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太史公自序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自从司马氏离开周室前往晋国之后，子孙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那一支，曾任中山国相。在赵国的那一支，以传授剑术和议论著称，蒯聩是其后裔。在秦国的那一支名叫错，曾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命司马错率军伐蜀，最终攻克，并留守其地。错的孙子靳，侍奉武安君白起。此时少梁改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一同坑杀赵国长平降军，班师后又与白起一同被赐死于杜邮，葬于华池。靳的孙子昌，在始皇时任秦国主管铁器的官员。蒯聩的玄孙卬，曾为武信君麾下将领，在朝歌一带征伐。诸侯互相分封称王之时，卬被封为殷王。汉军讨伐楚国，卬归附汉室，其封地设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任汉朝市长。无泽生喜，喜官至五大夫，去世后皆葬于高门。喜生谈，谈即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闲，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太史公（司马谈）向唐都学习天文星象，向杨何学习《易》，向黄子学习道家学说。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任职，怜悯学者们不能通达各家学派的主旨而师法错乱，于是撰论六家的要义如下：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易·系辞传》说：「天下的人归趋一致，而思虑百端；目的相同，但路途各异。」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诸家，都是致力于治理天下的学派，不过是各自论述的途径不同，有繁简详略之别罢了。我曾私下考察阴阳家的学术，推崇祥瑞、禁忌繁多，使人拘束而多有畏惧；然而其排列四时运行的大法则，却是不可忽视的。儒家广博而缺乏要领，劳苦而收效甚少，因此其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其规范君臣父子之礼，排列夫妇长幼之分，却是不可更改的。墨家崇尚节俭而难以遵循，因此其主张不能普遍推行；然而其强调固本节用，却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严苛而少有仁恩；然而其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却是不可改变的。名家使人思维拘谨而容易失去真实；然而其正名责实的方法，却是不可不审察的。道家使人精神专注统一，行动契合无形之道，充足万物之需。其为学之术，顺应阴阳四时的大法，采纳儒墨两家的长处，撮取名法两家的要义，随时推移，顺物变化，立身处世，无所不宜，旨意简约而易于把握，事务简少而功效宏大。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的仪表，主倡臣和，主先臣随。如此则君主劳累而臣下安逸。至于大道的要义，在于去除强健贪羡之心，摒弃聪明智巧，舍弃这些而任凭自然之术。精神过分使用则枯竭，形体过分劳累则败坏。形神骚动不安，却想与天地同久长，这是闻所未闻的。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阴阳家以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有其教令，顺从的昌盛，违逆的不死也灭亡——这并不一定如此，所以说「使人拘谨而多有畏惧」。春天萌生，夏天生长，秋天收获，冬天收藏，这是天道的大纲纪，不顺从则无从成为天下的纲纪准则，所以说「四时的大顺序，不可失去」。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儒家以六艺为准则。六艺的经典与传注数以千万计，累世不能通晓其学，一生不能穷究其礼，所以说「广博而缺乏要领，劳苦而收效甚少」。至于排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定夫妇长幼之分，即使百家也无法更改。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能废也。

墨家也推崇尧舜之道，讲述尧舜的德行说：「堂基高三尺，土阶只有三级，茅草屋顶不加修剪，椽木不加刮削。用土制食器吃饭，喝土制饮器中的汤，吃粗粮杂粮，喝藜藿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送葬用的棺木只有三寸厚，举哀时哭声不能尽情宣泄。墨家以此作为丧礼之教，必以此为万民的规范。若让天下都效法这套做法，则尊卑无别。时世不同，事业也不必相同，所以说「节俭而难以遵循」。其要义在于加强农本、节省费用，这是使人人自足、家家有余的之道。这是墨子的长处，即使百家也无法废弃。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法家不区分亲疏关系，不分别贵贱高下，一律以法律裁断，这样亲爱亲人、尊重尊者的恩情就断绝了。可以用于一时的权宜之计，而不能长久推行，所以说「严苛而少有仁恩」。至于尊崇君主、贬抑臣下，明确职分不得相互僭越，即使百家也无法改变。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名家苛刻烦琐、缠绕纠结，使人不能反观自身本意，专门以名分来判决一切，因而失去人之常情，所以说「使人思维拘谨而容易失去真实」。至于把握名称以责求实际，反复验证而不失误，这却是不可不审察的。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道家主张无为，又说无所不为，其实践易行，但其言辞难以理解。道家之术以虚无为根本，以因循自然为功用。没有固定的形势，没有一成不变的形态，因此能够穷究万物的情理。不走在万物的前面，不落在万物的后面，因此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则又超越法则，顺应时势而建功立业；有尺度又超越尺度，因物随合而不执着。所以说：「圣人不朽，在于守住时变。虚静是道的常态，因循是君道的纲领。」群臣一同前来，让他们各自表明自己。其实际符合其言论的，称之为端（正直）；实际不符合其言论的，称之为窾（空洞）。空洞虚假之言不被采纳，奸邪便不会滋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明，是非黑白就此显现。在于所要任用的而已，何事不能成就？于是契合大道，浑混冥寂。光耀天下，又复归于无名。凡人所以生存者是精神，所依托者是形体。精神过分使用则枯竭，形体过分劳累则败坏，形神分离则死亡。死去的不能复生，分离的不能复合，所以圣人对此慎重。由此观之，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器具。不首先安定精神（与形体），却说「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什么呢？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太史公已经掌管天文历法之官，不治理民政。有一个儿子名叫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迁出生于龙门，在河山之南耕作放牧。年十岁便诵读古文典籍。二十岁时向南游历江淮一带，登上会稽山，探访禹穴，远望九疑山，泛舟沅水、湘水；向北渡过汶水、泗水，在齐鲁的都城讲习学业，观览孔子遗留的风化，在邹、峄一带参与乡射之礼；在鄱（番）、薛、彭城一带历经困厄，途经梁、楚而归。此后迁入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向南经略邛、笮、昆明一带，返回后向朝廷复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闲。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家的封禅大典，而太史公（司马谈）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因此怀恨发愤，临近去世。儿子迁恰好出使归来，在河洛之间见到父亲。太史公握住迁的手哭泣说：「我的先祖是周室的太史。上世曾在虞夏时建立功名，主管天文历法之事。后世中道衰落，要断绝在我这里了吗？你若再为太史，就能续接我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千年传统，封禅泰山，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后，你必须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要论著的事情。再说，孝道始于侍奉父母，中在侍奉君主，终于立身于世。在后世扬名显声，以彰显父母，这是孝道中最大的事。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德行，宣扬周公召公的遗风，通达太王、王季的深谋远虑，上溯至公刘，以尊崇后稷。周幽王、厉王之后，王道缺损，礼乐衰败，孔子修整旧典、振兴废弛，整理诗书，著作《春秋》，于是学者至今奉为准则。自鲁国获麟以来已有四百余年，诸侯兼并，史记散失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事迹，我身为太史却没有论述记载，荒废天下的史籍文献，我深感忧惧，你要牢记啊！」迁俯首流涕说：「儿子虽不聪敏，请让我将先人所整理的旧闻旧事，全部加以论述，不敢有所缺漏。」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父亲去世三年后，迁升任太史令，得以阅读石室金匮中收藏的史籍文书。又过了五年，到了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朝廷开始改订历法，建颁于明堂，诸神各受历法纪录。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太史公说：「先父曾说过：『自周公去世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去世至今又五百年，有能继明盛世、端正《易传》、续接《春秋》、根本于《诗》《书》《礼》《乐》之际的人吗？』其意是在我这里吧！其意是在我这里吧！小子我怎敢推辞！」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上大夫壶遂说：「当年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董仲舒）说：『周道衰废，孔子任鲁国司寇，诸侯妨害他，大夫阻塞他。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论不会被采纳、道义不会得到推行，便在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之中，评判是非，以此作为天下的仪表，贬斥天子，斥退诸侯，谴责大夫，以此传达王道而已。』孔子说：『我想把道义记载于空洞的言辞，不如呈现于具体的史事之中，深切而显明。』《春秋》这部书，向上彰明三王之道，向下辨析人事的纲纪，分辨嫌疑，明确是非，判定犹豫，褒奖善行，惩恶丑行，尊重贤能，贬抑不肖，存续灭亡之国，接续断绝之世，补救废弛，振兴颓废，这是王道中最重要的事。《易》陈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善于论变化；《礼》经纪人伦关系，所以善于教人行事；《书》记录先王的事迹，所以善于论政事；《诗》描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牝牡，所以善于论风化；《乐》奠立乐的根本，所以善于促进和谐；《春秋》辨明是非，所以善于治理人。因此，礼用以节制人，乐用以激发和谐，书用以传达事务，诗用以表达意志，易用以传达变化，春秋用以传达义理。拨正乱世、使之回归正道，没有比《春秋》更切近的了。《春秋》文字成于数万，其旨义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春秋》所记，臣弑君三十六起，亡国五十二个，诸侯奔亡不能保全其宗庙社稷的不可胜数。审察其原因，都是失去了根本。所以《易》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又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根由积累已久』。因此，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懂《春秋》，面前有谗言而看不出来，身后有奸贼而不自知。作为臣子的人不可以不懂《春秋》，遵守常规事务而不知其适宜，遭遇变故而不知权变。作为君主父亲却不通《春秋》之义，必定蒙受首恶之名。作为臣子儿子却不通《春秋》之义，必定陷入篡位弑逆的惩处和死罪之名。他们实际上都自以为是在行善，却不知道行事的义理，被空洞的罪名所加而不敢推辞。不通礼义之旨，就会导致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君不像君则犯上，臣不像臣则受诛，父不像父则无道，子不像子则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的大过失。将天下的大过失加诸他身，他便只能承受而不敢推辞。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最高准则。礼禁止于事情发生之前，法施用于事情发生之后；法的作用容易看见，而礼所禁止的东西却难以察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壶遂说：「孔子那个时代，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所以作《春秋》，留下空文以裁断礼义，作为一王之法。如今您上遇明主天子，下守职责，万事齐备，各有序列，您所要著述的，是想阐明什么呢？」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太史公说：「是是是，不不不，不是那样的。我听先父说过：『伏羲至为淳厚，作《易》八卦。尧舜的盛世，《尚书》加以记载，礼乐由此创制。商汤周武的鼎盛，诗人歌颂之。《春秋》采录善行贬斥恶行，推崇三代的德行，褒扬周室，并不仅仅是讥刺批评而已。』汉朝兴起以来，至今明天子，获得符瑞，举行封禅，改订正朔，更换服色，承受上天的使命于穆清之中，恩泽流被无穷，海外异俗之人，辗转翻译前来叩关，请求觐见献贡者，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诵颂圣德，犹不能尽情宣达其意。况且有才能的贤士不被任用，是拥有国家者的耻辱；主上明圣而其德行不能广为传闻，是主管部门的过失。而且我曾掌管这一职官，如果荒废明圣盛德而不记载，泯灭功臣、世家、贤大夫的事业而不加叙述，背弃先父的遗言，罪莫大焉。我所说的是叙述旧事、整理其世代传记，并不是所谓的创作，而您将它比之于《春秋》，是错了。」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于是（司马迁）着手编排整理文章。七年后，太史公（司马迁）遭受李陵之祸，被关押于缧绁之中。于是他喟然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已经残毁，不能被任用了。」退而深自思量道：「凡是诗书隐约曲折的著作，都是作者想要实现自己志向的思念之作。昔日西伯（文王）被拘于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困厄于陈蔡，著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写下了《离骚》；左丘明失明，才留下《国语》；孙子被砍去膑骨，才著论了兵法；不韦被迁徙至蜀，世间流传《吕览》；韩非被囚于秦，著《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多是贤圣发愤所作。这些人都是意有郁结，不得通达其道，所以叙述往事，寄托对来者的思念。」于是终于完成了自陶唐（尧）以来至获麟为止的叙述，从黄帝开始。

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遥想往昔黄帝，法天则地，四位圣帝相继遵循次序，各自成就法度；唐尧让位，虞舜不以此自居；帝德之美，万世传颂。作《五帝本纪》第一。

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作夏本纪第二。

大禹治水之功，使九州安定归一，光大了唐尧虞舜的盛世，德泽流被子孙后裔；夏桀骄淫荒乱，于是被放逐于鸣条。作《夏本纪》第二。

维契作商，爰及成汤；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说，乃称高宗；帝辛湛湎，诸侯不享。作殷本纪第三。

契建立商族，延续至成汤；太甲居于桐宫，德业兴盛依赖阿衡（伊尹）辅佐；武丁得到傅说，被尊称为高宗；帝辛（纣王）沉湎酒色，诸侯不再效命朝贡。作《殷本纪》第三。

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幽厉昏乱，既丧酆镐；陵迟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纪第四。

弃（后稷）创立周族，德业兴盛于西伯（文王）；武王牧野一战，实实在在抚定天下；幽王厉王昏乱，相继丧失酆镐之地；国势日益衰落至赧王；洛邑（天子宗庙）的祭祀也中断了。作《周本纪》第四。

维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义，悼豪之旅；以人为殉，诗歌黄鸟；昭襄业帝。作秦本纪第五。

秦的先祖，伯翳辅佐大禹治水；穆公崇尚信义，悼念殉葬于墓中的豪杰之士；以人为殉，《诗》中《黄鸟》篇咏叹此事；昭襄王奠定了帝业基础。作《秦本纪》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二世受运，子婴降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始皇即位之后，并吞六国，熔销兵器铸成钟鐻，只以干戈偃息，尊号称帝，崇尚武力恃力自矜；二世即位，子婴降于汉军，成为俘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

秦失其道，豪杰并起扰乱天下；项梁开创基业，子羽（项羽）承接了它；诛杀秦将（宋义）救援赵国，诸侯拥立他为盟主；诛杀子婴，背弃怀王之约，天下人非议他。作《项羽本纪》第七。

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

子羽（项羽）暴虐无道，汉王（刘邦）推行功德；发愤奋起于蜀汉，还定三秦；诛灭项籍，建立帝业，天下唯此安宁，改制更俗。作《高祖本纪》第八。

惠之早霣，诸吕不台；崇强禄、产，诸侯谋之；杀隐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祸。作吕太后本纪第九。

惠帝早逝，诸吕不自安；崇用强吕禄、吕产，诸侯图谋除之；诛杀隐于幽处的友人，大臣内心深疑，遂至宗庙之祸。作《吕太后本纪》第九。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

汉朝初兴，继嗣之事尚不明朗，迎立代王（刘恒）登临帝位，天下归心；废除肉刑，开放关梁通行，广施恩泽，因此被称为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

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

诸侯骄横放纵，吴国首先发难作乱，朝廷发兵诛讨，七国受到惩处，天下于是翕然大定，安宁富足。作《孝景本纪》第十一。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汉朝兴起五代，隆盛在建元年间，对外驱逐夷狄，对内修整法度，封禅，改订正朔，更换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三代（夏商周）之事年代久远，年代无法确考，大概取自谱牒与旧闻，以此为本，于是略加推算，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而谱牒经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幽王厉王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权，《春秋》有所未能记录；而谱牒简略，五霸迭代盛衰，想要了解周代诸侯相互先后的来龙去脉，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作六国年表第三。

《春秋》之后，陪臣（卿大夫）执掌政权，强国相互称王；一直到秦国，最终兼并诸华（中原各国），灭除封建，独擅帝号。作《六国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闲，天下三嬗，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秦朝既已暴虐，楚人率先发难，项氏遂使天下大乱，汉王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政权三度更迭，事件纷繁，变化众多，因此详细著录《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汉兴已来，至于太初百年，诸侯废立分削，谱纪不明，有司靡踵，强弱之原云以世。作汉兴已来诸侯年表第五。

汉朝兴起以来，至太初年间共百年，诸侯废立分割削减，谱牒记录不够清晰，主管部门无从遵循，强弱兴替的根源随世代而变。作《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第五。

维高祖元功，辅臣股肱，剖符而爵，泽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杀身陨国。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大致是高祖的首功元勋，辅佐之臣为股肱之力，剖符封爵，恩泽流被子孙，然而他们有的已不知宗族昭穆，有的甚至杀身亡国。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闲，维申功臣宗属爵邑，作惠景闲侯者年表第七。

惠帝景帝之间，延续封赐功臣及宗室子弟的爵位封邑，作《惠景闲侯者年表》第七。

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征伐夷蛮，武功爰列。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向北讨伐强悍的胡人，向南诛灭劲勇的越人，征伐四方夷蛮，武功由此列记。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诸侯既强，七国为从，子弟众多，无爵封邑，推恩行义，其埶销弱，德归京师。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诸侯势力已经强大，七国之乱由此而起，诸王子弟众多，无爵无封邑，汉廷推行推恩令，施行仁义，诸侯势力由此消弱，德归天子京师。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