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践奄之后，周公着手实施一项酝酿已久的工程：在天下之中营建新都。镐京偏处关中西隅，距殷商故地和东方诸侯路途遥远，不便于控制新征服的广大区域。周人选定洛水北岸（今洛阳瀍河两岸一带），在此营建成周与王城，形成"宗周—成周"东西两京并立的格局。

卜宅与营建

《尚书·召诰》详细记载了营建前的卜宅过程。周公先派召公到洛地勘察，召公"三月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先占卜涧水之东、瀍水之西和瀍水之东三处地点，然后将卜兆呈报周公。《洛诰》则记录了周公到达洛地后的后续工作：确认城址、规划宫室、安排祭告，并向成王报告营建进展。这两篇诰命保存了西周城市规划中宗教仪式与行政决策紧密结合的实况。

营建成周需要大量劳动力。据传世文献，被迁至洛邑的殷商遗民（"殷顽民"）是主要的劳役来源。周人把东方潜在的不安定因素集中到王都附近，既便于监控，也利用其劳力完成了大规模城建工程。

"宅兹中国"

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何尊，是目前已知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实物。铭文记载成王在成周对宗小子训话："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此处"中国"指的是天下地理与交通之中心——洛邑位于九州贡道汇集之处，"中国"是一个地理方位概念，与后世的国家名称含义截然不同。

何尊铭文的价值不止于"中国"二字。它直接证实了武王克商后即有营建洛邑的规划，而不是周公的独创。这与《逸周书·度邑》所载武王克商后"夜不寐"、反复思考迁都洛邑的记载相吻合，说明东都计划是武王—周公两代人的连续工程。

两京体制与知识东迁

成周落成后，王朝的政治重心发生了微妙的转移。宗周（镐京）仍然是宗庙社稷所在、祖先祭祀的中心，而成周则承担了更多的行政和外交功能：诸侯朝会在此举行，殷遗民在此安置，部分典册和礼器也随之东迁。

这种两京格局对知识传承有直接影响。王室的史官、乐官和礼官需要在两京之间配置，典册档案出现了分散保存的可能。到西周晚期王室衰微之后，成周所藏的典籍成为诸侯争相取法的对象——春秋时"问礼于洛"的传统即源于此。《左传·昭公二年》载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可见典册在诸侯国的流传已超出王室独占的范围，而这一过程的起点，正是成周落成后典册从宗周向东方的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