少一些，每个月偷一只鸡，等到明年，然后再完全停下来。』如果知道那是不义的行为，就应该赶快停止，为什么要等到明年呢？」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公都子说：「外面的人都说夫子喜好辩论，请问是为什么呢？」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孟子说：「我哪里是喜好辩论呢？我是不得已啊。天下有生民以来已经很久了，经历一治一乱的反复。尧的时代，洪水逆向泛滥，在中原大地上横流，蛇和龙在其中栖居，百姓无处安居。地势低洼处的人在树上筑巢居住，地势高处的人在山上挖窟穴居住。《尚书》上说：『洚水使我警惕。』洚水就是洪水。上天命令禹来治理它，禹掘通土地将水引入大海，驱赶蛇龙放到湖泽（菹）中去。水从陆地中间流走，就是长江、淮河、黄河、汉水。险阻之地已经疏通，危害人类的鸟兽也消失了，这样百姓才得以在平坦的土地上安居。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尧、舜去世之后，圣人之道衰落了。暴君一个接一个出现，他们拆毁宫室来挖掘污池，百姓无处安息；荒废田地来开辟苑囿，使百姓得不到衣食。邪说和暴行又相继兴起，苑囿、污池、沼泽越来越多，禽兽也大量繁殖。到了纣王的时代，天下又大乱起来。周公辅佐武王，诛杀了纣王，讨伐了奄国，历时三年讨平了那些反叛的国君，把飞廉驱逐到海边而杀掉。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个，驱赶了虎、豹、犀牛、大象，使它们远离人烟。天下百姓大为喜悦。《尚书》上说：『多么光明伟大啊，文王的谋略！多么弘扬继承啊，武王的功烈！恩佑开导我们后人，都能走上正道没有缺失。』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世道衰落，正道微弱，邪说和暴行又兴起，臣子杀害国君的事有了，儿子杀害父亲的事也有了。孔子感到忧惧，于是作了《春秋》。《春秋》所记载的，本是天子才能裁处的大事。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圣明的君王不再出现，诸侯放纵任意，隐居的处士随意发表议论，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满天下。天下的言论，不归于杨朱一派，就归于墨翟一派。杨朱主张一切为自己，这是眼中没有君主；墨翟主张兼爱，这是心中没有父亲。没有父亲、没有君主，这就是禽兽。公明仪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百姓面有饥色，野外有饿死的人，这是带领禽兽来吃人啊。』杨朱、墨翟的学说不消除，孔子的道义就不能显扬，这就是用邪说欺骗百姓，堵塞仁义之道。仁义之道被堵塞，就会带领禽兽来吃人，最终人与人之间也会互相吞食。我为此感到忧惧，所以捍卫先圣的道义，抵制杨朱和墨翟，驱斥放荡不羁的言论，使邪说不能兴起。邪说在人心中兴起，就会害及人的行事；在人的行事中兴起，就会害及国家的政治。圣人如果再世，也不会改变我的这些话。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从前禹抑制了洪水，天下才得以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驱逐了猛兽，百姓才得以安宁；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才感到惧怕。《诗经》上说：『征伐戎狄，惩处荆舒，于是再没有人敢抵抗我。』无父无君的人，就是周公所要征伐惩处的。我也想端正人心，消除邪说，抵制偏颇的行为，驱斥放荡的言辞，以此来继承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我哪里是喜好辩论呢？我是不得已啊。能够用言辞抵制杨朱、墨翟的人，就是圣人的门徒。」

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匡章说：「陈仲子难道不是真正的廉洁之士吗？他居住在于陵，三天没有吃东西，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了。井边有棵李树，果子被蛴螬（一种啃食果实的虫）咬蛀过半，他爬过去摘来吃，咽了三口之后，耳朵才能听见，眼睛才能看见。」

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

孟子说：「在齐国的士人中，我一定把仲子看作佼佼者。虽然如此，仲子的廉洁又怎能真正做到呢？要充分实践仲子的操守，就必须成为蚯蚓才能做到。蚯蚓，向上吃干燥的泥土，向下饮地下的泉水。仲子所住的房子，是伯夷建造的呢，还是盗跖建造的呢？他所吃的粮食，是伯夷种植的呢，还是盗跖种植的呢？这些都无从得知。」

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纑，以易之也。」

匡章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亲自编草鞋，妻子绩麻纺线（辟纑），用这些来换取食物和住所。」

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锺。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于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顣曰：『恶用是鶃鶃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于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孟子说：「仲子出身于齐国的世代贵族之家。他的兄长陈戴，封地在盖邑，俸禄有万钟之多。他认为兄长的俸禄是不义之禄而不肯接受，认为兄长的房子是不义之室而不肯居住，离开兄长、远离母亲，住在于陵。有一天他回到家里，恰好有人送给他兄长一只活鹅，他皱着眉头说：『用这嘎嘎叫的东西干什么！』又过了几天，他母亲把那只鹅杀了给他吃。他兄长从外面回来说：『这是那嘎嘎叫（鶃鶃）的肉啊。』他便走出去把它吐掉了。母亲做的就不吃，妻子做的就吃；兄长的房子不肯住，于陵的房子就住。这难道还算能把他那一套彻底推行贯彻吗？像仲子这样的人，必须化成蚯蚓，才能真正实践他那种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