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

《汉书·艺文志》承刘歆《七略》，系道家于史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史官之职，掌天时星历、司典籍图法、记君上言事，世居王廷而通观一代兴亡。老聃为周守藏室之史，正是这一官守的典型。惯看一姓一国的荣枯代谢，故不逐一时之得失，而思其所以然之常道——所谓“秉要执本”，即由变见常、执常以御变。本百科“史职归于老聃”一线，其文献根据正在于此。

史官何以独生道家之思，亦非偶然。历记成败存亡者，最易见盛观衰、居安思危，其智倾向于退、于藏、于柔，而不慕一时之赫赫。司马迁自道其家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是史官的眼界；而由这眼界看去，刚强者易折、盈满者易亏、有为者多败，于是清虚卑弱、功成不居之教，遂若水到渠成。职守塑造学风，道家之出于史官，可谓其显例。

然则“道家”之为名，实起于汉人的追题。先秦诸子各有称谓，而无“道家”之总名。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始分天下之学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标举“道德家”为其一；班固《艺文志》沿之而省称“道家”。故就名而言，道家是汉人对一批以“道”“德”为宗、气类相近之学的事后归并。然就实而言，先秦确有这样一脉：以道为万物之本根，以德为道之在物，尚自然而贱人为，主清虚而斥智故。这一脉的自我谱系，不见于汉人的分类，而见于《庄子·天下》的自述。

《庄子·天下》历叙古之道术的分裂，把“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一路，归于关尹、老聃，赞为“古之博大真人”；又别叙庄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是先秦道家自认的谱系：老聃执其本，关尹、文子传其绪，列子承其虚静，庄周极其恢诡。老—关尹（或文子）—列—庄，构成道家偏于超越、重心性玄想的一脉；其人多隐者逸民，其学多言全生、齐物、逍遥。

这一脉的内部，其实颇多疑案。关尹相传为守关而得老子五千言之人，《天下》以之与老聃并称，其学“在己无居，形物自著”，主贵清；文子传为老子弟子，然《文子》一书自唐柳宗元《辩文子》以来疑为驳书，一九七三年河北定州汉墓出土竹简本《文子》，证其先秦确有其书，而今本已经后人大幅窜改，真伪杂糅；列子贵虚，而《列子》八篇亦系晚出。可见这一脉虽谱系分明，其文献却多经后人层累，读者不可尽信。诸人生平，别见人部“老子”“关尹”“文子”“列子”诸条，此不复述。

与这一脉并行的，是黄老一脉。它托名黄帝以言治道，化老子的清虚为治国的术数，采名法而言刑名、因循，盛于战国之齐的稷下。慎到、田骈、接子、环渊之徒“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即其中坚。故虽同祖老子，而一脉尚出世、一脉务经世：庄列泠然独往，黄老则南面而治。两脉之分合，是理解道家的枢纽（详见本部“黄老之学”“庄周学派”两条）。汉人所并的“道家”，实兼摄了这两条本不相谋的支流。

道家之所以自成一家，在其以“道”为最高范畴。道先天地而生，为万物所由以成之本根；德者，道之分于物、物之得于道以生者也。故《老子》曰“道生之，德畜之……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尊道贵德，是道家共许之宗，与儒墨之首标仁义者判然有别。道、德二字的确切义蕴，别见名部“道”“德”两条，此处但明其为一家之总纲。

由尊道贵德，衍为一组相联的主张：法自然，故曰“道法自然”，不以人为之智故扰万物之自化；贵无为，为而不恃、治而不宰；尚虚静，致虚守静以观万物之复；贵柔弱，以为“柔弱胜刚强”；又明“反者道之动”，知物极必反而以退为进。《汉书·艺文志》所谓“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已括其要。这些主张，在庄列一脉发为超世的境界之学，在黄老一脉转为治世的君人之术，同源而异其用。

须辨明者，道家之教看似消极而实有深识。其“无为”非弃事不为，乃不妄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强作；其“柔弱”非怯懦畏葸，乃深知刚强之易折、盈满之易亏，故守柔处下以自全其生、以久其功。故道家非真欲人槁木死灰，而是于争攘扰攘的乱世，为士人别立一安身立命、全生远害之地。惟其如此，道家虽言出世，而未尝真忘世；虽贵清虚，而自有一种冷峻的济世之思在焉。

道家的自我界定，多在与儒墨的对辨中显豁。与儒家争者，在仁义之为末为本：道家病儒家之仁义礼乐为道德之衰、性命之桎梏，故有“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之激语（此语郭店简本大异，详见下节）；儒家则以仁义为成人之本，不可须臾去。一以自然为高，一以人文为贵，此儒道之大界，亦本百科“通论”与“儒”“道”分部之所本。

然道家之非仁义，其锋所指实在一“伪”字。道家所恶者，非人心自然之爱敬，而是失其自然、矫饰邀名的伪仁义。故庄子亦言“大仁不仁”“至仁无亲”——非谓无仁，乃谓超乎有意为仁、有迹可循之上的更高之仁。郭店简本《老子》作“绝伪弃诈”而非“绝仁弃义”，恰印证道家早期所弃者在“伪”“诈”，其与儒家的正面决裂，或系后学所渐次凸显。明乎此，则儒道之辨不至沦为意气，而见其分际之微。

与墨家、名法诸家，道家亦各有分际。墨家尚同、尚贤而务有为，《庄子·天下》讥其“以自苦为极”“反天下之心”；名家逐于名辩，道家则病其“蔽于辞而不知实”。至于法家，则与道家的黄老一脉血脉相连——申不害、韩非之刑名，皆“本于黄老”，取其道生法、因循无为之一面，而弃其清虚玄远。要之，《庄子·天下》“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叹，不独可评百家，亦正可移评道家自身内部庄列与黄老的分化。

道家传世的根本文献，为《老子》五千言与《庄子》。此外，《列子》系晚出、《文子》真伪聚讼，皆不可尽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道家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今亦多亡佚。传世本之外，二十世纪的简帛之出，为道家早期文献补上了最坚实的物证，也改写了若干旧说。

郭店一号楚墓（约战国中期）出土的竹简《老子》甲、乙、丙三组，是现存最早的《老子》抄本，证成《老子》一书早在战国中期以前已相当成形；尤可注意者，简本无今本“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之语，而作“绝智弃辩”“绝伪弃诈”，可见道家与儒家的正面对立，或系其后学所渐次凸显，而非老聃之旧。这一字之异，牵动儒道关系史的重估，是简帛之学的一大公案。

马王堆汉墓帛书又出《老子》甲、乙二本，皆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篇次与今本适相颠倒，可窥《老子》流传中章次编定的痕迹；其乙本卷前更抄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古佚书，唐兰考定即《汉志》所著录之《黄帝四经》，使久已湮没的黄老之学由传说落为实证。传世与简帛互证，庄列与黄老两脉之源流遂粲然可寻——这正是道家研究在二十世纪的最大进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