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

易本卜筮之官所掌。据《周礼·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其下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卜以龟、筮以蓍，龟象而蓍数，二者并为决疑之术，而易则筮法所依之书。三易之名，郑玄谓《连山》属夏、《归藏》属殷、《周易》属周；然《连山》《归藏》先秦已罕见，其说难以尽考，今所传者独《周易》一家而已。

就官守言，易与卜筮相为表里。国有大事，先筮而后卜，筮不吉则止，故筮人之职关乎军国之谋。卦有六爻，爻有变动，占者揲蓍以定卦、据卦爻之辞以断吉凶悔吝。易之为书，初非讲论义理之作，乃筮官占断所依之官书；其辞简奥古质，多记古事、取象于物，正缘其本为占筮而设，非为垂教而作。

明乎易本卜筮之官书，方知其后来“由卜筮而德义”之一大转关，其起点正在于此。凡先秦言易者，无论《左传》筮例之借占论德，抑或孔门传易之专求德义，皆是就这部卜筮旧典别开生面：不废其占，而移其重于人事之理。此一转关，乃易学史之枢纽，亦本条所欲申明之主脉。

《周易》之经，谓六十四卦之卦辞与爻辞。其编纂年代，旧有“人更三圣”之说——伏羲画卦、文王演易系辞、孔子作传；然此乃汉人推尊之辞，未可尽信。就卦爻辞所记史事考之，如“帝乙归妹”、“康侯用锡马蕃庶”、“箕子之明夷”、“高宗伐鬼方”，多殷末周初之事，而无一及于西周中晚以后之显著史迹，故学者多以为卦爻辞非一人一时之作，大抵累积编定于西周晚期，出于筮官之手的增益缀合。

卦爻辞之体，杂取象占、韵语、古谚、史事而成。其辞或直记吉凶悔吝之占断，或托物象以见微意，如“潜龙勿用”、“枯杨生稊”、“履霜坚冰至”，语极简古而意多隐约。正因其编成于卜筮之用，本不为一贯之义理系统；后世据以推衍阴阳性命、天道人事之说，乃义理易兴起以后之事，非卦爻辞之本旨。

故读易者，首当分辨经文之古义与传文之引申。卦爻辞所载，是西周筮官对吉凶的记录与断语，其中固已隐含趋利避害、居安思危的生活智慧，然尚未成体系之哲理。惟其质朴而多歧解，遂为后世的义理发挥留下广阔余地——易学之所以能层累而益富，其根即在这部古奥的卜筮之经。

由占筮转向义理，其端已见于春秋，而不必待于孔子。《左传》《国语》所载筮例，一面仍用揲蓍成卦之法，一面已渐以德义论断休咎。最著者莫如《左传·昭公十二年》南蒯之筮：南蒯将叛，枚筮之，遇《坤》之《比》，得“黄裳元吉”，自以为大吉；而子服惠伯断之曰“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又曰“且夫《易》，不可以占险”——谓筮辞虽吉，若所谋非忠信之事，则吉不可得。是占者之德已成为断占之枢，卦辞不复能独定祸福。

又《左传·襄公九年》记穆姜之筮，遇《艮》之《随》，穆姜自释“随，元亨利贞”为四德：“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以德目解卦辞，几与后来《文言》之说无异。

《国语》所记亦复如是。《晋语》载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历陈其不吉，皆以两国亲雠、人事之势为断；又载公子重耳亲筮以问得国，遇《贞·屯》《悔·豫》，司空季子据两卦之象而断其必得晋国，所推本于公子之德望与时势之向背，而不徒守繇辞之文。凡此皆以人事、德行说易，占之所验，系乎问者之德与所遭之势，而非徒决于蓍策之偶合。

凡此诸例皆在孔子之前或同时，可见以德义释易，乃春秋士人读易之共同趋向，非自孔子始。

这一转向，标志易的读法一大变革：卦爻辞由径决吉凶之占辞，渐被读作寓含义理、系乎人事之教训。占之验否，不复全系于蓍数之偶然，而移于问占者自身之德与所谋之义。孔子传易，正是集此趋向之大成，而发其深致者；其“观其德义”之说，非凭空创制，实承春秋释易之绪而益精之。

孔子晚而好易。《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谓其翻检之勤，至编简之韦带三断。《论语·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亦见夫子于易致意之深（此章鲁论作“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字有异文，然孔子好易，它证甚明，未可因异文而疑之）。惟孔子之好易，迥异于筮人之占：马王堆帛书《要》记其言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谓己所重在德义而不在祝卜；又曰“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与《论语》“不占而已矣”之意正相贯通。

易之《传》凡十篇，谓之“十翼”：《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旧说尽出孔子之手，今则难以尽信。十翼文体不一、义亦互见：《彖》《象》主释卦爻而与《系辞》旨趣有别，《序卦》《杂卦》晚出之迹尤显。故学者多以为十翼乃孔门及后学递相纂述，成于战国以迄秦汉之间，非一时一人之笔。

然十翼托始于孔子传易之绪，则大体可信。正是经由孔门之手的这番诠解，易遂由一部筮书一变而为义理之渊府：卦爻之象数被读作天道人事之征，占断之辞被引申为进德修业之教，“德义之门”于是乎立。此后言易者，遂有象数、义理两涂并行，而其分野之肇端，皆可追溯于孔门传易重德义的这一转关。

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周易》，为易学早期形态提供了直接实证。帛书本经文六十四卦俱在，然卦序与今本迥异：今本以《乾》《坤》为首、终于《既济》《未济》，六十四卦两两相耦，“非覆即变”，寓有始终往复之意；帛书本则以八经卦分宫、依一定次第两两相重编次，卦名亦多异写（如“乾”作“键”、“坤”作“川”、“坎”作“赣”）。二本卦序不同，说明《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在汉初尚未一统，今本卦序乃诸传本之一而后定于一尊，非自始即然。

帛书又附《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诸篇易传，多为今本所无，而与今本十翼互有异同。其中《要》篇载孔子与子贡论易之语：“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与《史记》“韦编三绝”相印证；而“我观其德义耳”一语，尤为孔子易学重德义、轻祝卜之铁证。帛书《系辞》则与今本《系辞》文字详略互见、章次有别，正可据以考见十翼递相结集的实际过程。

合传世与出土而观，易之一经，其历程约略可睹：始为太卜所掌之筮书，卦爻辞编定于西周晚期；春秋士人渐以德义释之；孔子晚而好易，专求其德义；孔门后学递纂十翼，义理之学遂立；而卦序、传文在汉初犹未一定，赖帛书之出而得见其未定之貌。这部“卜筮之书”终成“德义之门”，其间转关，简帛新证为之补足了最关键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