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书》的本义是文书、典册，是史官职守的产物。上古无私家著述，王室的诰命、誓词、训辞、谋议，皆由史官笔录典藏，积而成“书”。《汉书·艺文志》追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此为汉人之说（《礼记·玉藻》所记左右史分职适相反），先秦史官的分工未必如此整齐，但“书出于史官、以记言为主”的大势，则大体可信。

就今存《尚书》而言，其文多为王室的政治文告：有史官追记的典章（《尧典》《禹贡》），有君臣谋议之辞（《皋陶谟》），有告诫训导之文（《无逸》《多士》），而尤以“诰”与“誓”为大宗——诰是君上对臣民的诰谕（《康诰》《召诰》《洛诰》），誓是临事的誓师之辞（《甘誓》《汤誓》《牧誓》）。这些文字本是具体政事的实录，出于史官之手，藏于王朝之府，正是“学在官府”的典型。

史官记言，不止于存档，更含鉴戒之意。《书》所录，多为兴亡之际的大训大诰：夏桀之誓、成汤之诰、盘庚之迁、周公之训，皆存王朝盛衰得失之迹，以为后王之鉴。故《书》自始便带有“彰往察来”的政治教训色彩，而非单纯的档案汇编。这一“书以道事”而寓褒贬劝戒的性质，也决定了它日后能超越史料，成为儒家论政的经典依据。

先秦但称《书》，或冠以时代称《夏书》《商书》《周书》，“尚书”之名晚出。“尚”字，汉儒或训为“上”，谓“上古之书”（王充《论衡》“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说亦不一），或谓尊而重之之意。名义虽有异解，其为记载上古王政之书则无疑。全书以虞、夏、商、周四代为序，而周书篇数最多、最为可信。

《书》的流传，头绪纷繁。秦火之后，汉初伏生传《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后又有孔壁所出《古文尚书》，篇章小异；至东晋，梅赜献《古文尚书》并孔安国传，较今文多出二十五篇。清儒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列百余证，辨定这多出的二十五篇及孔传皆属伪造，是为“伪古文尚书”公案。今日读《书》，必先分清今文、古文与伪古文，方不致以后人缀补之文当先秦旧典。

《书》的文字古奥，号称“佶屈聱牙”（韩愈语），这与其出于史官实录、去古未远有关。诰誓之文本为当时的官方语言，未经后世文人润饰，故读来艰涩。也正因如此，其中保存的西周语汇、制度与观念，往往最为质实可信——周初诸诰的史料价值，远在后出的虞夏之书之上。读《书》者当知，愈是古奥难读之篇，愈可能是最近于西周旧文的真古文；反之，文从字顺、义理圆熟者，倒每每是后人的追述或伪托。

孔子与《书》的关系，传统有“叙书”“序书”之说。伪孔安国《尚书序》称孔子“讨论坟典……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断自唐虞、讫于周，得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并为每篇作序，是为“百篇书序”。若依此说，则今存篇第与书序皆出孔子之手。

然此说不可尽信。伪孔《序》本属东晋人伪托，其言孔子删书为百篇，与删诗三千之说同一机杼，多为后人附益。所谓“百篇书序”，学者多以为出于战国秦汉间经师之手，用以标目撮旨，非孔子亲撰。较平实的看法是：孔子确曾以《书》为教、有所论次征引，但“序百篇”之事难以坐实。此与《诗》之删诗说一样，当存而疑之，不可轻信孤证。

要之，孔子“叙书”与后世“伪孔序书”当分别观之。孔子以《书》为教、征引论说，史有明文；而“删书为百篇、篇篇作序”的系统之说，则晚出而可疑。把二者混同，遂生“孔子手定百篇”的误解。持平之论是：《书》的结集与编次是一个长期过程，孔子参与其中而非独任其功，正如《诗》之非成于一手之删。

《书》的思想分量，集中在周初诸诰。武王克商、周公东征之后，周人面对“小邦周”何以取代“大邦殷”的合法性难题，提出了一套以“德”为枢纽的天命观。《康诰》曰“惟命不于常”——天命不是固定不移地眷顾某一姓，而随德之有无转移；《召诰》曰“王其疾敬德……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把敬德与保有天命直接相连。殷之所以亡、周之所以兴，皆系于德。

由“天命靡常”必然导向“敬德保民”。周人认为，天意即民意，敬德的实质是恤民、保民。故《康诰》倡“明德慎罚”，《无逸》戒逸豫而勤恤民隐，《梓材》期于“保民”。天、德、民三者贯通：欲承天命，必先敬德；欲验其德，必观于民。这是一次深刻的观念转换——政治合法性的根据，由外在的天命之眷顾，转向统治者自身之德与百姓之向背。

值得强调的是，周人的天命观，是对殷商“率民事神”传统的深刻反拨。殷人尊神尚鬼，以为王权受命于帝而不可移；周人则于牧野一战、以小胜大之后，痛感“天不可信”（《君奭》），转而强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由是不再是先天固定的眷顾，而成为随德流转、需以敬德时时争取的动态之物。这一转向，把政治的重心从事神移向修德、从祈天移向恤民，可谓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枢机。

这套“天命—敬德—保民”的思想，正是儒家德治论的远源。孔子“为政以德”、孟子“保民而王”、荀子“隆礼重法”，其以德为政治合法性根据、以民为政治归宿的基本取向，都可上溯至周初诸诰。可以说，《书》为儒家政治哲学提供了最早的经典依据。

先秦诸子引《书》立论者甚众。《论语·为政》记孔子引“《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以证在家尽其孝友即是为政；《孟子》引《书》尤多，且能以批判的眼光待之——《尽心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因不信“血流漂杵”之说而疑《武成》，实开后世文本批判之先声；又引《太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万章上》），以申民本。《左传》《墨子》引《书》亦频，可见《书》在先秦已是共有的政教经典。

《书》类文献的战国面貌，近年赖出土简帛而大明。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中，有《傅说之命》上、中、下三篇，即古文《说命》——然其文与东晋伪古文《尚书》的《说命》三篇全然不同，正为伪古文之伪再添铁证；简中另有《厚父》《封许之命》《摄命》等书类佚篇，多为传世《书》所无。这些战国写本表明，先秦《书》的流传远比今本丰富，也为厘清《尚书》的真伪源流提供了未经后人窜改的坐标。

先秦引《书》之例，还透露出《书》在诸子间的共享与争夺。儒家引《书》以明德治，墨家则引《书》以证兼爱、尚同、天志，各取所需、各为其说。同一部《书》，成为不同学派争相祖述的思想资源，这本身即是“诸子出于王官”的一个注脚：王官旧典下移之后，遂为百家所分有、所改造。故读先秦之《书》，既要见其为儒家德治之源，也要见其为百家共取之公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