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卒年没有确切记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仅言"孟轲，驺人也"，叙其游梁、游齐的经历，却未明记生卒之年。后世通行的前372年至前289年的说法，主要依据钱穆等学者从《孟子》文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反推而得，并非定论。

游说与退归

孟子一生的核心经历是游说诸侯。他先见梁惠王，以"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开篇，表明儒家与富强路线的根本分歧。后至齐国，与齐宣王论政，"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名场面出自这段经历。他还在滕国与农家许行的信奉者辩论，与告子论性善，是战国诸子中辩论场次被记录最多的一位。

然而孟子的政治主张从未被哪一位君主完整采纳。他力主的王道——以仁政得民心而王天下——在战国兼并激烈的格局下缺乏实践空间。晚年他退回邹地，从游说者转为著述者。

《孟子》七篇

《史记》称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今本《孟子》七篇——《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每篇分上下，共十四卷。《汉书·艺文志》另著录"《孟子》十一篇"，其外四篇后世视为伪作，已佚。

"作七篇"不应理解为孟子独自坐下一气写成。从文本结构看，各篇以对话为主，记录的是不同场合、不同时期的论辩和议论，很可能由孟子本人口述、弟子记录，最后经万章等门人编排成书。这与《论语》由弟子和再传弟子编纂的情形类似，但《孟子》的长篇论辩远比《论语》的短章语录更为系统。

思想遗产

孟子的核心贡献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性善论，以四端之心为人人固有的道德禀赋，确立了儒学心性论的起点。其二是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先秦政治思想中最为明确地把民众置于君主之上。其三是对"王霸之辨"的坚持——真正的王者以德服人，霸者以力假仁，二者不可混淆。

孟子身后，其学并不立即显赫。《韩非子·显学》称"儒分为八"，孟子一支仅为其中之一。汉代赵岐为《孟子》作注，唐代韩愈推崇孟子为承接孔子道统的关键人物，但《孟子》升入经书之列是宋代朱熹将其纳入"四书"之后的事。从战国一位未能实现政治抱负的游说之士，到宋明理学中与孔子并称的"亚圣"，这条路走了一千五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