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

周公姓姬名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因采邑在周（岐山之下的周原，周人肇基之地），故称周公。他生活在商周易代之际。商纣暴虐，天下离心，而周自古公亶父迁岐、文王积德累善，已成西方强邦。武王继文王之业，会盟诸侯，牧野一战而克商，传统系于前1046年。周人以西陲小邦而骤代大邦殷商，如何守成，遂为当时第一等的大事。《尚书·牧誓》所记武王誓师、《逸周书·克殷》所述战后部署，都有周公参预谋画的背景，他是武王最倚重的兄弟与股肱。

克商之后，武王并未尽灭殷祀，而封纣子武庚（禄父）于殷墟，以管叔、蔡叔、霍叔监之，是为三监，用意在怀柔殷遗、渐图消化。然大局甫定，武王即于克商后二三年病逝，继位的成王尚在幼冲之年。主少国疑，周公以王叔之尊出而摄政当国，一身系周室之安危。此举旋即触动猜忌：管、蔡等散布流言，谓周公将不利于孺子，进而勾连武庚，纠合东方旧邦，掀起大规模叛乱，史称三监之乱。西周立国未稳而萧墙祸起，周公其后的东征、营洛与制作，无不是在这一存亡危局中次第展开。他的确切生卒已不可考，本条系年只就其摄政前后的活动大略标示。

汉代《尚书大传》以「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概括周公摄政七年之功。这一逐年排比出于汉人（伏生一系）的追述与整理，把纷繁交错的史事纳入整齐的年次，未必每一年都能坐实，却清楚勾勒出周公事业的几大端绪，可据以理解其行迹，而不必执为编年信史。

其首要者为东征。面对三监与武庚的叛乱，周公排除内部疑虑，作《大诰》以誓师，亲率大军东讨，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又东伐践灭奄、蒲姑等东方旧国，前后历三年而底定东土。《诗·豳风》的《东山》《破斧》即以征人口吻，追忆这场旷日持久、艰苦卓绝的远征。东征不仅平定了叛乱，更把周的声威推进到东方，为其后的封建布局扫清障碍。

其次为营洛与封建。为控扼东土、安置殷遗，周公在召公相宅之后，于伊洛之间营建成周洛邑，使之成为居天下之中、便于四方朝贡的东都，《尚书·召诰》《洛诰》详记其经营。与之相辅的是大行封建，所谓「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分封周之子弟功臣于要冲，如封其子伯禽于鲁、封康叔于卫、封太公于齐，使诸侯拱卫王室，奠定了西周一代的封建格局。

七年而后，成王既已成人，周公乃归政于王，北面就臣位，其功成身退、不贪权位之举尤为后世称道。相传他曾以自身经验告诫受封就国的儿子伯禽，说自己「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唯恐怠慢来访的贤士而失天下之心，叮嘱伯禽到鲁不可以国骄人（《史记·鲁周公世家》）。至于制礼作乐一事，关乎周公在本百科语境中的核心意义，另节详述。

周公的政治思想，最可靠地保存在《尚书》周初的一组诰命里，其枢纽是敬德保民。周人亲历殷商的骤亡，痛感天命并非固定眷顾一姓，故《康诰》有「惟命不于常」之叹，反复申说唯有敬修其德、善保其民，方能承受天命；一旦「不敬厥德」，便会「早坠厥命」（《召诰》）。这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夏之亡、殷之亡、周之兴，都被理解为天命随德转移的结果，周人以殷为鉴，故战战兢兢，不敢以受命为可恃。

与敬德相连的，是慎罚、勤政与任贤。《康诰》主张「明德慎罚」，视民如「若保赤子」，用刑当求其当而不敢滥；《酒诰》则以殷人沉湎于酒、荒德败度为亡国之戒，告诫周人节饮修德。《无逸》一篇借历数殷周先王的勤劳，告诫成王先知稼穑之艰难、体察小人之依，不可耽于逸乐；《立政》则论择人任官，主张任贤使能、各当其职。这些诰辞既是具体的训政，也透露出周初一套关于德、命、民、政通盘思考的雏形。

就本百科而言，周公最深远的事业是制礼作乐。这里的礼乐并非仅指仪节声容，而是一整套贯通宗法、封建、职官与教化的制度安排：嫡庶有别而宗统立，封建有序而藩屏固，官守其职、世传其学，而礼、乐、射、御、书、数之教，则系于王庭，为贵族子弟养成之目。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后世把「学在官府」的制度框架追溯到周公——礼乐制度即官学制度，二者本是一事。由此上溯，本百科的史观主线便有了起点：周公制礼作乐而王官之学立，其后王纲解纽、天子失官，六艺之教方由王庭散落民间，孔子得以传习删述，遂开儒者之学；而史职一脉，则归于老聃。周公，正是这条线索的源头。

记述周公的文献层次不一，须分别看待。最切近的是《尚书》周初诸诰，其语言古奥、气象质实，虽经后人编次，仍是了解周公思想最可依据的第一手材料。《诗经·豳风》则以诗歌保存了周公的集体记忆：《东山》写东征将士的归思，《破斧》美周公之东征，《鸱鸮》相传为周公遭流言时贻王之作，《七月》陈豳地农事而寓王业之艰难。《尚书·金縢》记有一则带神异色彩的故事：武王病重，周公设坛祷于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灵，愿以身代武王之死，将祝册缄藏于金縢之匮；后成王因流言疑忌周公，周公避居，天乃降雷电大风，禾稼尽偃，成王惧而启匮，见周公昔日请命之册，感悟而迎周公归。清华简中另有一篇《金縢》，情节文字与今本互有出入，说明这一故事在战国已有不同传本流传，可供对读。

在儒家的记忆里，周公被塑造成礼乐文明的化身。孔子晚年慨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又以「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论语·泰伯》）设喻，以「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表彰周之制作，把周公之治视为可以取法的最高典范。《史记·鲁周公世家》首次为周公编成连贯传记，佐武王、摄政东征、营洛、握发吐哺、金縢请命、致政成王诸事俱备，也吸收了战国秦汉间的种种传说。《左传》则屡称「先君周公」，谓其制周礼、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至于汉以后周公被尊为「元圣」，与孔子并称「周孔」，跻身儒家道统之列，则属后世流变，此处点到为止。

关于周公，先秦以来即有若干未决之论。首先是摄政还是称王。《荀子·儒效》说周公「履天子之籍」「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礼记·明堂位》更径言「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尚书大传》亦有周公「践阼」之文；由此有一说认为周公在成王幼冲之际曾南面称王、代行天子之政，事定而后还政成王，也有一说主张他始终只是摄政辅弼、居摄而不居其位，未尝自称天子。传世记载本身即存在「摄政」与「践阼」两种口吻，此当如实并存，不宜偏执一端。

其次是制礼作乐的历史性质。西周一代繁复的礼乐制度，是否果为周公一人于摄政数年之内制成，历来受到质疑。较稳妥的看法是：周初制度的确立乃一个逐步积累、损益前代而成的过程，「周公制礼作乐」更多是后世特别是儒家对制度奠基者的追溯与象征性归功；但周公在西周开国的制度建构中居于枢纽地位，这一史实基础并不因此动摇。旧题周公所作的《周礼》一书，实晚出而托名，其设官分职、六官相统之制，未必尽合西周之旧，学者多以为出战国乃至汉初儒者缘饰周公之意而成，不可径据以坐实周公当日之制作。学者又有「周公居东」之解的分歧：《金縢》言「周公居东二年」，一说指周公因流言而避居东都，一说即指其东征之事，文义两通，亦难遽定。

再次是文献的分层。周初诸诰之中，《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立政》《多方》等篇，语言古奥、思想一贯，多为学者视作西周原始文献，是考见周公的最可靠材料；而《尚书》中若干晚出之篇及《逸周书》的部分内容，成书较晚，掺入后世成分，须审慎甄别，不可与诰命等量齐观。至于周公的生卒年月，则文献无征，只能付诸阙如，本条纪年亦仅为摄政前后的约略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