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

“儒”之为名，早于孔子。《说文解字》训“儒，柔也，术士之称”，指其本为有礼乐术数之能、相礼治丧之人。孔子之时，“儒”已是既有的群体称谓：《论语·雍也》载孔子告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正说明当日之儒有君子、小人之分——孔子是要在既有的儒者中确立一种以德行为本的儒，而非凭空造一新名。

近人对儒的初义各有推求。章太炎《原儒》分“儒”为达名、类名、私名三科：达名之儒泛指术士，类名之儒指知礼乐者，私名之儒才专指孔门；胡适《说儒》则以为儒本殷遗民中柔逊相礼、治丧祝祷之士，孔子起而振其颓风，化“儒”之柔为刚，遂成一有担当的新儒。二说细节未有定论，且颇受商榷，然“儒先于孔子而有、孔子因之立教”一点，大抵可信。

孔子的贡献，是使这一职业性的“儒”升华为有明确义理宗旨的学派。《汉书·艺文志》系儒家于司徒之官：“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正与儒家以教化为务的性格相合。班固又谓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一语括尽儒家的经典依托、价值核心与谱系宗主。此条重在儒学的源流谱系，孔子生平别见人部。

儒家的成立以孔子设教为标志。孔子有教无类，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史记·孔子世家》称“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诸说虽后世多有增饰而不尽可据，但孔子以六艺为教、使古代王官典籍转为教学文本一事，则是儒家承王官旧学而自立的关键。此处六艺兼指两义：一为礼、乐、射、御、书、数之技艺，一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之经籍；儒家由前者养其身，由后者明其道。

孔门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设教，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以德行称，宰我、子贡以言语称，冉有、季路以政事称，子游、子夏以文学称，弟子各专所长。这一分科既是教学的分工，也埋下日后学派分化的种子：重德行者趋于内省修身，长文学者趋于传经明章句，习政事者趋于经世致用。孔子在世时以其人格统摄诸科；及其既没，四科各衍其流，儒学遂由一师之教走向多派并立。

孔子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儒学随之四播。《史记·儒林列传》记“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曾子一系传孝道与内省之学，相传《孝经》《大学》所本在此；子夏一系居西河传经而开经师之统，汉世诸经师法多远祖子夏（详见“西河之学”条）；子游一系长于礼——门户既分，宗尚各异，遂有“儒分为八”之说（详见“儒分为八”条）。

战国儒学，大体可收摄为两大脉。其一为思孟一脉：由曾子而子思而孟子，重心性、倡性善，以仁义内在、扩充四端为宗，郭店简出土后其谱系益明（详见“思孟学派”条）。其二为荀卿一脉：隆礼义、重师法，主性恶而贵化性起伪，由内在心性转向外在礼法的建构；荀卿又身兼传经之功，汉初《诗》《礼》《春秋》诸家之学多有出其门者。两脉一内一外、一主心性一主礼法，共构成先秦儒学的两极，也预示了后世儒学在心性与礼制之间的往复。

就传经而言，荀卿一系尤有大功。清儒汪中《荀卿子通论》历考汉代诸经授受，以为《毛诗》《韩诗》《春秋》谷梁及《礼》学，多有出于荀卿或其后学者，因谓荀卿于经“最为老师”。若其说可信，则先秦传经之统，子夏之外，荀卿实为又一大宗：思孟主心性而略于传经，荀卿则兼综礼法与经术，二脉遂各有偏至。要之，战国儒学并非铁板一块，其在心性、礼法、传经诸端的分化，正是“儒分为八”得以发生的内在缘由，也使儒家虽本一师之教，而能开枝散叶、蔚为百年显学。

儒家在先秦的自我界定，多在与他派的论辩中形成。与墨家，儒墨并称“显学”而针锋相对：墨者非儒，讥其厚葬久丧、繁饰礼乐、信命怠事、亲亲有差；儒者则斥墨之兼爱为无父、非乐节用为悖礼。二家之争，实为“爱有差等”与“爱无差等”、“礼乐为文”与“俭用非乐”的根本分歧。与道家，则有“仁义”与“自然”之别：道家病儒家之仁义为道德之末、桎梏其性，斥其“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而后天下治；儒家则以仁义为成人之本、不可须臾去，二者遂成先秦思想的一大对峙。

儒法之间，关系尤为微妙。法家多由儒门转出——李克、吴起皆出子夏之门（详见“西河之学”条），韩非、李斯则受业于荀卿。法家取儒家经世致用之一端，弃其仁义礼乐之本，专任赏罚、独尊君势，遂与儒家分道扬镳；《韩非子》并斥儒墨为“愚诬之学”，正是法家立场对儒家的总攻。要之，儒家立身于诸家之间：非墨之兼爱而言爱有差等，非道之弃仁而守仁义之常，非法之任刑而重教化礼让。诸般论辩，非但未使儒家失其立场，反使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仁义、隆礼乐”的宗旨愈辨愈明。

正因立于百家之中而不倒，儒家终成先秦的两大显学之一。《韩非子》以儒墨并称显学，《庄子·天下》叙百家而首及邹鲁搢绅先生之业，皆可见其声势之盛。然树大招风，至秦并天下，李斯建议焚《诗》《书》、禁私学、以吏为师，儒家首当其冲，六经典籍与传经之统一时几绝。此即本条断代所谓“至秦火”者——先秦儒学的这一段，正终结于这场浩劫；其复起而为汉世经学，则已在本百科断限之外，非本条所及。

儒家的经典依托是六经，其结集与传习之状，赖《论语》及诸传记以存。《论语》为孔门后学所纂，是了解孔子与早期儒学最直接的文献；六经则经孔子及其后学整理传授，成为儒家“游文”的根本。传世文献之外，出土简帛为战国儒学补上了大量缺环，使孔孟之间那段几乎空白的历史渐可考见。

郭店一号楚墓（约战国中期）出土的儒家简，如《缁衣》《五行》《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鲁穆公问子思》等，多与子思一系相关，展示了孔孟之间儒学的实际形态；其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又有《孔子诗论》《民之父母》诸篇，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图景。《缁衣》一篇兼见于今本《礼记》，其大量称引《诗》《书》，印证了儒家“游文于六经”的传经性格；《五行》以仁、义、礼、智、圣为“五行”，则揭开了思孟德行论的真面目；《性自命出》论性、情、心、道之相生，补出了心性论的中间环节。这批材料，使人们得以在孔子与孟子之间，看见一个此前几乎空白的儒学环节，也让“儒家”不再只是几部传世经典所勾勒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