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骈

田骈，战国时齐国人，生卒无确考，学者约系其活动于齐威王、宣王之际，即公元前四世纪中叶至前三世纪前期。他是稷下学宫最负盛名的先生之一。稷下学宫设于齐都临淄稷门之下，自齐桓公、威王以来即为列国养士论学的渊薮；至宣王而极盛，受礼遇而“不治而议论”之士多至数百千人。田骈以齐之本土学者厕身其中，且位在上大夫之列，其在稷下的分量可以想见。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田骈即在其列。所谓“不治而议论”，是说这批学者受国君礼遇、享上大夫之禄位，却不担任实际官职，专事讲学、论辩与评议时政。这种“受上大夫之禄而不与治事”的安排，正是稷下之学得以自由生长的体制土壤，田骈的一生也大体在这一环境中度过。

田骈以善辩名世。《汉书·艺文志》著录道家《田子》二十五篇，班固自注称其“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天口”极言其辩口之利，如出天授，滔滔不能自止。战国诸子好以一字标举各家宗旨，《吕氏春秋·不二》历数十家，以“陈骈贵齐”与“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并列——“陈骈”即田骈，陈、田二字古音相近而通用。合此二证可知：在时人心目中，田骈其学以“齐”为纲宗，其人则以雄辩显名，二者相辅，构成他在稷下的鲜明形象。

田骈之学有所师承。《庄子·天下》叙彭蒙、田骈、慎到三人同属一系，并明言“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即田骈受学于彭蒙，而所得乃是一种“不教之教”——不以言辞相授，而在泯除是非、任物自然处默然相契。同篇又记彭蒙之师之言：“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这种不立是非、不党彼此的旨趣，构成田骈、慎到一派的共同底色，后世遂以“齐物”或稷下黄老的先驱视此三人。

田骈虽自标“不宦”，其实际境遇却颇为优渥，这一反差曾被人当面点破。《战国策·齐策四》载：有齐人见田骈，称慕其“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问何从得知，其人以邻女为喻——邻女“设为不嫁”，却“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如今先生“设为不宦，訾养千钟，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也”。田骈闻之语塞。这段讥评虽出策士辩口，却真切映照出稷下先生的实际身份：名为不仕的布衣处士，实则訾养千钟、门徒百人，所得之厚且过于居官者。它也从侧面印证了“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在物质与声望上的优容。

田骈一派论治，尤重“法”而不重“圣”。旧籍载田骈读书而叹上古尧时之太平，宋钘从旁问：这是圣人之治所致吗？在座的彭蒙越次抢答说：此乃“圣法之治”所致，而非“圣人之治”。此一“圣法”而非“圣人”的判语，虽借彭蒙之口而出，却正是田骈、慎到一派的共识：太平不系于一二圣者之贤，而系于可齐万民、去私任公的法度。由齐物之“无所偏私”推及治道之“任法去私”，其思路已隐然逼近后来慎到的尚法之论。

田骈思想的核心是“齐”。《吕氏春秋·不二》即以“贵齐”二字概括其学。其义之详，赖《庄子·天下》得存：田骈一派“齐万物以为首”，主张“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因而“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这是说：天地各有所能、各有所偏，唯有大道能兼包并容而不加分别；人若执意拣择、立教发令，反而挂一漏万，不如任万物自齐、无所偏私。

由“齐物”引出的，是一种“公而不党”的处世与治道取向。《庄子·天下》状其风为“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这与黄老“因循”之旨相通：不立一己之私见，不结党、不专断，随顺物势而不以主观造作强加于物。《史记》把田骈与慎到、环渊同归于“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正因其说以道家因任自然为本，落实于治道，便表现为一种去私、齐平、不争的政治态度。

但田骈之“齐”与庄周之“齐物”仍有分际。庄周由齐物通向个人精神的逍遥超越，田骈、慎到则更看重由齐物导出的客观无私之“公”——凡事不由一己好恶裁断，而任其自均自定。此一取向，下启慎到“弃知去己”以至尚法尊势的路径，故田骈虽名列道家，其学中已隐伏着转向法术的枢机。惟田骈之说赖《天下》与慎到合叙，其“贵齐”的独得之处，今已难与慎到之论截然剖分，只能就其大旨言之。

田骈之名散见于先秦两汉群籍，而形象各随记者的立场而异。《庄子·天下》以哲人视之，许其“概乎皆尝有闻”于古之道术，惜其未臻圆融；《荀子·非十二子》则从批判立场出发，将慎到、田骈并斥为“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讥其持论虽“有故”“成理”，却不过“足以欺惑愚众”。同一个田骈，在道家谱系里是齐物之学的传人，在荀子眼中却成了乱政害治的辩士。

《吕氏春秋》《尹文子》诸书，则多存田骈论学论政的片段：或标其“贵齐”之宗，或记其与彭蒙、宋钘的问答，皆足与《庄子》相印证。至于其著作，《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田子》二十五篇，与《慎子》《捷子》诸书同列，惜其书早已亡佚，今仅存后人称引的片言只语。后人论田骈，遂只能凭《庄子》《荀子》《吕氏春秋》《战国策》诸书的转述与评断，拼合出一个“贵齐”“善辩”“不宦而豪”的大略轮廓，其学说的完整面貌已难复原。

关于田骈，首须辨其名。先秦文献或作“田骈”，或作“陈骈”（《吕氏春秋》《尹文子》等），陈、田本属一姓——齐之田氏出于陈，田即陈之后，故二字通用，“陈骈”即“田骈”，非别为一人。至于“天口骈”之号，出《汉书·艺文志》班固之注，为汉人追述，先秦本无此称；然其号与《战国策》所见田骈善辩之事相合，可信他确以辩口显名于当世。

其次，田骈常与接子（接予）并称，二人同为稷下上大夫、同治黄老，然接子之学几不可考，《史记》仅云“接子皆有所论”而已。田骈之学赖《庄子·天下》一篇得存梗概，然《天下》以彭蒙、田骈、慎到三人合而论之，其中孰为田骈所独有、孰为慎到之说，已难截然剖分。故今人论田骈，大抵只能就“贵齐”“公而不党”数语立论，其余则不得不付诸阙疑，此亦史料零落使然。学者论稷下黄老，每以田骈、慎到并举为一系，其故正在于此。而汉初曹参、盖公一系的黄老之治，上溯其学脉，稷下田骈、慎到诸子实为不可略过的一环——田骈虽书佚论亡，其“贵齐”“公而不党”之旨，犹借他人之口而流衍于后，未可以其无书传世而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