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艺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合称，是西周王官教养国子的基本科目。《周礼·地官·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保氏为司徒之属，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六艺即其教目。此教兼文武、贯德能，非徒记诵之学，而是贵族行礼、临戎、治事所需的全套本领；习之既成，德见于容止，能见于事功。

六艺之教，不独系于保氏。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其三曰六艺，与六德、六行并列（《周礼·地官·大司徒》）；乐正则“崇四术、立四教”以造士（《礼记·王制》）。可见六艺之教散在司徒、乐正、保氏诸官之手，正合“学在官府、官守其学”之制。又六艺与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并列为乡三物，德、行、艺三者相济：德为其本，行为其施，艺为其能，故六艺之教非徒课人以一材一技，而在成就德能兼备之人。国子入学，自幼及长，循序而习六者，学成则备他日任官之用，教与仕于此一贯。

须先辨明者，“六艺”一名于先秦即含两义：一为此处所论礼乐射御书数之技艺，一为后来（尤其汉人）用以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本条以技艺六艺为主，六经之称留待末节交代。二义虽异，却同出王官之教、同以“六”为纲，其间的词义转移自有脉络可寻，不宜混为一谈，亦不必强分为二事。

六艺之中，礼、乐为本。礼者，吉、凶、军、宾、嘉五礼之节文，所以别尊卑、序人伦、定进退；乐者，钟鼓管弦之和，所以养性情、成教化，而济礼之偏。礼主敬而近于分，乐主和而通其情，二者相须为用，是六艺之纲领，亦为后世儒家“礼乐”之教所自本。国子习礼乐，非徒识仪节音律，而在以之养成德性与分寸，使视听言动皆有所依。

射、御属武事。射有五射之法，御有五驭之节（郑玄注举白矢、参连之属为五射，鸣和鸾、逐水曲之属为五驭）。射御既为战阵田猎所需之实技，又寓礼节于其中：射有揖让升降之仪，御有和鸾中节之度，故虽武事而不失其文。贵族之习射御，既备干戈之用，亦以观其德容气度，是文武合一之教，未可以一介武夫之技视之。

书、数属文事。书者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识字属文之法；数者九数，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诸术之算（其目详见后世《九章算术》，然本原甚古，皆治事所需）。二者为册命记事、理财会计、经界赋税所必需，乃官守日用之基本技能，非可轻忽的末艺。合礼乐、射御、书数而观，六艺涵盖德行、武备与文事三面，正是贵族“出可为将、入可为相”的全才教育；其鹄的不在专精一技，而在养成能任官治事、可仕可战的完人。

孔子聚徒设教，六艺仍为其教学之资，而其精神已由技能之习转向德性之养。《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可见六艺之名犹存于孔门；然孔子所重，已不止射御书数之能，而在借六艺以成人成德。尤要者，孔子以“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广开其门，六艺之教遂突破国子贵胄之限，凡自行束脩以上者皆得习之。昔封闭于王官贵族之六艺，至是乃为求道者所共，同一教目，用意大异于旧。

于射，孔子取其“争而不失其正”之义。《论语·八佾》：“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又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射之胜负不重贯革之力，而重揖让中礼之容——孔子由是将一项武技，讲成了观德之礼。于御，《论语·子罕》记达巷党人讥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闻之，戏谓门弟子：“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以最卑之御自居，见其不以一艺自矜之意。

由此可见孔子对六艺的态度：承其目而化其义。旧日六艺以养贵族之能事为主，孔子则借之以明礼、观德、成君子。射御书数之技，在孔门不复是任官的资格凭证，而成为修身进德的凭借。这一转化，正是私学别于官学的枢机：同一六艺，官学用以造士备官，孔门用以成德化人，教目未改而其道已新。

六艺之名，至汉而生一大转移：以“六艺”专称《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此处“六艺”已指六经；《汉书·艺文志》更立“六艺略”以统群经，六艺遂成六经之专名，而礼乐射御书数之旧义反晦。

词义何以由技艺转指经典？盖礼、乐本兼技艺与典籍二义：习礼乐之技，须依礼乐之文；《诗》《书》既为教材，亦为诵习之艺。技艺之六艺与典册之六经，本同出王官之教，其间界限初不甚严。及六经地位日尊，“艺”字遂由“技能”引申为“经术”，六艺之名乃归于六经。这一转移，正是官学教目凝定为经典系统的语言印记。

明乎此，则“六艺”一词在文献中须随文别择：言教养国子、乡三物者，多指技艺六艺；言“游文于六艺之中”、以六艺概群经者，则指六经。二者同源而异指，恰见王官之学如何由具体的技艺之教，凝定为后世尊奉的经典。就本百科主线而言，六艺（技艺）为学在官府之教目，六艺（六经）为孔门传经之所本，一名而贯两端，正是官学下移、经学兴起的缩影。

六艺之教，本随王官而立；及王纲解纽、天子失官，六艺亦随之下移民间。孔子聚徒，以六艺（其时已渐兼指《诗》《书》礼乐诸经）设教，是六艺由官守转为私门讲习之始。《庄子·天下》云：“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六艺之明于邹鲁之士而不复专在王廷，正见其下移之迹；昔为王官教国子者，今成私师授门徒之具。

六艺下移之后，诸子各有取舍。儒家守六艺之全，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其宗本，故《汉书·艺文志》谓儒家“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墨家非乐、节葬，于礼乐有所裁抑；道家则薄仁义礼乐而返于自然素朴。诸家于六艺或守、或损、或反，然莫不以六艺为立说之背景——即令反对，亦须先有所对。就此而言，六艺不惟儒门之教材，实为诸子共同的学术起点。

由六艺（技艺）而六艺（六经），由官守而私门，由一王之教而百家之学，六艺一名的流变，恰是“学在官府 → 天子失官 → 诸子出于王官”这一主线的具体见证。今人言六艺，多已忘其射御书数之初义，而独记其为六经之称；追溯其本，则知先秦学术之教目与经典，皆自王官之六艺一脉而下，此六艺一条所以列于官部立学之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