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定公九年（前501），郑国执政驷歂（子然）杀了邓析，却采用了他所制定的竹刑。《左传·定公九年》只用了九个字记录此事："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寥寥数语，却意味深长——杀其人而用其法，说明竹刑的实用价值已经超越了对创制者的政治排斥。

竹刑与讼学

邓析是郑国人，约活动于前6世纪末。他的"竹刑"写在竹简之上，与子产铸刑书于青铜鼎不同，竹简更便于抄写和流通，也更容易修改。竹刑的具体条文已不可考，但它作为私人编纂的法律文本，与官方公布的刑书形成了对照：法律解释不再由官府独占，个人也可以整理、传播甚至改写法律。

邓析不仅制刑书，更以教人诉讼为业。《吕氏春秋·离谓》说他"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以衣物为报酬，替人打官司。他善于操弄两可之辞，能将同一件事论证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这种辩术引起了执政者的恐惧：如果人人都学会了操弄语言来规避法律，秩序将无从维持。

名辩之祖

邓析被后世视为名家（名辩之学）的先驱人物。他的辩术与后来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惠施的"历物十事"虽然思路不同，但都属于对语言、概念和逻辑关系的自觉操作。《荀子·非十二子》将邓析与惠施并列批评，说他们"好治怪说，玩琦辞"。

驷歂杀邓析的动机，更可能是政治性的而非纯粹学术性的。邓析聚众讲学、教人争讼，直接挑战了执政者对法律的垄断解释权。但他被杀后竹刑仍然被采用，这一事实说明法律文本一旦产生，就具有独立于作者的生命力。

今本《邓析子》二篇（《无厚》《转辞》）为后人伪托，不能用来还原邓析本人的思想。关于邓析，可靠的材料仅限于《左传》的九字记录和《吕氏春秋》《荀子》中的片段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