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公二十五年（前548），齐国发生了一场弑君事件，以及围绕这场弑君的记录权之争。后者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远超前者。

崔杼弑君

事情的起因是齐庄公与权臣崔杼之妻棠姜私通。《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详载：庄公多次进入崔氏之家，甚至把崔杼的冠赐给别人。崔杼忍无可忍，借庄公再次入府时伏甲士将其射杀。庄公逾墙坠落，被弑于府中。

崔杼随后立庄公弟杵臼为君（景公），自任右相，与庆封分掌国政，胁迫群臣盟誓效忠。晏婴拒绝参加，声明"婴非崔、庆之臣也"，崔杼最终未敢杀他。

太史兄弟

弑君之后，齐国太史在简策上据实写下"崔杼弑其君"。"弑"字在《春秋》书法中有严格含义——臣杀君曰弑，用这个字就意味着给崔杼定了叛逆之名。崔杼杀太史。太史之弟继任，仍然写"崔杼弑其君"，又被杀。再一弟继任，依旧照写。崔杼面对这种前仆后继的坚持，终于放弃了篡改记录的企图。

与此同时，南方的南史氏听说太史已尽死，执简册前往临淄，准备继续书写。走到半路得知记录已经写成，才返回。

《左传》原文极简练："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书法与史职

太史兄弟赴死所守的，是一套被称为"书法"的史官记录规范。这套规范规定什么事用什么字——臣杀君用"弑"，君杀大夫用"杀"，战用"战"，侵用"侵"——不同的字承载着不同的名分判断。史官的职责不是描写事实的全部细节，而是用固定的字词对事件性质作出裁定。崔杼要改的不是某个事实，而是那个带有名分判断的"弑"字。

太史兄弟用生命守住了这个字，意味着在最极端的暴力胁迫下，史官的记录权仍然不可剥夺。这件事后来成为"秉笔直书"这一职业伦理的经典出处。唐代刘知幾在《史通》中将其列为良史的典范，文天祥《正气歌》"在齐太史简"更使其深入人心。

史料说明

完整叙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史记·齐太公世家》亦有载但较简略。太史兄弟的名字未见记载，死者人数"二人"出自《左传》原文。南史氏的身份——是南方某国的史官还是齐国名南的史官家族——历来有不同说法，杜预注释倾向于后者。我们今天无法看到齐太史的原简，但《左传》保存的这段叙事本身，就是"不隐"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