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称霸凡四十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论语·宪问》），葵丘之会是其霸业的顶点。僖公九年（前651），齐桓公会宋、卫、郑、许、曹诸国君于葵丘（今河南兰考东），周襄王派宰孔赐桓公文武胙与彤弓矢、大路，命曰"无下拜"。桓公欲从之，管仲谏阻，桓公遂下拜受赐。

盟辞五禁

《左传·僖公九年》记载此会"束牲载书"而不歃血，以示信而不杀。《孟子·告子下》则保存了盟辞的五条禁令：一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二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盟辞涵盖嫡庶之分、用人之法、关市流通等，实质上是霸主以周礼名义对列国内政的规范约束。

不过，孟子所述五禁是否就是原始盟书全文，历来有疑。《左传》与《公羊传》对葵丘之会的叙述侧重不同，《公羊传》甚至将此年与僖公四年召陵之盟混论。盟辞经过层累转述，其中"取士必得"等条目是否为原貌，无法断言。

霸政与周礼

葵丘之盟的深层意义在于霸主与王室的关系。周王赐胙赐命而桓公下拜，形式上维持了君臣之分。但"束牲载书"这一盟会形式本身已说明，天子不能直接号令诸侯，需要霸主代行组织。掌辞令、知旧典的士与官员——如管仲、隰朋——成为霸政运转不可缺少的知识群体。会盟需要拟定载书、宣读辞令、安排礼仪，这些技术性工作使旧王官知识在新的政治格局中找到了用武之地。

然而盟辞所代表的秩序是脆弱的。《左传》紧接着记载宰孔对晋侯说："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预判桓公之霸不可久持。事实上，僖公九年秋葵丘之会时，桓公已有骄色——《孟子》所谓"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五命曰……"之后"桓公背之"。此后齐国内乱，霸业遂衰。

从葵丘到泓水之战

葵丘之盟代表的是霸者"尊王攘夷"仍能号召列国的阶段。十三年后宋襄公试图以古礼规则打仗，已无法约束现实。从葵丘之盟到泓水，可以看到周礼作为列国共同语言的效力正在迅速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