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道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陨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故明君之所赏，暗君之所罚也；暗君之所赏，明君之所杀也。伊尹箕子可谓谏矣，比干子胥可谓争矣，平原君之于赵可谓辅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传曰：「从道不从君。」此之谓也。故正义之臣设，则朝廷不颇；谏争辅拂之人信，则君过不远；爪牙之士施，则仇雠不作；边境之臣处，则疆垂不丧，故明主好同而暗主好独，明主尚贤使能而飨其盛，暗主妒贤畏能而灭其功，罚其忠，赏其贼，夫是之谓至暗，桀纣所以灭也。

遵从君命而对君主有利，称为顺；遵从君命而对君主无利，称为谄；违逆君命而对君主有利，称为忠；违逆君命而对君主无利，称为篡；不顾君主的荣辱，不顾国家的好坏，苟且迎合、随意应付，只是为了保住俸禄、结交私党而已，称为国贼。君主有错误的谋划和行事，将要危害国家、倾覆社稷之际：大臣父兄中，有能够向君主进言，被采纳则可，不被采纳则离去，称为谏；有能够向君主进言，被采纳则可，不被采纳则以死相争，称为争；有能够联合同志、协力协心，率领群臣百官共同强迫君主、纠正君主，君主虽不安心，却不得不听从，从而解除国家大患、消除国家大害，成就尊君安国之功，称为辅；有能够抗拒君主的命令，借用君主的威权，扭转君主的错误，以解国家之危、消除君主的耻辱，功绩足以成就国家的大利，称为拂。所以谏、争、辅、拂之人，是社稷之臣，是国君的珍宝，是明君所重视礼遇的，而昏庸糊涂的君主却以他们为自己的仇敌。因此明君所赏赐的，正是昏君所惩罚的；昏君所赏赐的，正是明君所诛杀的。伊尹、箕子可以称为谏；比干、伍子胥可以称为争；平原君之于赵国可以称为辅；信陵君之于魏国可以称为拂。古语说：「顺从道义，不顺从君主。」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所以正义之臣得以设置，则朝廷不会偏颇；谏争辅拂之人受到信任，则君主的过失不会走远；爪牙勇士得以施展，则仇敌不会兴起；边境之臣各守其位，则疆土不会丧失。所以明主喜欢众人共同参与，昏主喜欢独断专行；明主崇尚贤能、任用能人而享有其盛世，昏主妒忌贤能、畏惧能人而埋没其功绩，惩罚忠臣，奖赏奸贼，这就是所谓的极度昏暗，也是桀、纣所以灭亡的原因。

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事暴君者，有补削无挢拂。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诗》曰：「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谓也。

侍奉圣明君主，只需听从，无需谏争；侍奉中等君主，要敢于谏争，不可谄谀；侍奉暴虐君主，只可补益削减，不可强行矫正。若被迫处于乱世，穷困居于暴虐之国，又无处可以回避，则应称颂其美德，彰扬其善行，回避其恶行，隐藏其过失，称道其长处，不称述其短处，以此形成风俗。《诗经》说：「国家有大的命运，不可告知他人，以免妨害自身。」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恭敬而逊，听从而敏，不敢有以私决择也，不敢有以私取与也，以顺上为志，是事圣君之义也。忠信而不谀，谏争而不谄，挢然刚折端志而无倾侧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义也。调而不流，柔而不屈，宽容而不乱，晓然以至道而无不调和也，而能化易，时关内之，是事暴君之义也。若驭朴马，若养赤子，若食喂人。故因其惧也而改其过，因其忧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谓焉。《书》曰：「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此之谓也。

恭敬而谦顺，听从而敏捷，不敢有任何私自裁决取舍，不敢有任何私自取予授受，以顺从君上为志向，这是侍奉圣明君主的道义。忠诚守信而不阿谀，谏争而不谄媚，刚直不阿、坚守正志而无偏斜私心，是的就说是，非的就说非，这是侍奉中等君主的道义。随机调适而不随波逐流，柔顺而不屈从，宽容而不乱法度，明白地以至道行事而无不调和，并且能够潜移默化、随机引导，这是侍奉暴虐君主的道义。就像驾驭烈马，就像养育婴儿，就像喂养饥饿之人。因此要趁其恐惧之时引导他改正过失，趁其忧虑之时为他分析缘由，趁其高兴之时引他入道，趁其愤怒之时为他消除怨恨，曲尽其意，恰到好处。《书经》说：「遵从命令而不违拗，轻言进谏而不懈倦，居上位则明智，居下位则谦逊。」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事人而不顺者，不疾者也；疾而不顺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顺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顺者，无功者也；有功而不顺者，无德者也。故无德之为道也，伤疾、堕功、灭苦，故君子不为也。

侍奉他人而不能顺和，是因为不够勤勉；勤勉却不能顺和，是因为不够恭敬；恭敬却不能顺和，是因为不够忠诚；忠诚却不能顺和，是因为没有功绩；有了功绩却不能顺和，是因为缺乏德行。所以无德这条路，会伤害勤勉、荒废功绩、抹杀辛苦，因此君子不走这条路。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若周公之于成王也，可谓大忠矣；若管仲之于桓公，可谓次忠矣；若子胥之于夫差，可谓下忠矣；若曹触龙之于纣者，可谓国贼矣。

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有国贼：以德行感化、覆被君主而使其改变，是大忠；以德行调理、辅佐君主，是次忠；以正确的道理谏止错误，即便触怒君主，是下忠；不顾君主的荣辱，不顾国家的好坏，苟且迎合、随意应付，只是为了保住俸禄、结交私党而已，是国贼。如周公之于成王，可以称为大忠；如管仲之于桓公，可以称为次忠；如伍子胥之于夫差，可以称为下忠；如曹触龙之于纣王，可以称为国贼。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贤，则案不肖也。人贤而不敬，则是禽兽也；人不肖而不敬，则是狎虎也。禽兽则乱，狎虎则危，灾及其身矣。《诗》曰：「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之谓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贤者则亲而敬之，不肖者则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悫，而不害伤，则无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质也。忠信以为质，端悫以为统，礼义以为文，伦类以为理，喘而言，臑而动，而一可以为法则。《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此之谓也。

仁者必定敬重他人。凡人若非贤者，便是不肖之人。对方是贤者而不敬重，就与禽兽无异；对方是不肖之人而不敬重，就如同玩弄老虎。对待禽兽则会招致混乱，玩弄老虎则会带来危险，灾祸就会降临自身。《诗经》说：「不敢徒手搏虎，不敢徒步渡河。人只知道这一面，却不知道其他的危险。战战兢兢，如同站在深渊边上，如同踏在薄冰之上。」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所以仁者必定敬重他人。敬重他人是有方法的：对贤者，应尊贵而敬之；对不肖者，应有所戒惧而敬之；对贤者，应亲近而敬之；对不肖者，应疏远而敬之。其「敬」是一样的，而情感却有差别。至于忠信端正诚实，不伤害他人，则无论何种交往都能如此，这是仁人的本质。以忠信为根本，以端正诚实为纲领，以礼义为文饰，以伦理类别为条理，一言一动，都可以成为法则。《诗经》说：「不僭越，不伤害，鲜少有不成为人们效法的。」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恭敬、礼也；调和、乐也；谨慎、利也；斗怒、害也。故君子安礼乐利，谨慎而无斗怒，是以百举而不过也。小人反是。

恭敬，是礼的体现；调和，是乐的体现；谨慎，是利益的来源；争斗愤怒，是祸害的根源。所以君子安处于礼乐的利益之中，谨慎而无争斗愤怒，因此百事举行而不出差错。小人则与此相反。

通忠之顺，权险之平，祸乱之从声，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争然后善，戾然后功，生死无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谓通忠之顺，信陵君似之矣。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功参天地，泽被生民，夫是之谓权险之平，汤武是也。过而通情，和而无经，不恤是非，不论曲宜，偷合苟容，迷乱狂生，夫是之谓祸乱之从声，飞廉恶来是也。传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诗》曰：「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此之谓也。

「通忠之顺」、「权险之平」、「祸乱之从声」，这三者若非明主，无人能够识别。争辩之后才能行善，违逆之后才能建功，生死不顾私利，竭尽忠诚而公正，这就是所谓「通忠之顺」，信陵君与此相近。夺权之后才能行义，诛杀之后才能施仁，上下易位之后才能守正，功绩参配天地，恩泽遍及生民，这就是所谓「权险之平」，商汤、周武王正是如此。有过错却能通达人情，随和而没有原则，不顾是非，不论曲直适宜，苟且迎合、随意应付，迷乱放纵而轻狂，这就是所谓「祸乱之从声」，飞廉、恶来正是如此。古语说：「看似残断却整齐，看似弯曲却顺直，看似不同却归一。」《诗经》说：「承受大小诸侯的朝贡，成为天下诸国的维系。」说的正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