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

“春秋”之名，本为古史记之通称。古者列国各有史官，编年记事，以春秋二时该括四时，故编年之史通谓之“春秋”。《国语·晋语》有“羊舌肸习于《春秋》”，《墨子·明鬼》历举“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是列国皆有春秋，非独鲁有；后世所谓“百国春秋”，即指此。《孟子·离娄下》亦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明三者同为一类之史记，名异而实同。

史记之作，系于史官。太史掌国之典籍、策命、时事，君举必书，古有“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之说，此王官之守也。史官秉笔直书，虽有“书法不隐”之节（如晋董狐书“赵盾弑其君”、齐太史书“崔杼弑其君”，宁死不改），然所记究属一国之实录，尚非寓褒贬、明王法之作。

鲁承周公之后，典章独备，史文尤称完善，故孔子作《春秋》，即据鲁史旧文为本。是则今传《春秋》之素材，本是鲁国史官累世编年之记，孔子因之而加笔削，非凭空自撰。明乎春秋出于史官、本为鲁史旧文，方见孟子“其文则史”一语之实，亦见此经由“史”而升为“经”，关捩全在孔子之笔削。

孔子据鲁史而作《春秋》，先秦言之凿凿者莫如孟子。《孟子·滕文公下》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以为孔子借此鲁史以正名分、寓王法，使乱臣贼子知所畏惮。盖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礼崩乐坏而莫之能正，孔子无位无权，乃托笔削之史以行褒贬，此所谓“天子之事”。

今本《春秋》起鲁隐公元年（前722），讫哀公十四年（前481）西狩获麟，凡二百四十二年，编年记十二公之事。其文极简，一岁或数事，一事或数字，通篇不过万余言。所谓“笔削”，即于鲁史旧文有所去取、有所改易：当书者书之谓之“笔”，当削者削之谓之“削”。《史记·孔子世家》称“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极言其去取之严、下笔之慎，虽以子夏之贤，亦不能增损一字。

笔削所寓者，义也。孟子引孔子之言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事与文皆因乎旧史，独“义”为孔子所自寓。故《春秋》之所以为经而非史，不在其所记之事、所用之文，而在笔削异同之际所见之义。读《春秋》而不求其义，则与读一部鲁国编年无异；求其义，乃得孔子作经之本心。

孔子自知其事之重且难。《孟子·滕文公下》引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以匹夫而行褒贬天子诸侯之事，既足以正名分而使乱贼惧，亦难免僭上之讥，故孔子引以为惧而不得不为。相传《春秋》绝笔于“西狩获麟”：麟为仁兽，非其时而出、且为人所获，孔子以为伤己之道穷、伤圣王之不作，遂感而辍笔，《春秋》故又称“麟经”。此虽传闻之辞，然其寄慨之深、托始终于祥瑞之意，正与全书借事寓义之旨相贯。

《春秋》之义，不著于论断而寓于书法。同一事也，因用字之异、书否之别而褒贬见焉：弑君称“弑”，杀无罪称“杀”，诛有罪称“诛”；诸侯失地则名，大夫出奔则书。“郑伯克段于鄢”一句，称“克”以见共叔段之如敌国、讥郑庄公之失教而养成其恶，一言之内，褒贬俱在。后人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即状此书法。义不明言而寓于辞，故谓之“微言大义”。

其法要在“属辞比事”。《礼记·经解》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连属其辞、排比其事，则同异自见而是非自明。同为会盟，而书法有别；同为伐国，而措辞有异；参互而观，褒贬之旨乃显。故读《春秋》者，不当逐句索解，而当即其辞事之比次，求圣人未言之义。

《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论《春秋》之体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谓其辞微而义显、志晦而事著、委婉而自成文理、直尽而不污曲，一皆归于惩恶劝善。此“五体”之说，最得《春秋》书法之要领：褒贬非逞私意之予夺，乃缘事以显义、因文以见法，使乱臣贼子于字里行间自见其诛，此《春秋》之所以能使人惧。

其书例之严，试举一二。晋文公召周襄王会于践土，以臣召君，事涉僭越，《春秋》讳之，书曰“天王狩于河阳”，以天子巡狩之辞讳诸侯之召王，既存其实而又全君臣之义，孔子自谓“以臣召君，不可以训”。又如吴、楚之君僭号称王，《春秋》抑而书之曰“子”，不与其僭。又如许世子止未尝药而其父卒，《春秋》书“许世子止弑其君”，非谓其果行鸩弑，乃责其不亲尝药、亏为人子之道，诛心之严有如此者；至若书“陈恒弑其君”而孔子请讨、书“郑伯克段”而讥庄公失教，皆一以名分为断，使当事者之罪自见于经文。凡此褒贬予夺，不假一字之论断，而是非自见于称谓、书法之间；此《春秋》笔削之精微，亦后世治经者聚讼考索之所在。

《春秋》经文简奥，非传不明，故有三传：《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先秦之形成，各有可议，宜分别论之而措辞有所留余。

《左传》长于记事，博采列国史文，叙事详赡，与经相辅而行。然其与《春秋》经的关系，先儒即有异说：或以为左丘明“受经于孔子”、亲见夫子而作传，与经相为表里；或以为《左传》本自成一部编年史书，记事之体不尽为释经而设，其“君子曰”之论断与逐条解经之语，或出后人附益，未必与叙事之文同出一手。此中分际，牵涉《左传》成书之大问题，尚难一概论定，宜存其疑而不强断。

《公羊》《穀梁》二传则不重记事而专明经义，逐句发凡起例，最能阐“微言大义”。相传二传初由口耳相传，历数世而后著于竹帛：《公羊》出于子夏一系，传至公羊氏，至汉景帝时乃与弟子写定；《穀梁》亦谓传自子夏、穀梁子。其著于竹帛虽在汉世，然所传释例之绪，容有先秦师说之遗，未可尽以后起之书视之，亦不可遽信其一字一句皆先秦之旧。要之，三传各承一系、体例迥别，而皆以发明孔子笔削之义为归。

三传体例既异，其释同一经文亦往往不同。即以“郑伯克段于鄢”一句为例：《左传》详叙郑庄公与共叔段、姜氏之本末，以事明义；《公羊》则逐字发问“克之者何？杀之也”，推寻书法之意；《穀梁》亦逐句诠解，谓“克者何？能也”，各以其例解之。大抵《左氏》以史传经，长于事实而或略于义例；《公》《穀》以义解经，密于褒贬而或疏于史实。三传各有短长，欲通《春秋》之义者未可偏废——此则先秦《春秋》学之大概，其详则俟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