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官府

“学在官府”是后世对西周学术形态的概括，指典籍、礼器与专门知识皆藏于王室、守于职官，学术依附于政治建制而存在，尚无独立于官守之外的私人学派。这一形态有两个相连的特征：一曰官师合一，掌某事之官即传某学之师，职守与教授同出一人，并无专以讲学为业者；二曰政教不分，所教的内容就是治国理民的礼法与技艺，学不为求知而设，而为任官治事作准备。学与仕、师与官、知识与权力，在此尚未分化。

与此相连的是“学术不下于庶人”。能够接受完整六艺之教的是贵族子弟，即所谓“国子”；庶人虽有乡里之教，却难以通达王室的典章制度。学术因此带有封闭性：它既是治权的一部分，也是贵族身份的凭借。这一情形与早期文字、典册的稀缺以及知识为少数人所掌握的社会结构相应，并非有意的秘藏，而是学术尚未与政治分离时的自然样态；欲学者非入于官，无从得其书、亲其师。

须说明的是，“学在官府”一语并非先秦成说，而是近人（如章太炎、刘师培）就《周礼》《礼记》《左传》所记职官与学制提炼而成，用以指认先秦学术之源。因此它是一种史观概括，而非某部经典的原文。要坐实这一命题，须回到西周职官分掌之制，看典籍与学术如何在王室各官之间分派守藏——这正是下文所谓“官守其学”的实际内容。

西周王室之学，分守于诸官，约而言之：礼归宗伯，乐归大司乐，书（政典史册）归太史，卜筮之《易》归太卜，教化之事归司徒。《周礼》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统摄邦政，春官宗伯“掌邦礼”，其属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太卜“掌三易之法”。诸官各守一职，其职守即其所传之学。惟《周礼》成书年代，学界多主战国，此处所记当视为对旧制的追述与理想化整理，而非西周实录，措辞宜留余地。

这种分掌意味着后世所谓“六经”之学，此时尚非独立成书的经典，而是散在各官的职守：诗、乐相须而同属乐官，书为史官所记之王命政典，礼为宗伯所职之仪节度数，《易》为卜筮之官所守之筮法。学术的门类即职官的门类，学随官立、官守其学——这是“学在官府”最切实的内容，也是理解后来“六经”何以皆有王官渊源的关键。

典册又集中庋藏于王室，守藏之责多归史官。老子相传为周之守藏室史，即掌王室典籍之官，故传说其学得以博通古今、洞明成败存亡；孔子适周问礼，亦须就王官而后能学。典籍既不流布民间，学术的传授便不能不依托官府，学者与官守遂难以分离。知识随简册而在，简册随官府而藏，此即学之所以“在官”。

王官之学以养成贵族、储备官员为务。《礼记·王制》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所教者为国子，教之进德修业，以备他日任官治民之用。教与仕相贯：学成而后仕，在官者即昔日之学者。所习不外礼、乐、射、御、书、数六者，皆贵族任事所必需；习之既成，其德其能即见于揖让周旋、干戈羽籥之间，学与用亦一体而不分。这与后世私学“学而未必仕、仕而未必学”的情形大不相同——在官学之下，读书本身即是入仕的预备。

国子入学有序，自小学而大学，习六艺、明人伦，其中并含选拔之意。《王制》又言由乡论秀士，升诸司徒而为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升于学而为俊士、造士，其贤者最后升于司马而任官。教育因此是选官之途，而非普及之学；其对象、内容与目的，皆系于治权，庶人难以由此登进。所谓“学”，本身就是政治体制的一环。

然此封闭亦非全无缝隙。乡里有庠序之教，士与庶之间本有升降之路；及春秋之世，礼崩乐坏，世卿世禄之制松动，旧日守于官府的典籍与技艺渐有流散之机。学术下移的条件，正在这一制度的裂缝中悄然积累，为私学的兴起与百家的分途预留了地步。

平王东迁，王室衰微。孔子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正道此一转折。王纲既解，守藏之典或散或佚，专门之官或流或亡，学术遂脱离官府而下于私门。《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来朝、言古者以鸟名官之制，孔子闻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一语道尽学术自王廷下移四方之势。

官之流散，典籍屡见其迹。《论语·微子》记周室乐官之星散：“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一朝之乐官，四散于齐、楚、蔡、秦以至河海之间，正是“天子失官”最具体的写照。守藏既废，典籍随人而行；掌乐、掌礼、掌卜之官各挟其术以谋食于列国，昔日聚于一王之学，遂裂为散在四方之众技。这一过程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伴随春秋二百余年的政治解体缓慢完成。

学术下移带来双重后果：一方面，旧有的官学体系瓦解，六艺之教不再专属王室；另一方面，流落的官守与其所挟之学，成为私门讲学的凭借与源头。孔子之聚徒授《诗》《书》礼乐，老聃之传道德之意，皆在这一背景下发生。失官，既是旧制之终，也是新学之始。

官守既失，其学不亡而转入私家，是为诸子百家之所自出。史官之守散，而有老聃传道德、百家言黄帝；礼乐之守散，而有孔门授《诗》《书》礼乐。由是“诸子十家”各承一官之绪。《汉书·艺文志》总其说，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名家出于礼官……“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诸子之学，正是王官之学解纽之后的分流。此说虽出刘歆、班固之整理，未必一一密合史实，然其揭示学术源于官守的大势，仍为治先秦学术者所重。

庄子亦从另一面道出同一转折。《庄子·天下》叹古之“道术”本为一体，而“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遂使“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终至“道术将为天下裂”。所谓“裂”，正是一王之学散为百家之术。儒者明其在《诗》《书》礼乐者，墨、法、名、道各得一察焉以自好——诸子之兴，即官学之裂。

就本百科的史观主线而言，“学在官府 → 天子失官 → 诸子出于王官”一线，正以此条为总纲。清人章学诚倡“六经皆史”，谓六经本先王之政典、官守之陈迹，非圣人凭空著述之空言，其义与“学在官府”相为表里——惟此为后世回望之论，非先秦所自道，故仅附识于此。由是观之，六艺之为教目、六经之为典册、诸子之为学派，本一线相承而非彼此无干；明乎官学之聚与散，则先秦学术的源头与流向，思过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