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蒙

彭蒙是战国中期齐国稷下学宫的一位学者。稷下是齐国在都城临淄稷门附近设立的学术中心，自齐桓公、威王、宣王之世招致天下学士，赐以第宅、号为“列大夫”，“不治而议论”，讲学争鸣而不任实职。一时如淳于髡、慎到、田骈、接子、环渊、宋钘、尹文之属，皆汇聚于此，蔚为战国学术之渊薮。彭蒙即活动于其中，年辈约当齐宣王前后，与田骈、慎到同属稷下道家一系。据《庄子·天下》，田骈曾“学于彭蒙”，故彭蒙又是田骈之师，在稷下的师承谱系中辈分较高。稷下诸生虽不任官守，其议论却每每上达齐廷、关涉国是，故彭蒙一系之学，本就带有面向治道的现实关切，而非纯然的方外玄言。

除“齐之稷下先生、田骈之师”这一身份外，彭蒙的生平几乎不可考：其生卒、字号、著述皆无可稽，先秦典籍中郑重述及他的，实际上只有《庄子·天下》一篇。也正因史料如此稀薄，我们无法为他勾画任何具体的行状，只能凭《天下》篇的寥寥数语，去把握他的学术位置与思想取向。这也决定了本条的写法：与其铺陈无据的生平，不如老老实实地细读那唯一的一段文本——彭蒙的面目，几乎全在这段文字的字缝之间。后世道教结集道藏、追溯源流，也几乎不为他立传，这位“田骈之师”遂长期湮没无闻。

关于彭蒙的“学行”，可凭据的仍只是《庄子·天下》。该篇论列古之道术，把彭蒙、田骈、慎到三人归为一路，先总述其共同宗旨：“公而不当，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处事为公而不偏党，平易而无私意，决然不立主见，随物而行、不执两端；不刻意于思虑，不用心于智巧，对万物无所拣择，只是与之一同俱往。这是一种把主观知见减到最低、纯任外物的姿态，也是三人共契的“道术”。《天下》篇用“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一语领起，正把这种纯任外物之学，接续在它所构想的道术流变谱系之内。

在三人之中，《天下》篇特别点出师承：“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田骈之学得自彭蒙，而所得乃是一种“不教之教”——不以言相授，而在领会那无所可否、随顺自然的心法。篇末又追述“彭蒙之师”的话：“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风窢然，恶可而言？”把这一路“莫是莫非”的宗旨上溯到更古的道人：古之得道者，不过做到无所肯定、无所否定罢了；那种风调飘忽（窢然），本难以言诠。彭蒙由此被安置在一条谱系里：上承“古之道人”，下启田骈、慎到，是稷下这一系承前启后的枢纽。《天下》篇这段文字，因此不只是描述，更近于一份简要的谱系表：它把彭蒙置于田骈、慎到之上，又把三人共系于“古之道人”之下，寥寥数语便勾出稷下道家自我追认的学统。

彭蒙一系的思想，核心是“齐万物”。《天下》篇载其“齐万物以为首”，并引其言：“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天能覆盖万物却不能承载，地能承载万物却不能覆盖，各有所能、亦各有所不能；唯有“大道”能包举万物而不加分辨。既然在道的视野下万物本无是非高下之别，那么人也当“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不执于一端——这便是“齐万物”的根据，也与后来《庄子·齐物论》的旨趣遥相呼应，可视为“齐物”思想的一个先声。不过，彭蒙的“齐万物”仍就外物立说、教人随顺不争，与《齐物论》从“吾丧我”的心境上冥泯是非者，深浅并不全同；称其“先声”，正取其发端而未极之意。

与“齐物”相应的，是一种消解知见、去除是非的认识论与处世法。彭蒙之师所谓“莫之是、莫之非”，正是主张泯除主观的是非判断；《天下》篇又记其说“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有所拣选便不能周遍，有所教诲便有所不至，唯有听任于道，才能无所遗漏。故其态度是“决然无主”“于物无择”。同系的慎到把这一路推得更尽，主张“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与物宛转，舍是与非”，甚至说“块不失道”——像土块那般无知无为，反倒不离于道。这种把老子的虚静无为推向“齐是非、弃知虑”一端的取向，正是彭蒙、田骈、慎到共有的气象。《天下》篇形容这种人“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被推着才走、被拉着才往，像回旋的飘风、打转的落羽，全不主动、不自作主张，正是把“决然无主”贯彻到底的写照。

彭蒙的“文献形象”，几乎只由《庄子·天下》一篇独力支撑，而《天下》篇本身对这一系的态度是双重的：它先郑重地把彭蒙、田骈、慎到列入“古之道术”的传承，许其闻道；篇末却又下一转语——“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概乎皆尝有闻者也”，说他们终究未曾真正得道，只是对道有所耳闻罢了。这种“既列于道术、又断其未至”的笔法，把彭蒙一系定位成道术流变途中的一环，而非究竟的归宿。

在《天下》篇之外，先秦诸子论及这一系时，目光也大多越过彭蒙而落在他的后学身上：《荀子》屡斥“慎到、田骈”而每不及其师，《韩非子》承接慎到的“势”论、更径以慎到为宗。于是，作为源头的彭蒙反倒隐没在弟子的盛名之下，成为三人中最模糊的一位。这固然是史料的偶然，却也从侧面印证了他“得不教焉”、不立言、不自标树的学风——一个把“莫之是、莫之非”贯彻到自身的人，本就难以在文献里留下清晰的轮廓。

彭蒙研究最大的困难，是史料的极度匮乏。除《庄子·天下》外，先秦几无第二处可靠记载正面述及其人其说，故凡今人所论彭蒙思想，实际上都是对《天下》篇那一小段文字的引申，本条亦然。也正因如此，本条不敢为他虚构生平、增饰言行，而宁取“史料仅此、如实交代”的写法：能确知的，仅是他作为田骈之师、稷下一系先行者的身份，与《天下》篇所记那几句宗旨而已；过此以往，皆当阙疑。

尽管如此，彭蒙在思想史上的位置仍值得标出：他与田骈、慎到同列，而慎到已被公认为由道入法的关键人物，其“贵势”“尚法”之说下开韩非。《荀子·非十二子》批评“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是慎到田骈也”，《解蔽》又谓“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正着眼于这一系“任物”“齐万物”之说如何滑向重势尚法、以客观之“势”“法”取代主观之知见。彭蒙既是田骈之师、又上承“古之道人”，恰好处在“齐物之道”向“因任之法”过渡的上游。把握彭蒙，关键不在补足其不可考的生平，而在看清他作为稷下道家先行者、以及“由彭蒙到慎到”这一道法转关起点的意义。要之，彭蒙之可贵，不在其说之完备，而在其居于枢纽：向上，他收束了老子以来虚静齐物的一脉；向下，他又开出田骈、慎到乃至法家因任尚法的一路。读《天下》篇论彭蒙，读到的其实是先秦道术如何一步步走向道法之交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