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司徒

司徒为古之教官，其名甚古。相传虞舜之世已有之：《尚书·舜典》记舜命群官，谓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五品者，父、母、兄、弟、子五者之伦；五教者，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司徒之职，自始即在敷布人伦之教，使民相亲相睦。故言掌教之官，古今必推司徒为首。

至《周礼》，司徒之制大备。《周礼》分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地官之长即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其职兼理土地、户口、财赋与教化，而以教化为其大端；下统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以至保氏诸属，层层而下，掌一国之版籍与教养。自乡而遂、自州党而闾里，凡民之众寡、地之肥硗、赋之轻重，皆司徒所掌；而《大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语，尤见其以教化统摄庶政之意。地官所职，约而言之曰“教”，故司徒又称教官之长，与掌礼之宗伯、掌政之冢宰并列而分守其事。

须辨明者，《周礼》一书，旧题周公所作，然其成书年代，学界多主战国，或谓杂采旧制损益而成，未可径断为西周实录。故本条所引《周礼》官制，当作“《周礼》所记之司徒”观，视为对古代教官之制的系统整理与理想建构；其与西周史实的离合，尚在争议之中，行文措辞不能不留有余地，读者亦当以意逆之。

大司徒教民之具，首在“乡三物”。《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三物者，德、行、艺三类：六德言其心之所存，六行言其身之所施，六艺言其能之所习。三者相济，而后成德能兼备之民，非徒课以一材一艺。

“宾兴”者，宾礼而举之。乡之万民，习三物而有成者，乡大夫三年一考其德行道艺，以其贤能“献贤能之书于王”，如宾客之礼而升之于朝。是乡三物之教，非徒教化而已，又兼为选举之途：教之、考之、举之，一以贯之。此正“学在官府”之下，教与选、学与仕相贯之制，庶民之秀异得由乡里之教而登进于王朝。

又大司徒复以“乡八刑”纠万民之不率教者（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之属皆在纠治之列），以“十二教”导民之德行：以祀礼教敬、以阳礼教让、以阴礼教亲、以乐礼教和、以仪辨等而教民别贵贱之属，皆因事设教，各有所主。教、刑、礼三者并施，而以教为本、礼为文、刑为辅。可见司徒之掌邦教，非仅设庠序、课诗书，而是一套涵摄德、行、艺、礼、刑的完整教化体制，笼罩闾里之民而使之各安其伦、各修其业。

司徒掌教之说，不独见于《周礼》，经传屡有印证，可相发明。《孟子·滕文公上》述古者教民之制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契为司徒、教民以五伦，与《尚书》“敬敷五教”正相符合，足见司徒掌教之统绪源远而有本。

《礼记·王制》记司徒之政尤详：“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六礼、七教、八政云云，皆司徒教化之条目；节民性、兴民德、同风俗、致民孝，皆司徒教化之功效。合《周礼》与《王制》而观，司徒之职，一言以蔽之，曰“以教化成民德”而已。

由是可知，先秦言教官，众说一致而同归于司徒。自舜命契、契教人伦，至《周礼》之乡三物、《王制》之七教，司徒始终是掌邦教、明人伦、化民成俗之官。这一绵长而一贯的教官传统，正为后来“儒家出于司徒之官”之说，预备了坚实的依据——非班固凭空立言，实有经传之统绪可寻。

《汉书·艺文志》论诸子九流，各原其所出之王官，而以儒家系于司徒：“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班固此说，本于刘歆《七略》，为“诸子出于王官”论的核心一环，而“儒出司徒”尤为其纲领所在。

何以谓儒出司徒？盖司徒掌邦教、明人伦、隆礼乐，而儒家之学，正以教化、人伦、礼乐为宗；司徒“顺阴阳、明教化”之职，与儒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业，脉络相承而若合符节。教官之守既散于王纲解纽之际，其明教化、隆礼乐之学不随之而亡，反聚于孔氏之门——就此义言，儒家者，教官之学下移民间而自成的一家也。《汉志》复以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名家出于礼官，与“儒出司徒”同一机杼：一官之守，散而为一家之言。儒之于司徒，犹道之于史官，其溯源之例正同，可以相互参观。

然此说亦当审辨，不可执一。“诸子出于王官”本是刘歆、班固的学术建构，意在为百家各溯一王官之源，其间不无比附整齐之迹；近人如胡适著《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即疑其说，谓诸子多起于救时之弊，未必一一出于王官。故“儒出司徒”可信者，在司徒之教与儒学之旨确然相通、其学有所承；而不可拘者，在不必坐实儒家即由某一司徒之官直接传衍。持论宜执两端，既不没其渊源，亦不泥其比附。要之，谓儒家“源于”教官之学则可，谓儒家“即是”某司徒官署之直接传衍则未安；渊源与传承，界限当明而不可混。

司徒之官既掌邦教，而孔子之为教，恰续此教官之绪于私门。孔子未尝居司徒之职，然其毕生所务——明人伦、隆礼乐、化民成俗——一一与司徒之教相应。孔子论为政，以教化为终极。适卫之途，见卫民之庶，因论治国之序：既庶矣当富之，既富矣当教之；冉有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答曰“教之”（《论语·子路》）。庶、富、教三者，教居其末而实为其归——以教化为为政之终极，正是司徒精神在衰世的赓续。

所异者，司徒之教行于官、施于众，凭王朝之权而自上下达；孔子之教行于私、施于徒，无尺寸之柄而以身教相率。教官之职守，至孔子而化为师儒之讲习；官守之教化，至孔门而凝成一家之学说。此即“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一确证：司徒之守既散，而儒家之学乃兴，一散一兴之间，正见学术下移之迹。

就本百科主线言，大司徒一条，正是“官守其学、儒出司徒”的落点所在。司徒掌教于上世，孔子传教于衰周，儒家承教官之绪而卓然自立于百家，是为“学在官府 → 天子失官 → 诸子出于王官”一线之中，儒家之所从出。观司徒之教与孔门之学一脉相贯，则先秦儒家渊源之所在，思过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