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货殖列传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挽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至于《诗》《书》所记述的虞舜、夏禹以来，人们的耳目就追求声音与美色的享受，口腹就追求牲畜之肉的滋味，身体安享安逸欢乐，而心中又自夸矜持、羡慕才能出众者的荣耀。风俗浸染百姓已经很久了，即便挨家挨户地用高深的道理加以劝说，终究也无法改变。因此，最善的办法是顺应人情，其次是用利益加以引导，再次是加以教诲，再次是加以整顿约束，最下策才是与百姓相争。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山西一带盛产木材、竹子、谷子、麻布、旄牛尾、玉石；山东一带多出鱼、盐、漆、丝绸、歌舞伎乐；江南出产楠木、梓木、生姜、桂皮、金、锡、铅、丹砂、犀角、玳瑁、珠玑、象牙、皮革；龙门、碣石以北多出马、牛、羊、毡裘、筋角；铜铁则遍布千里之内，往往山间随处都有，如棋子般散布各处：这是各地物产的大致情况。这些都是中原百姓日常所喜好、风俗习惯所需、穿衣饮食、奉养生者、丧葬死者所用的物品。因此，要靠农夫来生产食物，靠山泽之官来开采出产，靠工匠来加工制造，靠商人来流通传播。这哪里需要什么政令教化、征调聚会呢？人们各自发挥其才能，竭尽其力，以获取自己所需之物。所以物价低贱时便招来货物，物价昂贵时则货物散去；各人劝勉于自己的行业，乐于自己的事业，如同水之向下流，日夜不停歇，不召唤便自行到来，不求索而百姓自然将物产送出。这难道不是合于自然之道，是自然规律的印证吗？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澙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周书》说：「农民不出来耕种，则食物匮乏；工匠不出来做工，则器具匮乏；商人不出来经营，则财货断绝；虞人不出来开采，则山泽资源减少。」财货减少，山泽便不得开辟。这四种人，是百姓衣食的根本来源。根本丰厚则富裕，根本单薄则贫乏。往大处说可以富国，往小处说可以富家。贫富之道，没有人能强行夺取或给予，而善于经营者绰绰有余，拙于经营者则总是不足。所以太公望被封于营丘，那里土地盐碱，人口稀少，于是太公劝勉当地妇女从事纺织，将技艺发挥到极致，并开通鱼盐贸易，于是人才和物货纷纷归附，如襁褓之钱源源而来，如车辐聚于轮毂。因此齐国的冠带衣履供给天下，海岱之间的诸侯都敛袖前往朝拜。此后齐国中途衰落，管仲加以整顿，设立调节轻重的九府，于是桓公得以称霸，九次会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也积累了三归之财，官位虽在陪臣之列，财富却超过各国诸侯。因此齐国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时代。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所以说：「仓廪充实才能懂得礼节，衣食充足才能知晓荣辱。」礼义产生于富有，废弃于贫困。所以君子富裕了，便乐于施行德义；平民富裕了，便能充分施展自己的力量。深潭之中鱼儿得以繁衍，深山之中禽兽得以栖居，人一旦富裕，仁义便自然附着而来。富有者一旦得势便愈发显赫，一旦失势则宾客无处可去，因此而不快乐。夷狄之中这种情形尤为突出。谚语说：「千金之家的子弟，不会死于刑场之上。」这并非虚言。所以说：「天下熙熙攘攘，都是为了利益而来；天下熙熙攘攘，都是为了利益而往。」就连拥有千乘兵车的君王、拥有万户封地的诸侯、拥有百室封邑的贵族，尚且还在忧虑贫穷，何况是普通编户之民呢！

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从前越王句践被困于会稽山上，于是起用范蠡和计然。计然说：「了解战争规律便能做好备战，了解时节需用便能知晓货物价值，二者形势具备，则万货的行情便可一览无余。所以年岁在金位，则丰收；在水位，则毁歉；在木位，则饥荒；在火位，则干旱。旱年则储备舟船以备将来水患，水患之年则储备车辆以备将来旱年，这是事物变化的规律。六年一次丰收，六年一次干旱，十二年必有一次大饥荒。粮食出售，价格在二十钱时则损害农民，在九十钱时则损害工商业者。工商业受损则财货不流出，农业受损则田野荒芜。粮价上不超过八十钱，下不低于三十钱，则农民和工商业者都能得利，平价出售粮食、平衡物价，关市不匮乏，这是治国之道。积贮货物的原则，务必保持货物完好，不要囤积货币生息。用货物互相交换贸易，易腐败的食物类货物不要留存，切勿囤积居奇等待高价。衡量货物的多寡盈亏，便能知晓价格的贵贱。价格上涨到极点便会转而下跌，下跌到极点便会转而上涨。价格高时卖出要像丢弃粪土一样毫不吝惜，价格低时买入要像拾取珠玉一样珍视。财货与货币要像流水一样不断流通。」照此经营了十年，国家富裕了，以厚礼赏赐将士，将士们奔赴矢石之地，如同干渴者得到饮水，终于报仇雪恨于强大的吴国，进军中原耀兵示威，跻身「五霸」之列。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范蠡既已雪洗了会稽的耻辱，便慨然长叹道：「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便达到了目的。既然已经用于治国，我想再将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乘坐一叶扁舟，泛游于江湖之上，改名换姓，到齐国时化名为鸱夷子皮，到陶地时称为朱公。朱公认为陶地处于天下的中心，与各方诸侯四通八达，是货物交易的集散之地。于是他经营产业、积聚财富，与时俯仰逐利而不苛求于人。所以善于经营生计的人，能够选择合适的人才、把握时机。十九年之中，三次积累千金之财，又两次将财产分散布施给贫穷的朋友和疏远的兄弟。这正是所谓富裕之后乐于施行德义的人。后来年老体衰，便将家业交付子孙，子孙继承并发展了这份家业，积累滋息，最终富达巨万。所以言及富人，都称颂陶朱公。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闲，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子贡在孔子门下学习之后，退而在卫国出仕为官，又在曹、鲁之间买贱卖贵、经营财货。孔门七十子之徒中，端木赐积累财富最为丰厚。原宪却甘守贫困，粗食糟糠尚不能满足，隐居于穷巷陋室之中。子贡则四马连骑、仆从成群，携带束帛之礼前往聘享各国诸侯，所到之处，国君无不与他分庭抗礼，以宾主之礼相待。使孔子的名声得以传扬于天下，正是子贡在前后奔走之功。这不正是所谓「得势则声望更加显赫」吗？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茍而已也。

白圭，是周地人。在魏文侯时代，李克致力于充分开发土地，而白圭却乐于观察时势变化，因此别人抛弃的东西他去买进，别人争购的东西他去卖出。每逢丰年谷物成熟，他就买入谷物，卖出丝绸和漆；蚕茧出产时，他就买入丝帛和棉絮，卖出粮食。太阴运行到卯年，则丰收，明年便会歉收。到午年，则干旱，明年便会好转。到酉年，则丰收，明年便会歉收。到子年，则大旱，明年便会好转，且有大水。到卯年，囤积的货物大率每年翻倍。想要多积钱财，就收购下等谷物；想要积累粮食，则购进上等种子。他能节制饮食，克制嗜好欲望，节俭衣物，与从事劳作的仆从同甘共苦，把握时机如猛兽飞鸟之迅猛出击。所以他说：「我经营生产，就像伊尹、吕尚谋划国事，孙武、吴起用兵，商鞅推行法制一样。因此，智谋不足以随机应变，勇气不足以果断决策，仁心不足以懂得取舍，刚强不足以守住所得，即便想学我的方法，我终究不会传授给他。」大概天下谈到治理生计，都以白圭为祖师。白圭的那些方法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他能够在实践中发挥所长，并非随意为之。

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猗顿靠经营盬盐起家致富。邯郸的郭纵则以冶铁为业而成就家业，财富与诸侯王者相当。

乌氏倮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闲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乌氏倮从事牧业，待到牲畜繁殖众多，便全部变卖，购求珍奇的丝织品等物，私下献赠给戎王。戎王以十倍的价格偿还，用牲畜来回报，牲畜之多竟达到要用山谷来计量马牛的数量。秦始皇下令，让倮享受与封君同等的地位，按时与列位大臣一同朝见皇帝。而巴郡的寡妇清，其祖先发现了一处丹砂矿穴，垄断了这份利益达数代之久，家产多得无法估量。清是一位寡妇，却能守住祖业，凭借财富自我保全，不受侵凌。秦始皇认为她是贞洁之妇，以宾客之礼相待，并为她修建了「女怀清台」。倮不过是边鄙之人中的牧业头领，清不过是穷乡僻壤的寡妇，然而二人所受的礼遇堪与万乘天子相抗，名声显扬天下，这难道不是凭借财富吗？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

汉朝兴起，天下归于一统，开放了关卡和桥梁的通行，解除了对山林湖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得以周游天下，各类贸易货物无不流通，人们各得其所需，同时又将豪杰诸侯强宗大族迁徙到京师。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孝）［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武）［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炧、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关中从汧水、雍地以东，直至黄河、华山，沃野膏壤绵延千里，自虞夏时代的贡赋记载便被列为上等田地。公刘曾迁居豳地，太王、王季居于岐山，文王在丰地建都，武王治理镐京，因此那里的百姓至今仍保有先王遗风，喜好农耕，种植五谷，性情稳重，稳重则不易为非作歹。等到秦文公、德公、缪公居于雍城，借助陇、蜀之间的货物往来，商贾之风颇盛。献公迁都栎邑，栎邑北面抵御戎狄，东面与三晋相通，也多有大商贾往来。孝公、昭王治理咸阳，汉朝因之建都于此，长安一带诸陵，四方商旅辐辏并至，地小人众，故其民愈加倾向于精巧技艺和工商末业。南部则是巴蜀之地。巴蜀也是沃野，物产丰饶，有炭、姜、丹砂、石料、铜、铁、竹、木等器物。南面统御滇地与僰人，僰族多出僮仆。西面紧邻邛都和笮地，笮地盛产笮马和旄牛。然而四周山川险塞，栈道绵延千里，无所不通，唯有褒斜二谷扼守要道，以当地丰饶之物换取稀缺之物。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风俗相同，然而西面有羌中的资源之利，北面有戎狄的畜牧之富，畜牧为天下最为丰饶之地。然而地势险远，只有京师才能掌控其通道。所以关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不超过天下的十分之三，然而衡量其财富，却占天下十分之六。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闲，得所欲。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

从前唐尧建都于河东，殷商建都于河内，周人建都于河南。三河之地处于天下的中心，如鼎足之势，历代君王轮流在此建都，各代立国少则数百年，多则千年，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是各国诸侯汇聚之处，因此其风俗精细节俭、熟习事务。杨地、平阳的商人向西与秦、翟通商，向北与种、代通商。种、代位于石邑以北，土地紧邻匈奴，屡遭侵扰。当地人民性格刚强、好气任侠，喜欢逞强、结交游侠，从事奸邪之事，不从事农商。然而靠近北方夷狄之地，军旅频繁往来，中原输送的物资时有盈余。那里的百姓性格粗野不均，早在整个晋国时期便已为其剽悍之气所忧虑，而赵武灵王更加以激励，其歌谣风俗至今仍保有赵地之风。因此杨地、平阳的商人在其间经营，便能随心所欲，各取所需。温邑、轵邑的商人向西与上党通商，向北与赵、中山通商。中山土地贫瘠、人口众多，至今仍有昔日沙丘纣王淫乱之地的遗民风气，民俗急躁轻浮，依赖机巧牟利为生。男子相聚游玩嬉戏，慷慨悲歌；行动时便相互纠合，打劫杀人；空闲时则盗掘坟墓，制作奇巧之物、私铸钱币，多有美貌之人从事倡优之业。女子则弹拨鸣瑟，拖曳鞋履，游走媚惑于权贵富人，进入后宫，遍布诸侯之门。

然邯郸亦漳、河之闲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

邯郸也是漳水、黄河之间的一处都会重镇。北面通往燕、涿，南面有郑、卫两地。郑、卫的风俗与赵地相近，然而因靠近梁、鲁两地，稍显稳重、注重气节。原来濮水之滨的城邑迁徙到野王，野王一地尚气好侠，这是卫地的遗风。

夫燕亦勃、碣之闲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燕地也是渤海、碣石之间的一处都会重镇。南面与齐、赵相通，东北面与胡地接壤。从上谷到辽东，地域辽阔遥远，人口稀少，屡遭外寇侵扰，风俗大体与赵、代相近，而百姓剽悍少谋，物产有鱼、盐、枣、栗之丰饶。北面毗邻乌桓、夫馀，东面掌控秽貉、朝鲜、真番的贸易之利。

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故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

洛阳向东与齐、鲁通商，向南与梁、楚通商。泰山的南面（阳面）便是鲁地，北面（阴面）便是齐地。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灾亦海岱之闲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鬬，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

齐地依山傍海，膏腴之地绵延千里，适宜种植桑麻，百姓多出产文彩布帛、鱼盐。临淄也是海岱之间的一处都会重镇。当地风俗宽缓豁达，人们善于思谋，喜好议论，性格稳重，轻易不受动摇，在群众斗殴中虽然怯懦，但在私下持刃决斗时却十分勇猛，因此劫夺他人者颇多，这是大国的风尚。临淄城中聚集着士、农、工、商、贾五类民众。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邹、鲁两地濒临洙水、泗水，至今仍保有周公的遗风，风俗崇好儒学，礼仪完备，因此其百姓谨小慎微。当地颇有桑麻种植业，但缺乏山林湖泽的丰饶物产。地小人多，民风节俭，畏惧犯罪，远离邪恶。等到儒风衰败之时，百姓便转而喜好经商逐利，其势头甚至超过了周地的人。

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游）［于］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

从鸿沟以东，芒山、砀山以北，连属巨野泽，这便是梁、宋之地。陶邑、睢阳也是一处都会重镇。昔日尧在成阳活动，舜在雷泽捕鱼，汤在亳地驻留。当地风俗至今仍保有先王遗风，民性敦厚多君子，喜好农耕，虽然没有山川湖泽的丰饶物产，但能甘于粗衣薄食，积累储藏财物。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

越、楚之地有三种不同的风俗。从淮河以北的沛、陈、汝南、南郡，这是西楚之地。其风俗轻浮剽悍，容易激愤发怒，土地贫薄，缺乏积蓄。江陵是昔日楚国郢都所在，西面与巫郡、巴郡相通，东面有云梦泽的丰饶物产。陈地处于楚、夏之间的交汇地带，鱼盐货物在此流通，当地百姓多从事商贾之业。徐、僮、取虑一带的百姓，则性格清廉刻守，看重诺言、讲究信义。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彭城以东，东海、吴地、广陵，这是东楚之地。其风俗与徐、僮相近。朐县、缯县以北，风俗则与齐地相同。浙江以南则是越地。吴地自阖庐、春申君、吴王濞三人招揽天下好游之士以来，东有海盐之丰饶，章山之铜矿，三江、五湖之利，也是江东的一处都会重镇。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瑁、果、布之凑。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这是南楚之地，其风俗大体与西楚相近。楚国郢都迁徙后，寿春也成为一处都会重镇。合肥承受南北两路的货物汇集，是皮革、咸鱼干、木材的转运集散之地。与闽中、干越风俗相互杂糅，因此南楚人善于辞令，巧于游说却少信实。江南地势低洼潮湿，男子多早夭。竹木资源丰富。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然而这些物产十分有限，开采所得不足以抵偿费用。九疑山、苍梧以南直至儋耳，风俗与江南大体相同，而越族人众多。番禺也是当地的一处都会重镇，是珠玑、犀角、玳瑁、果品、布匹的汇聚之地。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颍川、南阳，是夏人的居住之地。夏人的政风崇尚忠厚朴实，至今仍保有先王的遗风。颍川一带民风敦厚忠诚。秦末，朝廷将不安分守法的百姓迁徙到南阳。南阳西面与武关、郧关相通，东南承接汉水、长江、淮河水系。宛城也是一处都会重镇。当地风俗杂驳，喜好事功，多从事商贾之业。其尚侠之气与颍川相通，因此至今仍被称为「夏人」。

夫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

天下各地物产或多或少，百姓风俗各异：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岭南、沙北固然各地也往往出产食盐，大体上情况如此。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总的来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以稻米为食、以鱼为羹，有时采用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果品螺蚌唾手可得，不需要商贾交换便可自给自足，地势物产丰饶，没有饥荒之患，因此百姓懒散苟活，没有积蓄而多贫困。所以江淮以南，既无冻饿之人，也无千金之家。沂水、泗水以北，适宜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畜，地小人多，屡遭水旱之害，百姓喜好储藏积蓄，因此秦、夏（宋）、梁、鲁一带好农耕而看重民生。三河、宛、陈一带也是如此，并且兼事商贾。齐、赵一带崇尚智谋机巧，依靠投机牟利。燕、代一带则以农耕畜牧为主，兼事养蚕。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鬬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

由此看来，在朝廷庙堂中深谋远虑的贤人、在朝廷上论议政事者、坚守信义以死守节操者、隐居山岩之中标榜高名的人士，他们所归宿的是什么？归宿于富厚。因此廉洁的官吏任职日久，久而更加富有；廉洁的商人最终也归于富裕。富有，是人的天性，无需学习便人人皆欲得之。所以壮士在军中，攻城时争先登城，冲阵退敌，斩将夺旗，冒着矢石箭雨，不避汤火之难，是被重赏所驱使。那些在街巷里的少年，打劫杀人、埋尸隐迹，劫夺他人财物，盗掘坟墓铸造私钱，结交游侠兼并势力，借助人脉报仇雪恨，追捕逃亡者，不惧法律禁令，如野鸭奔赴死地一般，其实都是为了钱财。如今赵女郑姬，精心妆扮，弹拨鸣琴，甩动长袖，踩着轻便的鞋履，以目挑逗，以情相招，不远千里，不挑老幼，是奔赴富贵人家。游手好闲的公子，装饰冠帽佩剑，成群车骑出行，也是为了展示富贵的仪容。射猎捕鱼，犯晨犯夜，冒霜踏雪，驰骋于坑谷之中，不避猛兽之害，是为了猎取美食。赌博比赛、斗鸡走狗，变色相互夸耀，必争胜负，是因为看重一输一赢。医生方士各类技艺之人，焦神竭能，是为了丰厚的酬报。官吏士人曲解文法、玩弄权术，伪刻印章、伪造公文，不惧刀锯之刑，是沉迷于贿赂馈送。农工商贾畜牧者，本来就是为了求富增财。这一切，都是竭尽知智、用尽才能，终究不肯余留力气和财物相让。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傜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闲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鬬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谚语说：「百里之内不贩运柴薪，千里之内不贩运粮食。」在一地居住一年，就种植谷物；居住十年，就种植树木；居住百年，就用道德来吸引人才。所谓「德」，就是指人才与物产。如今有人虽没有官爵俸禄的供给，没有封邑租税的收入，却乐于与有封邑者相比，这类人称为「素封」。有封邑者食取租税，每户大约每年二百钱。千户之君的年收入则有二十万钱，朝觐聘享的费用从中开支。普通百姓中的农工商贾，大率也是每万钱每年得利二千，百万家产者则年得二十万，差役赋税从中开支。衣食的享用，尽可随心所欲、追求精美了。所以说：陆地上牧马二百蹄（即五十匹），牛蹄与角千（即二百五十头），千只羊，泽中千蹄猪（即二百五十头），水边千石鱼的鱼塘，山中千株大材。安邑种千棵枣树；燕、秦种千棵栗树；蜀、汉、江陵种千棵橘树；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种千棵萩（荻）；陈、夏种千亩漆树；齐、鲁种千亩桑麻；渭川种千亩竹；以及名城万户之邑，近郭千亩每亩产一钟（约六石四斗）之田，或千亩栀子茜草，千畦姜韭：这些人都可以与千户侯相当。然而这些都是充裕富足的财源，无需涉足市井，无需奔走他乡，只需坐等收获，自身兼有隐士之名而得以取用。若到了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没有钱财用于祭祀宴饮、饮食衣服不足以维持体面的地步，如此还不感到惭愧羞耻，那就无可比拟了。因此，没有财产的就去出力劳作，少有财产的就去斗智谋利，财产丰裕了便去争抢时机，这是大的经纶之道。如今治理生计不需要冒生命危险便能获取供给，有才德的人应当自勉而行。所以说，从事农耕致富是上策，从事工商末业致富是次策，靠奸邪手段致富是最下策。没有岩居奇士那样高尚的操行，却长期甘于贫贱，好说仁义之道，也是足以令人羞耻的事。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槁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髤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炧茜千石，马蹄蹾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糱麹盐豉千荅，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凡是编入户籍的百姓，财富多出自己十倍者便被他人所轻视，多出百倍者便被他人所畏惧，多出千倍者便能役使他人，多出万倍者便成为他人的奴仆，这是事物的自然规律。凭借贫穷去追求富裕，农业不如手工业，手工业不如经商，刺绣做工不如在市门摆摊，这是说末业是贫穷者谋生的门径。在通都大邑，酿酒一年达千缸，酿醋酱千瓨，酿浆千甔，屠宰牛羊猪千头，贩卖谷物出粜千钟，薪柴干草千车，船舶合计长千丈，木材千章，竹竿万根，轺车百乘，牛车千辆，髹漆木器千件，铜器千钧，木器铁器及炭、茜草各千石，马千蹄（即二百五十匹），牛千足（即二百五十头），羊猪千双，僮仆手指（即人数）千，筋角丹砂千斤，丝絮细布千钧，文彩布帛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酒曲食盐豆豉千荅，鲐鱼鮆鱼千斤，小杂鱼千石，咸鱼干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份，狐貂裘皮千张，羔羊裘皮千石，毡席千具，其他果蔬千钟，放贷子钱千贯，按节气结算的马牙子钱，贪利的商人获利三倍，廉洁的商人获利五倍，如此经营也可与千乘之家相比，这是大体的标准。其他杂项行业若达不到以上标准的百分之二十，便不是我所说的财富之道。

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

请让我略略列举当世千里之内，贤能之人所以致富的事迹，以供后世参观选择。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馀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秦国攻破赵国，将卓氏迁徙。卓氏在俘虏中被驱掠，只有夫妻二人推着手推车，步行前往安置之地。其他被迁徙的俘虏中，略有余财的人，纷纷贿赂官吏，请求安置在近处，都被安置在葭萌。唯有卓氏说：「这里土地狭窄贫薄。我听说汶山脚下，有沃野，地下生有蹲鸱（芋头），可以终身不受饥饿之苦。百姓善于经营市场，容易做买卖。」于是请求迁往更远的地方。最终被安置在临邛，他大为高兴，立即在铁山开炉铸造，运筹规划，倾揽了滇蜀一带的百姓为他劳作，富裕到拥有僮仆千人。他田园游猎之乐，可与君主相比。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程郑，是山东被迁徙的俘虏，也从事冶铸之业，向梳椎髻的少数民族贩卖货物，财富与卓氏相当，两家同住在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宛地孔氏的祖先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秦国攻伐魏国后，将孔氏迁徙到南阳。他大规模开炉铸造，规划修建鱼塘，车骑成群，游走于各诸侯之间，借此打通商贾贸易的利润，颇有游闲公子赏赐施与的名声。然而他赚取的利润远超寻常，反而比那些过于吝啬精细的人获益更多，家财富至数千金，因此南阳的商人都效法孔氏雍容大度的经营风格。

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俛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

鲁人风俗向来节俭，而曹邴氏尤为突出，凭借冶铁起家，财富积至巨万。然而他家中父兄子孙都有家约，低头有捡拾之物，抬头有取用之物，处处精打细算，放贷行商遍布各郡国。邹、鲁一带因此多有人放弃儒学文章而转向追逐商利，这都是受曹邴氏的影响。

齐俗贱奴虏，而刀闲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闲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齐地风俗轻贱奴仆，唯独刀闲独爱重用他们。凶悍狡黠的奴隶，是人们最头疼的，唯有刀闲将他们收留任用，让他们去追逐渔盐商贾的利润，有的甚至骑车成群出行，与郡守、丞相互有往来，而刀闲对他们愈加信任放权。最终凭借这些人的力量，白手起家积富数千万。所以人们说「宁有爵位也不愿舍弃刀闲的方法」，是说他能让豪强奴仆自己富裕起来，同时也竭尽其力为主人效劳。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周地人本来就精细节俭，而师史尤为突出，驾车周转多达数百辆，在各郡国间经商，无所不至。洛阳处于齐、秦、楚、赵四方的中心地带，贫穷的人学着侍奉富家，相互以长期经商为夸耀，多次路过家乡也不入门，凡是托付委任这一类事情，因此师史能够积累到七千万钱的财富。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宣曲任氏的祖先，曾担任督道的粮仓吏。秦朝覆亡之际，豪杰们争相抢夺金银玉器，唯有任氏独自将粮仓里的粟米窖藏起来。楚汉相持于荥阳之际，百姓不得耕种，米价每石涨至万钱，而那些豪杰们的金玉都流归任氏换取粮食，任氏凭此起家致富。富人们争相奢侈，而任氏却降低身份，勤俭节约，致力于农耕畜牧。耕种畜牧的人都争着购买廉价劣等之物，任氏却独独购买优质高价之物。如此富裕了数代。然而任公家有家规，不是农耕畜牧所出产的物品，不得穿衣吃饭；公事未毕则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乡里百姓的表率，因此富裕而受到上位者的敬重。

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边塞扩展之时，唯有桥姚已经积累了千匹马、两千头牛、一万头羊、以万钟计算的粟米。吴楚七国兵乱起时，长安城内的列侯封君出行从军，需要借贷子钱，放贷子钱的家族认为列侯的封邑都在关东，关东局势成败未定，没有人肯出借。唯有无盐氏慷慨拿出千金放贷，所收利息为本金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之乱平定，一年之内，无盐氏的利息获利十倍，凭此富裕堪与关中豪富相当。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关中的富商大贾，大多是田氏各族，有田啬、田兰等人。韦家的栗氏，安陵、杜县的杜氏，也都是财富达到巨万的大富户。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这些都是其中尤为显著出众的人物。他们都不是凭借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致富，全靠劳苦经营、随时势而进退，获取盈利，以工商末业积聚财富，再以农耕本业守护财富，以果断武决处理一切事务，以文雅周全的手段持守之，因时变化而有法度可循，所以足以称之为有术有道。至于那些努力从事农耕畜牧、工匠、山泽之业和商贾贸易，借助权谋利势积累财富，大者富甲一郡，中者富甲一县，小者富甲一乡一里的人，更是多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