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

《诗》本是周代的乐歌，源出王朝的乐官系统，它的采集、保存与使用，都依托于官守之制。据后世文献追述，周室有采诗、献诗、陈诗之法：天子听政巡守，命乐官之长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礼记·王制》），公卿列士得以献诗讽谏（《国语·周语》“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民间歌谣则由行人之官采录以达于上。诗因此不是纯粹的文学创作，而是沟通王室与四方、上情与下意的政教之具。此处“太师”指乐官之长，非史官之太史，不可相混。

诗与乐、舞本为一体。太师、瞽矇（乐官中的盲乐师）掌讽诵诗与弦歌，《周礼·春官》记瞽矇“讽诵诗，世奠系”；乐正以诗乐教国子。所谓“风”“雅”“颂”，本也是乐调的分类：风为各地土乐（十五国风），雅为朝廷正乐（大、小雅），颂为宗庙祭祀的舞乐（周、鲁、商三颂）。诗之三体，先是乐的三类，然后才是义的三途。明乎此，才能理解为何先秦论诗每与论乐相连。

采诗、献诗之说虽多见于汉人追述（如《汉书·艺文志》《食货志》），未必尽合西周实制，但《诗》与乐官、王政相系，则有其内在理据。十五国风采自各地，而经乐官协于律吕、统于雅乐，方能“陈诗以观民风”；二雅多出朝廷公卿之口，颂则专用于宗庙祭祀。诗之结集，本身就是王官“以乐语教国子”、以歌诗通上下的制度产物。离开这一官学背景，便无从索解《诗》何以能兼容里巷歌谣与庙堂雅颂于一编。

传世《诗》三百零五篇，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古人举成数称“诗三百”。《论语》中孔子已屡称“诗三百”（《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可见在孔子讲学之时，“诗三百”已是一个大体固定的篇数。

孔子“删诗”之说，主要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若依此说，则今本《诗》乃孔子从三千余篇中删定的十之一二。然自唐孔颖达以来，学者多疑其说：其一，《论语》孔子自称“诗三百”，若删诗为其亲事，不当先已有此定数；其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季札观周乐，所奏风、雅、颂的编次已与今本大体相合，其时孔子方八岁，可见“诗三百”的结集早在孔子之前；其三，先秦典籍所引之诗，逸出今本者甚少，若孔子果删去十之八九，不应“逸诗”如此之少。

故较稳妥的判断是：诗三百的结集非成于孔子一人之手，孔子于诗的贡献，主要在“正乐”与编次——《论语·子罕》“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他厘正诗乐的配合、厘定雅颂的次序，使之复归于正，而非大规模删汰篇章。删诗之说与正乐之实，当分别观之，不可混为一谈。

要之，孔子于《诗》，删汰之功难征，而编次、正乐、垂教之功可信。删诗说的产生，或因后人推尊孔子、欲以六经悉归其手，遂由“正乐”演为“删诗”。今人读《诗》，既不必坐实三千删三百的旧说，也不当抹杀孔子编诗以教、厘定雅颂的实际贡献。存疑而不废其功，方为持平之论。

在孔子之前及同时，诗早已是贵族社会的共同语言。春秋聘问会盟之际，卿大夫往往“赋诗言志”：摘取《诗》中某章某句，借以表达己意或试探对方，谓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所赋之诗，不必顾及本篇全旨，只取所需之意，听者亦以意会。诗于是成为一种含蓄而典雅的外交辞令，不习诗者将无以应对进退。

这种“用诗”的风气，正是孔子“不学诗，无以言”的现实背景。《论语·季氏》记孔子告伯鱼“不学诗，无以言”，又讥“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可见在孔子看来，学诗不是记诵辞章，而要能措之政事、达之应对。赋诗断章的传统，把诗从乐歌推向了义理与辞令，也为孔门诗教留下了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赋诗与孔门说诗，取向恰相对反。赋诗断章“取所求”，重在借诗抒己、不拘本义；孔门说诗则渐求诗之本旨与义理，重在因诗见志、以诗证道。从春秋赋诗到孔门诗教，正是《诗》由贵族辞令之“用”，转向义理经典之“学”的关键一步。二者虽异，却同以《诗》为士人共有的文化根柢，这正是《诗》能超越一时之用而成为万世之经的缘由。

孔子论诗，最著名者莫过于“兴、观、群、怨”之说。《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是感发志意；观，是考见得失风俗；群，是和而不流、以文会友；怨，是怨刺上政而不失其正。四者并举，诗遂兼有陶冶性情、认识世事、联结人群、讽谏时政诸用。

孔门诗教的宗旨，可以“思无邪”三字括之。孔子又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以诗为修身进学的发端——诗最能感动兴发，使人向善之志油然而生。这种“温柔敦厚”的诗教（《礼记·经解》语），不重训诂考据，而重涵泳性情、引譬连类。孔子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正是以中和之则衡量诗的情感，此即诗教分寸之所在。

孔门诗教尤重“引譬连类、举一反三”的读法。孔子与弟子论诗，每即诗句而引申义理：子贡由“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悟为学当精益求精，孔子许其“告诸往而知来者”，谓“始可与言诗已矣”。可见诗教之要，不在字句训释，而在能触类旁通、以诗启发德性。所谓“温柔敦厚”，也不只是情感的中和，更是一种以委婉之辞道讽谏之意、怨而不怒的表达方式。诗所养成的，正是这样一种含蓄温厚而又能引譬见义的人格——这才是“不学诗，无以言”的深层含义。

诗学在孔门及其后学中递相授受。相传子夏于诗最有心得，后世《毛诗》一系的《诗序》之学，即多推本于子夏（其说虽有附会，然子夏传诗当有所据）。孟子说诗，提出“以意逆志”（不以辞害意，而以己意逆求作者之志）与“知人论世”（考其人、论其世以解其诗），《孟子·万章》所论，为后世诗学立一方法；荀子引诗尤密，每于论说之末系以“诗曰”，以诗为立论的经证。

战国时诗学的实际面貌，出土文献亦有可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有《孔子诗论》一篇，托孔子之名逐篇评骘《诗》旨，如论《关雎》之“改”、总言“诗亡（无）隐志”，虽未必真出孔子，却是战国诗学的实物，可见其时说诗已蔚为专门之学。汉代四家诗（齐、鲁、韩、毛）的分立，正是承此先秦诗学的余绪而来。

要之，从春秋的赋诗言志，到孔门的兴观群怨，再到孟、荀的以意逆志与引诗证义，《诗》完成了由乐歌到经典的转化。至战国之末，《诗》已是诸子立论共尊的文本：不独儒者称说，即墨、法之徒亦时时称引，唯取义各异。这一“诗三百”由王官乐章升为百家经证的历程，正是六经从官学下移为显学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