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之学

西河之学，指孔子弟子子夏晚年居西河设教所形成的一系儒学。《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子夏名商，字子夏，是孔门文学科的高第（《论语》记“文学：子游、子夏”）；孔子既没，他西入河西，聚徒讲授，遂使儒学的一支在三晋之地生根。西河所在，旧说在魏之西境（今陕西韩城、黄河西岸一带），近人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则考在东方河济之间，其地望尚有异说；然子夏晚年设教授徒、为魏文侯所礼一事，则无异辞。

其时正当战国初年。魏文侯礼贤下士，师事子夏与田子方，又礼敬处士段干木——段干木逾墙以避，而文侯每过其闾必式（凭轼致敬），三晋文治之盛，一时冠绝诸侯。西河之学得魏文侯的尊崇与庇护，人才辐辏，蔚为战国前期北方儒学的重镇。子夏以孔门耆宿的身份，在此把六艺之教传于三晋，其影响远出鲁国之外，是孔子既没、七十子四散传学中最具规模、也最见成效的一支。

西河之学以子夏为宗。子夏在孔门以文学著称，长于典籍章句；孔子尝以“绘事后素”与之论《诗》，许其“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又诫之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种精于文本、善发义理而又不失笃实的学风，正是西河之学的底色，也决定了它以传经为务的性格。

其弟子群，史有多说，而皆一时之选。传为出于子夏之门或其伦者，有李克（一说即李悝）、吴起、田子方、段干木、禽滑釐，以及传《春秋》的公羊高、谷梁赤诸人。《史记·儒林列传》谓“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诸说之中，禽滑釐后为墨家巨子，公羊、谷梁传经之说亦多出后师依托，未可尽信；但西河一门弟子众多、且多为魏所用一点，则大抵可据。这批弟子，或为经师，或为将相，或为帝王之师，使西河之学在学与政两途皆有可观，其声势之盛，远非偏处邹鲁的儒者所能比。

西河之学的最大特色，是它的经学性格。后世经师多推子夏为六经传授的关键人物；《后汉书》载徐防之奏，谓“《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正把章句训诂之学的开端系于子夏。具体传经之说甚多：《诗》有“子夏序诗”之说，以今本《毛诗序》为子夏所作；《易》有《子夏易传》；《春秋》有子夏传公羊、谷梁二家之说；《仪礼·丧服》则相传有子夏所作的《丧服传》。经学史家如皮锡瑞论汉代经学渊源，亦每追溯及于子夏一门。

这些传经之说，须如实分辨。今传《子夏易传》为后人伪托，《毛诗序》出子夏亦无确证，公羊、谷梁受经于子夏更多是汉代经师追溯师法之辞，欲一一坐实则难。然诸说虽多依托，却非全无来历：子夏本以文学名家，孔门章句之学归于其名下，正因他确是孔子之后最以传经著称的弟子。故“传经之儒”的定位，是西河之学有别于思孟重心性、荀卿隆礼法的根本所在——它上承孔子删述六经之业，下开汉代经师章句之统，是先秦经学承前启后的关键一环。

子夏之传经，于《春秋》一门尤可注意。《春秋》文成数万，其义则微，孔子口授而不尽书于策；相传子夏得其微言，下传公羊高、谷梁赤，遂开二传“属辞比事”“以义解经”的家法。此说虽亦经汉儒追溯而成，然《论语》所载子夏论学之语，如“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皆见其长于持论、精于分寸，与传经解义之业正相称。故谓章句义理之学托始于子夏，非无因而至。

西河之学的另一重意义，在于它是战国法家的一个渊薮。子夏门下的经世一路，在三晋的政治土壤中，渐由儒学转出法术之学。李克（李悝）相魏文侯，尽地力之教以富国、平籴之法以便民，又集诸国刑典而作《法经》六篇，为战国变法与后世成文法的先声，《汉书·艺文志》儒家犹著录《李克》七篇；吴起先仕魏、守西河而拒秦韩，后相楚而变法明法审令、废公族之禄以抚养战士，以兵、法名家。二人皆出西河之门，却由儒入法，取儒家经世致用之一端，弃其仁义礼乐之本，专务富国强兵。

由儒入法这一转折，正见西河之学不同于鲁国儒学之处。鲁地儒者守六艺、重礼让，西河之儒则近于用世，其经学本有“通经致用”的倾向，一旦与三晋的功利政治相激，便催生了法家。故论战国法家之兴，不能不追溯到西河：三晋法术之学，实与子夏一门的经世传统血脉相连。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先秦“儒法本相出入”的学术格局——同出子夏之门，田子方、段干木守其儒行，李克、吴起则趋于法术，一门而两歧，正是战国学术剧变的缩影。

李悝《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为后世《秦律》《汉律》所本，商鞅相秦即挟《法经》以往；吴起守西河，魏得以西抗强秦，其后相楚变法，虽以身殉而楚一度称强。二人之业，皆以富国强兵、信赏必罚为务，与儒家仁义礼乐之教已判然异趣。然溯其学之所自，则皆本于西河一门通经致用之风：儒之经世一念，推至其极而弃其本，遂成法术。此中的转关，最可见先秦儒法之间那条若断若续的血脉。

西河之学多赖《史记》的《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魏世家》以存其大略，传世的子夏语则散见于《论语》，尤以《子张》一篇为多。“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诸语，皆见其学以经世为归、以笃实为本的宗尚。至其传经诸书，或亡或伪，已难征其详，唯赖后世经师的追溯以想见其传经之功。

就学术史而言，西河之学的地位有二：于经学，它是孔子删述六经与汉代经师章句之间的桥梁，汉世诸经的师法多远祖子夏；于政治，它开战国初年魏国的文治，又转出李克、吴起一路的法术，牵动了三晋乃至天下的变局。一门之学而兼摄经术与政术、贯通儒法两途，在孔门后学之中，西河之学的这一格局尤为特出，也最能见出“七十子散游诸侯、各衍其流”之后，儒学如何在列国的土壤里开出不同的花果。

后世论七十子传经，恒以子夏为宗；论战国变法，又每追李悝、吴起于西河。一系之学而下开经术、法术两统，且皆蔚为大观，这在孔门诸子中殆无仅有。究其所以，一在子夏本兼文学与政事之长，二在魏文侯之世三晋方兴、亟需经世之才，学与时会，遂成其盛。故读西河之学，不惟见一家一派之传承，更可见战国初年学术与政治相激相荡的一个缩影：王官之学下移既久，至此已能反哺庙堂、更造制度，诸子之用世，于斯为盛。子夏一门之盛衰，既系乎其学之淹博，亦系乎其时之方新；读者观其经术与法术之分合，即可略知战国初年学术下移、反哺庙堂的大势，而西河之学在其中的枢纽地位，亦由是而愈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