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论语》记孔子及其门人之言行，历来居“传记”之首而不入“六经”之列。六经者，《诗》《书》《礼》《乐》《易》《春秋》，皆王官旧典，孔子删述而立教；《论语》则孔门后学所纂，非王官之旧、非孔子手定之典，其性质为传、为记，而非经。本百科于经部之末别立“传记”一组以处《论语》，正缘于此：既明其与六经之别，又不没其为孔门第一要籍之实。

经与传之分，不徒在成书之先后，尤在体制之异。经者垂教之典，辞约而义博，为师法所自出；传者释经、记言之作，附经义而行，所以明经、翼经。《论语》所载，多因人因事而发之片言只语，无一贯之篇章结构、无首尾相属之义理系统，正是“记言”之体，而非立经之作。

故先秦儒者虽极宝重《论语》，而不以之当经；至汉，《论语》与《孝经》并称，附“六艺略”之末而别为“传记”。知其为传，则读《论语》者不当责以经之体系、绳以经之谨严，而当即其言行之实以见孔子之为人、孔门之为教。这一“传而非经”的定位，正是理解《论语》性质与成书的起点。

《论语》非一人一时之作，乃孔子既没、弟子及再传后学追记结集而成。“论语”之名，“论”谓论纂、撰次，“语”谓语言：纂辑孔子与时人、弟子问答之语，撰次成编，故谓之《论语》。班固《汉书·艺文志》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其言结集之迹甚明：先有弟子各自之所记，后经门人共相辑次。

结集之手，尤可推寻。《论语》记孔子诸弟子，大抵举字而称，独有子、曾子于全书皆称“子”（“有子曰”“曾子曰”）。古者称“子”为尊，弟子于师乃得称子；有、曾二子独膺此称，前人因疑《论语》之纂定，出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独尊其师。又《泰伯》记“曾子有疾，召门弟子”而告以临终之言，事在孔子身后有年；使非曾子之门人追记，何由得之？

凡此皆见《论语》成于众手、历时而后定，非孔子自著，亦非一弟子所独记。其结集当始于孔子既没、七十子及其后学讲习传述之际，大体定于战国前期。明乎“论纂”之义，则《论语》章次之或不相属、文字之偶有重出，皆可涣然而解：此本非一手著成之书，而是孔门累世记诵、辑合而成之语录总汇。

《论语》成书既历时而众手，其中遂有层次先后之别。前人尝分“前论”“后论”：前十篇文体谨严，多记孔子平日之教；后十篇则杂记较晚之事与再传之绪，如《季氏》屡称“孔子曰”而不称“子曰”，《微子》多载逸民故事，《尧曰》仅存数章而体例特异，学者疑其成篇较晚。此种参差，正合“弟子各有所记、门人相与辑纂”之说：非一时写定，故体例不一；然虽有先后，所记皆孔门相传之旧，其义脉固一以贯之，不害其为一书。

《论语》二十篇，篇各摘首句二三字为题，如“学而”“为政”“里仁”，题与篇旨了无干涉，正见其为语录辑纂而非命意为篇。全书以记言为主，多“子曰”云云，或答弟子之问，或评时人之事；长者不过数十言，短者仅得片语，各章之间不相统属。此语录之体，最便于存师说之真，而不以论辩结构之整为务——其散，正其所以信。

然《论语》于记言之外，亦兼记容止行事。《乡党》一篇独记孔子之衣食起居、应对进退，“席不正，不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君召使摈，色勃如也”，俨然一篇传记之雏形，于言语之外见其威仪气象。此类记述，非孔子之自道，乃门人日侍左右、亲见而追录者，尤见《论语》为后学记述之书。

又《子张》一篇，全记弟子之言（子夏、子游、子张、曾子、子贡），无一孔子之语，尤显《论语》乃七十子后学论纂之书：既存夫子之教，亦录门人之绪言。合语录与行状、师训与弟子之言于一编，此《论语》体例之大凡，亦其“传记”性质之明证。

《论语》所记，又以简约谨严别于他书。先秦两汉记孔子言者非一，《礼记》《大戴礼记》《孔子家语》以及诸子书中，孔子之言触处可见；然《论语》所录，多七十子亲承而最称雅驯可信，故自汉以来独尊为孔门之信史，他书所记则或杂以传闻附益，未可尽据。是以读孔子者，必以《论语》为本、他书为参：本之《论语》以定其真，参之群书以广其义，此亦《论语》居传记之首而为孔学渊薮之由。

《论语》先秦既以传本行于孔门，至汉遂有异本之分。汉世所传，有《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较鲁论多《问王》《知道》二篇）、《古论语》二十一篇（出孔壁，分《尧曰》下“子张问”别为一篇），三本篇章文字互有异同。其后张禹本鲁论而参齐论，号《张侯论》；郑玄又合校三本而为之注，今传《论语》盖鲁论一系而后定。此皆汉世授受源流之事，于本条从简，不复缕陈。

出土文献亦足证《论语》之早传。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竹简本《论语》，存字虽残，而与今本字句多有出入，为西汉《论语》流传之实证；其文本小异而大体相承，正可见《论语》自战国结集以还、传本非一而义脉一贯之实。

要之，先秦所当究者，在《论语》论纂成书之迹与其“传而非经”之地位；至汉以下鲁、齐、古三论之分合与文字异同，乃传本流变之细，点到可也，不宜以汉事之详掩先秦成书之大端。

郭店楚墓竹简（战国中期，约前三百年）中，有可与《论语》成书相参之证。其《缁衣》一篇，与今本《礼记·缁衣》相当，通篇为“子曰……《诗》云……《书》云”的引经语录之体，凡二十余章，皆先出“子曰”而后引《诗》《书》以证。此可证战国中期“子曰”称引、纂集成篇的记言文献已然流行，《论语》之结集，正植根于这一“子曰”传统，非孤例晚出。

郭店《语丛》四篇，则为格言警句之汇纂，如“凡物由亡生”“有天有命，有物有名”“父无恶”之属，多简短而不相属，其中若干条与《论语》《礼记》义近。《语丛》所辑虽未必尽为孔子之语，其纂缀只言片语以成编的体例，正与《论语》辑录片言的成书方式相类，可借以窥见七十子后学“语”类文献编纂之一斑。

合而观之，郭店简所存的这类“子曰”引经与格言汇纂，恰为《论语》“论纂”成书补足了旁证：战国中期的儒门，本盛行记言、辑语、引经证义之风，《论语》即此风气中之硕果。郭店儒简中，敷陈孔门德教、称引《诗》《书》与先王君子之言者不一而足，足见战国中期儒家“语”类与论说文献之盛；《论语》之结集，正孕育于此记言、传经、论德的学风之中，而非突然而作。以简帛证成书，则《论语》非一时一人之作、乃孔门累世论纂之结集，益可信而有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