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是道家由“出世”转向“经世”的一支。它上承老子的道论，却不安于清虚独往，而要把“道”落实为治国的常法，故化老聃的“君人南面之术”为一套可操作的政术。“黄老”者，黄帝与老子之合称：老子提供道体与无为的根据，黄帝则是所托的政治权威。二名相合，正见其学的双重品格——既宗道家之玄，又务治世之实。

须辨明者，“黄老”连称虽屡见于汉人之口，其学脉却确在战国。《史记》述申不害“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又谓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皆学黄老道德之术”，皆以战国人物系于黄老，可见其学非汉世所创，而是战国道家的一大流派。本百科“史职归于老聃”之下，道家分为庄列与黄老两脉：庄列极其超越，黄老则收其超越而归于治道，此其所以别为一条。

黄老何以必托黄帝？此与战国依托古帝之风相关。黄帝为传说中的华夏共祖，又相传创制立法、垂衣裳而天下治，是集“道”与“制”于一身的圣王。托之于黄帝，则道家清虚之“道”得以嫁接治国之“法”与“制”，其新说遂有一至尊的谱系为凭。故黄老托黄帝以言法度、托老子以言道体，合之而成“道法结合”之新学——此与庄列之托古人以寓逍遥者，用心迥然不同。

黄老之学的活跃舞台，是田齐的稷下学宫。《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慎到、田骈、接子、环渊之徒“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是为稷下黄老的中坚。慎到言“势”、贵“因”，其《因循》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田骈主“齐万物”，与彭蒙、慎到同倡“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其学皆自道而趋于法、趋于因任自然，恰是黄老“道法结合”的先声。稷下之外，申不害相韩而“主刑名”，亦“本于黄老”，可见其术已由齐播于三晋。

汉人又为黄老追溯了一条师承。《史记·乐毅列传》载其传授：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递相授受，下逮乐臣公、盖公，而盖公遂为汉相曹参之师。此谱虽未必尽信，却透露出黄老之学自战国齐地一线相承、下逮汉初的轨迹。

然须知，黄老实非一线单传、师徒相授的严密学派，而是战国中晚期一种流布甚广的思潮：齐有稷下诸子，韩有申不害，楚有环渊，其说随地而异、随人而变。故其“宗师”难以一人当之，毋宁以稷下为其学术重心，以“执道生法、因循刑名”为其共同旨趣。诸家人物生平，别见人部“慎到”“田骈”“环渊”诸条，此不复述。

黄老学说的枢纽，是“道生法”。帛书《经法·道法》开宗即云：“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这一命题，把法家的“法”奠基于道家的“道”之上：法不再是君主一己的私意，而是执道者依道而立的公器，故法有其客观必然而不可任意增损。道家的“无为”，遂由庄列的超世逍遥，转为君主“执道生法”而后“无为而治”的政术。

与“道生法”相辅者，为“因循”与“刑名”。因者，因物之性、因时之势、因人之情而不以己意强之，《管子·心术上》所谓“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正是黄老无为的实义。刑名（形名）则要求综核名实、循名责实，使名分与职守相符。君以虚静无为居其上，因臣下之名而责其实，赏罚由是而公——这套“主道”，上承老子的“无为”，下启申韩的“术”，是黄老贯通道法的关目。

黄老之“道”，较老子更具客观法则的意味。帛书屡言“天地有恒常”“四时有度”“日月星辰有数”，道遂近于自然与社会的普遍必然，人主惟当法之、循之，而不可违。又黄老兼采阴阳，主“先德后刑”“刑德相养”，以春夏行德、秋冬行刑合于天时。故其学杂糅道、法、阴阳、刑名而归于治道，气象宏阔。其言君道，则主“君逸臣劳”：君执要于上而无为，臣任事于下而有为，人主惟当循名责实、操柄赏罚，而不必躬亲庶务；其言持身，则承老子而贵雌守弱，帛书《十六经》有《雌节》一篇，反复申“卑弱以自持”为全身保国之道，谓“凡人好用雄节，是谓妨生”。这一兼综道法、张弛有度的品格，既是黄老不同于纯粹老庄之处，也是它日后能总揽百家、施于治世的根由。

黄老与庄列，同祖老子而趣舍相反。庄列泯是非、齐物我，志在个体精神的超越；黄老则收此超越而措之于治，志在君国天下的经纶。故庄子讥“为政”，而黄老正欲以道术为政。二者一出世、一入世，虽同奉“道”“无为”之名，其“无为”之实已判然不同：庄之无为是不撄物之自然，黄老之无为是君逸臣劳、执要以御繁。

黄老与法家，则相取而复相别。申不害、韩非取黄老之“道生法”“因循刑名”以张其术势，故《史记》直谓申子“本于黄老而主刑名”，班固亦列法家于道家之后而气脉相通。然纯任法术者，弃道之柔慈而独任刑罚，与黄老“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之本已远。故黄老虽下开申韩，而其归宿实在“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的养民之政——此其所以能上被汉初文景之世，与商韩的严刻迥异其致。

黄老之于儒墨，则取兼容之态。司马谈谓道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正指黄老而言：它不似庄列之峻拒仁义，而能容仁义礼乐为治道之一端。然其所宗终在道法，儒墨于黄老不过可采之善而非立国之本。惟其有此“因阴阳、采儒墨、撮名法”的博采品格，黄老才能在汉初总揽百家、为“与民休息”之治提供一套宏阔的理论，而非拘守一家之言。

黄老之学在传世文献中，久为“有名而无书”：《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黄帝四经》《黄帝铭》《力牧》等托名黄帝之书甚夥，然尽皆亡佚，后人遂疑黄老不过传说，其“道法结合”之实难得而详。稽考所资，仅赖《史记》的零星记载，与《管子》中疑为稷下道家所作的数篇。

一九七三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出土《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古佚书。唐兰考定其即《汉志》所著录之《黄帝四经》，学界虽于篇名归属仍有争论（或以为非《汉志》原书，然为战国黄老典要则无异议）。四篇以“道生法”立纲，杂糅道、法、阴阳、刑名而自成体系，使久湮的黄老之学一朝复显，由传说落为实证，是二十世纪道家研究的关键发现。

参证《管子》之《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四篇（学者多以为稷下道家之作），黄老“执道生法、因循刑名”的面目，遂得较完整的重建。四篇言“虚无无形谓之道”、言精气、言静因，正与帛书相发明。传世与出土互证，一部曾几于湮没的道家治术之学，重新在思想史上占定其位——这既是简帛之功，也提醒后人：文献之亡佚，未必即学说之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