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心下

公孙丑问曰：「何谓也？」

公孙丑问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孟子说：「梁惠王为了争夺土地，让百姓白白送死去打仗，结果大败；想再打，又怕打不过，便驱使他所亲爱的子弟去送死陪葬，这就叫做把害延及所爱之人。」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孟子说：「《春秋》所载，没有一场战争是正义的。有的只是此战比彼战稍好一些罢了。所谓『征』，是上对下的讨伐，对等的国家之间是不能相互『征』的。」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说：「对《书》（即《尚书》）全部相信，还不如没有《书》。我读《武成》篇，只取其中两三片竹简的内容罢了。仁人在天下无敌，以最仁义之人去讨伐最不仁之人，怎么会血流得连舂米的木杵都漂起来呢？」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

孟子说：「有人说『我善于布阵，我善于作战』，这是大罪。国君若能爱好仁义，天下便无人能与之对抗。当年武王伐殷，只有战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武王对殷商百姓说：『不要害怕！我是来安抚你们的，不是来与百姓为敌的。』那些百姓便如山崩一般，纷纷叩头拜服。『征』这个字，其义为『正』，各人都想使自己得到匡正，哪里用得着打仗呢？」

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说：「木匠、车轮匠能把规矩法则传授给人，却不能使人变得心灵手巧。」

孟子曰：「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说：「舜当年吃干粮、嚼野草的时候，好像会这样过一辈子；等到他做了天子，穿着华美的衣服，弹着琴，由娥皇女英两位妃子侍奉左右，却又好像本来就有这一切一样。」

孟子曰：「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闲耳。」

孟子说：「我如今才深知杀害他人亲属之事的严重：杀了别人的父亲，人家也会来杀你的父亲；杀了别人的兄长，人家也会来杀你的兄长。如此说来，虽非亲手自杀，但其间也不过隔了一层罢了。」

孟子曰：「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孟子说：「古代设立关卡，是为了抵御暴乱。如今设立关卡，却是用来实施暴虐的。」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

孟子说：「自身不践行道义，道义便不能在妻子儿女那里得到推行；役使他人若不合乎道义，道义便不能在妻子儿女那里得到推行。」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

孟子说：「财用充裕的人，荒年也饿不死他；德行丰厚的人，乱世也扰乱不了他。」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

孟子说：「好名声的人，能够辞让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若不是这样的人，即便是一筐饭、一碗羹，也会在脸上显露出贪利之色。」

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

孟子说：「不信用仁人贤者，国家就会空虚无力；没有礼义，上下就会混乱；没有良好的政事，财用就会匮乏不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说：「不仁却能得到一国，这是有过的；不仁却能得到天下，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

孟子说：「百姓最为宝贵，社稷（国家）次之，君主最轻。因此，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便可成为天子，得到天子的认可便可成为诸侯，得到诸侯的认可便可成为大夫。诸侯危害社稷，就废掉他，另立新君。祭祀用的牺牲已经备好，祭祀用的黍稷已经洁净，祭祀也按时举行，然而仍然旱涝灾害不断，就废掉社稷，另立新的社稷之神。」

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

孟子说：「圣人，是百代的老师，伯夷、柳下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听闻了伯夷风范的人，贪婪的人变得廉洁，懦弱的人立定了志向；听闻了柳下惠风范的人，刻薄的人变得敦厚，鄙陋的人变得宽容。他们振奋于百代之前，百代之后，凡是听闻其风范的人，没有不受到感奋鼓舞的。不是圣人，能做到这样吗？何况是亲身受到熏陶感化的人呢？」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说：「『仁』就是『人』。合而言之，便是『道』。」

孟子曰：「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

孟子说：「孔子离开鲁国时，说：『我走得多么迟缓啊。』这是离开父母之国应有的心情。离开齐国，则是捞起正在淘洗的米便走，这是离开他国应有的心情。」

孟子曰：「君子之戹于陈蔡之闲，无上下之交也。」

孟子说：「君子在陈国、蔡国之间遭遇困厄，是因为上无执政者的往来结交，下无百姓的支持援助。」

貉稽曰：「稽大不理于口。」

貉稽说：「我貉稽被众人的议论深深中伤。」

孟子曰：「无伤也。士憎兹多口。《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文王也。」

孟子说：「没有关系。士人最厌恶的就是这许多非议之口。《诗经》说：『忧心悄悄，被一群小人所怨恨。』这说的是孔子的遭遇。『竟使那怨恨也不能消除，也不能使那声誉陨落。』这说的是文王的遭遇。」

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昬昬，使人昭昭。」

孟子说：「贤明的人是以自己清明的认识去启发别人，使别人也达到清明；如今的人却是以自己昏昧的认识，想要让别人达到清明。」

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蹊闲，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闲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孟子对高子说：「山间小路，若是时常有人走便踏成了大路；若是一段时间没人走，茅草就会把它堵塞。如今茅草已经把你的心堵塞了。」

高子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

高子说：「禹的音乐，胜过文王的音乐。」

孟子曰：「何以言之？」

孟子说：「凭什么这样说呢？」

曰：「以追蠡。」

高子说：「因为禹的钟的钟纽磨损严重（说明用的时间更长，更受重视）。」

曰：「是奚足哉？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

孟子说：「这怎么足以说明呢？城门下的车辙深痕，难道是两匹马的力量造成的吗？（不过是车来车往磨损的结果。）」

齐饥。陈臻曰：「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殆不可复。」

齐国发生饥荒。陈臻说：「国人都以为先生将会再次向齐王进言开发棠邑的粮仓，大概不可以再这样做了吧。」

孟子曰：「是为冯妇也。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孟子说：「那样做便成了冯妇了。晋国有个叫冯妇的人，善于搏虎，后来终于改过成为善人。有一次他来到野外，见众人追逐一只老虎，老虎背靠山角，没有人敢去触碰它。众人远远见到冯妇，都跑上去迎接他。冯妇捋起袖子跳下车来。众人都高兴，而那些士人却嗤笑他。」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孟子说：「口对于味道、眼对于色彩、耳对于声音、鼻对于气味、四肢对于安逸，这些虽是人的本性，但能否满足却在于命运，所以君子不把它们仅仅归结为本性（而强求满足）。仁之于父子关系、义之于君臣关系、礼之于宾主关系、智之于贤者、圣人之于天道，这些虽在于命运，但其中本有人的本性在，所以君子不把它们仅仅归结为命（而放弃努力）。」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

浩生不害问道：「乐正子是什么样的人？」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孟子说：「是善良之人，是诚信之人。」

「何谓善？何谓信？」

浩生不害问：「什么叫善？什么叫信？」

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孟子说：「令人心向往之、值得追求的叫做善；善已充实于自身叫做信；充实而又焕发出光辉叫做美；充实有光辉而又能感化他人叫做大；伟大而又能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化叫做圣；圣到令人无法测知其奥妙叫做神。乐正子处于善、信二者之中，介于美、大、圣、神四者之下。」

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

孟子说：「从墨家逃离出来的人，必然归向杨家；从杨家逃离出来的人，必然归向儒家。归来了，就接纳他便是了。如今与杨、墨辩论的人，就像是追赶跑出圈栏的猪一样，已经把它赶进了猪圈，还要再去捆缚它的腿。」

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

孟子说：「有布帛之税、粟米之税、劳役之税三种。君子（明君）只用其中一种，另外两种则从缓。若同时用两种，百姓就会有饿死的；若三种同时征用，父子就会离散了。」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孟子说：「诸侯的宝贝有三样：土地、人民、政事。把珠宝玉器当作宝贝的，祸殃必然降临到自身。」

盆成括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括在齐国做了官。孟子说：「盆成括死定了！」

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

盆成括果然被杀。门人问道：「先生是怎么知道他将被杀的？」

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

孟子说：「他的为人，有一点小聪明，却从未听闻君子的大道，这就足以招来杀身之祸了。」

孟子之滕，馆于上宫。有业屦于牖上，馆人求之弗得。或问之曰：「若是乎从者之廀也？」

孟子到滕国，住在上宫。有人把做好的鞋子放在窗台上，后来馆舍的人找不到了。有人问孟子：「难道是跟随先生的人藏匿（偷了）吗？」

曰：「子以是为窃屦来与？」

孟子说：「你认为他们是为了偷鞋才来的吗？」

曰：「殆非也。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那人说：「大概不是的。先生设立教学，去者不追，来者不拒，只要是抱着求学之心而来，就接纳他罢了。」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逾之类也。」

孟子说：「人人都有不忍心做某些事的地方，把这种心推广到所有不忍心做的事情上，便是仁；人人都有不肯做某些事的地方，把这种心推广到所有不肯做的事情上，便是义。人若能充分扩展那不愿伤害别人的心，仁德便用之不尽；人若能充分扩展那不愿穿墙越壁（为非作歹）的心，义便用之不尽。人若能充分扩展那不愿被人以『你、我』之类轻慢之词呼叫的羞耻心，那么无论到哪里都能做到义了。士人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开口，是用言语来钻营讨好；该说话的时候却沉默不言，是用沉默来钻营讨好，这些都属于穿墙越壁一类的行为。」

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

孟子说：「言辞浅近而意旨深远的，是好言论；操守简约而推及广博的，是好的道。君子的言论，不过是日常身边之事，而道义就存在其中。君子的操守，就是修养自身，而天下因此得到太平。人的毛病就是放弃自己的田地不去耕耘，却去给别人除草——对别人要求多，对自己承担的却少。」

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说：「尧、舜是天生本性如此（合乎礼义）；汤、武则是通过努力复归礼义。举止容貌、进退周旋都合乎礼节，这是盛德的极致。哭悼死者时真心哀痛，不是做给活人看的；践行德行始终不偏离，不是为了求取利禄；言语必然诚信，不是为了端正自己的名行。君子依据法则而行，等待天命的安排罢了。」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说：「游说权贵，就要把他们看得渺小，不要把他们那高高在上的样子放在眼里。堂屋高达数仞、屋椽端头长达数尺，我即便得志也不会这样做；面前摆满一丈见方的食物、侍妾数百人，我即便得志也不会这样做；纵情享乐、纵酒高歌、驰骋田猎、随从车辆多达千乘，我即便得志也不会这样做。他们那里所有的，都是我所不为的；我这里所守的，都是古圣先王的制度，我有什么可畏惧他们的呢？」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孟子说：「修养心性，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方法了。一个人欲望少，即便本心有所失守，也是很少的；一个人欲望多，即便本心有所保全，也是很少的。」

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

曾皙生前嗜好羊枣（一种小野果），曾子因此不忍心吃羊枣（以示对父亲的思念）。公孙丑问道：「脍炙（切细的肉和烤肉）与羊枣哪个更美味？」

孟子曰：「脍炙哉！」

孟子说：「当然是脍炙更美！」

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

公孙丑说：「那么曾子为何吃脍炙却不吃羊枣？」

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

孟子说：「脍炙是众人共同喜好的，羊枣是曾皙独有的嗜好。避讳名字而不避讳姓氏，是因为姓氏是众人共用的，而名字是独用的。」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

万章问道：「孔子在陈国时说：『何不回去吧！我家乡的那些士人，志向高远而行事简略，进取有为，不忘初心。』孔子在陈国，为何思念鲁国的狂放之士？」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孟子说：「孔子说『找不到行中道的人来交往，就一定要找狂者或狷者吧！狂者积极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孔子难道不想找中道之人吗？不一定能找到，所以才想着退而求其次。」

「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

万章问：「请问怎样才算是狂者？」

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

孟子说：「像琴张、曾皙、牧皮这样的人，就是孔子所说的狂者。」

「何以谓之狂也？」

万章问：「为什么称他们为狂者？」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

孟子说：「他们志向高亢，口口声声说『古人啊，古人』，但平心考察他们的行为，却与他们的言论不相符合。若连这样的狂者也找不到，便想找那些不屑于做污秽之事的士人来相与，这就是狷者，这又是再次一等了。孔子说：『走过我家门口而不进入我室的，我不以为遗憾的，大概只有乡原这种人吧！乡原，是败坏道德的人。』」

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

万章问：「怎样才算是乡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孟子说：「乡原批评狂者说：『何必那样志大言大呢？言辞不顾行动，行动不顾言辞，却总是说：古人啊，古人。行为为什么那么孤僻冷落？生在这个世上，就要为这个世界做事，做到被人称善就可以了。』这种阉然媚俗于世的人，就是乡原。」

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

万章说：「一乡的人都称他为老实厚道之人，无论到哪里都是老实厚道之人，孔子却认为他是败坏道德的人，这是为什么呢？」

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孟子说：「想要批评他，却找不到可以批评的具体过失；想要指责他，却找不到可以指责的地方。他与流俗同流合污，与污浊的世道相合；平日里好像忠厚诚信，行动上好像廉洁公正；众人都喜欢他，他自己也以为自己是对的，但却无法与他一起进入尧舜的大道，所以说他是败坏道德的人。孔子说：『我憎恶似是而非的东西：憎恶狗尾草，是怕它扰乱禾苗；憎恶巧言谄媚，是怕它扰乱道义；憎恶利口之人，是怕他扰乱诚信；憎恶郑国之声，是怕它扰乱雅乐；憎恶紫色，是怕它扰乱朱色；憎恶乡原，是怕他扰乱道德。』君子不过是返归常道罢了。常道正了，百姓就兴起向善；百姓兴起向善，邪僻的人与事也就没有了。」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馀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馀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孟子说：「从尧、舜到汤，有五百多年，像禹、皋陶，是亲眼见到尧舜而了解其道的；像汤，则是听闻而了解的。从汤到文王，有五百多年，像伊尹、莱朱，是亲眼见到汤而了解其道的；像文王，则是听闻而了解的。从文王到孔子，有五百多年，像太公望、散宜生，是亲眼见到文王而了解其道的；像孔子，则是听闻而了解的。从孔子到如今，已有一百多年，距离圣人所处的时代，近到这种程度；靠近圣人居住之地，近到这种程度，然而竟然没有（继承圣道的人），那也就真的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