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隐公元年

前722年，鲁隐公即位，传世《春秋》的纪年由此开始。经文第一条记"元年春，王正月"——以周王历法的正月标注鲁君元年，简短五字已包含"尊王"之义。此后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都以这种极简的编年体逐条书写，直至前481年鲁哀公获麟而止。

《春秋》经文每条通常不过数十字，记录朝聘、会盟、战争、即位、婚丧、灾异等事，措辞高度程式化。"某伐某""某侵某""某入某"，用字不同，褒贬各异——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春秋书法"，即通过遣词的细微差别表达政治判断。

从鲁史到经典

《春秋》最初是鲁国史官的编年记录。各诸侯国都有类似的史书，《墨子·明鬼》提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可知"春秋"原是编年史的通名。但只有鲁国的《春秋》因孔子的整理而传世不绝。

孔子与《春秋》的关系，是经学史上争论最久的问题之一。《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将《春秋》视为孔子寄托大义的创作。《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孔子"约其文辞而指博"，暗示他对鲁史底本做了删削润色。但"作"到什么程度——是笔削旧史、微调用字，还是全面改写——并无同时代证据可以判定。可以确定的是，鲁国史官的编年记录经由孔门弟子的传授，获得了远超一国史书的地位，成为五经之一。

三传的分歧

《春秋》经文过于简略，必须依赖传注才能读懂。战国至汉代形成三部主要传注：《左传》以详尽的史事补充经文背后的来龙去脉，叙事生动，长于记事记言；《公羊传》以问答体阐发微言大义，重视书法义例和"大一统"理念；《谷梁传》立场近于公羊，但论说更为温和内敛。

三传之间差异巨大。同一条经文，《左传》可能侧重事实原委，《公羊传》却从中读出制度原则，《谷梁传》又另有取舍。例如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公羊传》问"何以不日？远也"，从日期的有无推论亲疏远近；《左传》则直接记录众仲对鲁国公族制度的议论。这种差异不仅是解经方法的分歧，也反映了从战国到汉代儒学内部不同学派对"经"之功能的根本理解不同。

编年史与学术脉络

《春秋》纪年始于前722年，距平王东迁不过半个世纪。王室衰微、诸侯崛起的政治格局，正是《春秋》所记录的时代背景。鲁国虽非强国，却因保存周礼最为完备而具有特殊的文化地位——"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语）。鲁史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与鲁国作为周公之后所承袭的礼乐传统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