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

礼的本源在祭祀，礼的职守归宗伯。“礼”字从示从豊，“豊”象豆中盛玉以事神，本谓奉神致福之仪，引申而为一切分别尊卑、序次亲疏的制度节文。周室以大宗伯为礼官之长，《周礼·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统吉、凶、军、宾、嘉五礼，小宗伯、肆师佐之。礼之器数仪节，皆由宗伯之属世守。

周初周公“制礼作乐”，把宗法与封建凝为一套繁密的礼制：冠以责成人，昏以合二姓，丧祭以敬鬼神、笃亲亲，朝聘以别上下、联邦国。礼于是不只是仪式，而是宗法社会的制度骨架、贵族生活的行为总纲。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正状其条目之繁。这套由宗伯所守、周公所定的礼，便是后来“礼经”的现实来源。

礼之为物，兼含“义”与“数”两面：义者礼之精神（敬、别、和），数者礼之器数仪节（升降、揖让、笾豆之数）。宗伯所世守者，正是这套繁密的器数——何礼用几献、几拜，何服属几月、几升，皆有定制，非熟于其事者不能行。故礼学自始便有强烈的专门性与实践性，它不是悬空的义理，而是须口传手授、按节而行的技艺。这也是“礼在宗伯”而能世代不坠、及至孔门尚须“入太庙，每事问”的缘由。

先秦所谓“礼经”，其本体即今传《仪礼》十七篇。汉世但称《礼》或《士礼》，晋后乃称《仪礼》。其篇以士礼为主——《士冠》《士昏》《士相见》《乡饮酒》《乡射》《士丧》《既夕》《士虞》诸篇，皆士大夫的冠昏丧祭之节；间及诸侯、天子之礼，如《觐礼》《聘礼》《公食大夫礼》。它记的是具体仪节的一举一动，是可以按而行之的行礼程式。

“礼”之为学，汉以来有“三礼”之目，然三者性质迥异，不可混同。《仪礼》为经，是先秦礼经的本体；《周礼》本名《周官》，主言王朝官制，成书较晚，或有战国人增益之说，当存疑；《礼记》则是“记”——七十子后学及秦汉经师解释、发挥礼义的文字汇编，非礼之经本。经与记之别，正如经文与传注：《仪礼》载其“文”（仪节），《礼记》明其“义”（义理），读礼者必先辨此，方不致以后学之说当经文之旧。

至于“经礼”“曲礼”之分，说亦不一。《礼记·礼器》“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郑玄注以经礼为《周礼》、曲礼为《仪礼》；他说则谓经礼指大经大法，曲礼指细节威仪。无论从何说，其意皆谓礼有纲有目、有大体有细文，纲举而目张。

《仪礼》一篇之中，仪节纤悉必备：一献之礼，自迎宾、献、酢、酬，至于旅酬、无算爵，节次分明；一朝之仪，自陈设、揖让，至于升降、授受，各有其度。正因其详于器数而略于义理，故七十子后学乃作“记”以发其义——《礼记》之《冠义》《昏义》《乡饮酒义》诸篇，正是逐篇疏解《仪礼》相应各篇的“义疏”。经详其文、记明其义，经与记相须为用，礼学乃备。这也再次说明“记”之于“经”，是发明而非替代，不可以记乱经。

礼的义理，先秦儒家论之最深者为荀子。《荀子·礼论》揭“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礼之所以立，上有天地为生化之本，中有先祖为族类之本，下有君师为治理之本；郊社所以事天地，宗庙所以事先祖，隆君师所以正治道。三本立而礼有其根，非徒仪文而已。

礼之功用，一言以蔽之曰“别”。《礼记·曲礼》“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以分别为务，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各安其分，嫌疑得决，秩序以成。然礼之别异，非为峻隔，而是“称情而立文”：丧礼之轻重随亲等而杀，正是“称情”；礼之节文，本因人之情而为之节制，使过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别异以定分，节文以中情，此礼之两大枢机。

礼之别异，尤集中于丧祭。丧服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服期有三年、期、九月、五月、三月之差，一以亲疏尊卑为断，此即“称情立文”的极致体现——情之厚薄，一见于服之轻重。祭礼亦然：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各有分限，僭则为非礼。故孔子见季氏“八佾舞于庭”而叹“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所争者正是礼之别、分之守。别非苛细，实为秩序所系。

孔门以礼为立身之本。孔子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颜渊称夫子“约我以礼”，孔子入太庙“每事问”，皆见其重礼之笃。然孔子论礼，尤重礼之本——礼不是徒具的仪文，而以仁与忠信为质。《八佾》记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之诗义，孔子答以“绘事后素”（先有素地，然后施采），子夏悟而问“礼后乎”，孔子许之曰“起予者商也”。“礼后”者，谓礼在忠信之后、以仁质为先，犹绘事之后于素地；无其质而徒事其文，则礼为虚设。

战国时，荀子最为隆礼。他以礼为“法之大分，类之纲纪”（《劝学》）、为“人道之极”（《礼论》），谓“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修身》），把礼从贵族仪节提升为治国、修身、化性的总原则。孔子重礼之内在根据（仁），荀子重礼之外在规范与制作（师法、积伪），二者相济，共同奠定了儒家礼学的规模。至于传经之绪，先秦七十子后学习礼不辍，下逮汉初高堂生传《士礼》，礼经之统乃得不绝。

孔门论礼，还特重“礼”与“和”的分寸。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然又戒“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礼贵在能致和，但一味求和而无礼之节，则流于苟且。可见礼在孔门，既非冷硬的等级压制，亦非无别的一团和气，而是“别”中有“和”、“和”不失“别”的中道。这与《礼记·乐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的分工，正相发明：乐以合同，礼以别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相济而不可偏废。

《礼记》诸篇多出七十子后学，其成篇之早，向来难征，而出土简帛为之提供了确证。郭店楚墓竹简（下葬约当战国中期）中有《缁衣》一篇，正与今本《礼记·缁衣》相当。简本《缁衣》凡二十三章，与今本章数、章序、文字皆有出入——今本首章简本所无，各章次第亦异，所引《诗》《书》也间有不同——然其反复申说君上表率、上行下效之旨，则与今本一脉相通。

缁衣简的意义有二。其一，它证明《礼记》的部分篇章早在战国中期即已成篇流传，其源出七十子后学之说得到实物支持，而非秦汉经师所能凭空缀造；其二，简本与今本的异同，为考察《礼记》文本的编纂、增删与流变，提供了未经后人整理的战国样本。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中亦有《缁衣》，可与郭店本互校。由此回看“礼”，其经（《仪礼》）之外，“记”的一系同样根柢深远，共同构成先秦礼学的两翼。

缁衣简的发现，也促使学界重新估量《礼记》的成书。《礼记》四十九篇，性质本不划一：有释《仪礼》之义者（《冠义》《昏义》），有通论礼意者（《礼运》《礼器》），有记孔门言行者（《檀弓》），有近于子书者（《大学》《中庸》）。缁衣简证明，其中至少一部分篇章的祖本可上溯战国中期，出于七十子及其后学之手。这既坐实了《礼记》“七十子后学所记”的旧说，也提醒读者：“记”虽非“经”，其中所存的先秦礼说，价值并不在经文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