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为田齐所设的官办学府。其创设，一般系于田齐桓公午之世（约前四世纪中叶），历威王、宣王而臻极盛，下逮湣王、襄王而复衰，与田齐一朝相终始。“稷下”之名，取于地：《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司马贞《索隐》引刘向《别录》曰“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稷门乃齐都临淄之城门，学士聚谈于门下，故名“稷下”。

田齐何以立此学？其故在争天下之贤、树一国之望。田氏代姜而有齐，其得国也，非以世德而以篡夺，故尤需以文治收揽人心、以养士夸示诸侯，用彰其为有道之邦。于是广招四方谈说之士，尊而礼之，稷下遂成战国最大的学术渊薮。就本百科的主线言，此事尤具深意：西周“学在官府”，官守其学而秘于王廷；及天子失官、学术下移，百家乃兴于私门。而稷下之设，是“官”重新出面延揽“私学”，使散在四方的百家复聚于官府所养之地——这是王官之学解体之后，“学在官府”在战国的一次意味深长的回响。

创设之年，旧有异说。或系于齐威王，或系于桓公午；徐幹《中论·亡国》谓“齐桓公立稷下之官”，钱穆等考订亦多主桓公午创而威、宣益张之说，本百科从之。又稷下之地当齐都通衢，士人东西往来、辐辏于此，故能“期会”而论辩，其盛非独由君之好士，亦有地利人和为之助。

稷下之盛，以齐宣王时为最。《史记》记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数语已备见其制：为之筑“高门大屋”于康庄之衢，赐第宅、爵上大夫，尊宠之厚，甲于列国。

最堪注目者，是“不治而议论”五字。稷下先生受禄养、居高第，而不任具体官职、不亲实际政事，惟以议论国事、著书立说、教授弟子为务。此制赋予学者以“议而不治”的超然身份：既得官府的供养与尊崇，又保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可与闻大政而不为吏事所拘。故稷下非徒养士之所，实是一种“养其学而不役其身”的制度创设，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从容之地。

稷下与齐国的盛衰，实相表里。威、宣之世，齐强而稷下盛；及湣王骄暴、几并天下而骤败，乐毅破齐、临淄残破，学士星散；襄王复国，稷下“复盛”，荀子自赵而来，三为祭酒，即在此劫后重兴之时；终以齐为秦灭而息。前后垂百五十年，为战国最久之学府。其“列大夫”“上大夫”之号，示学者虽不治事而位比朝臣，尊礼之隆，实古所未有。

稷下先生，一时称盛，几网罗当世之显学。以善辩称者，有淳于髡，滑稽多智，数使诸侯而未尝屈；儒家则有孟子两至于齐，游宣王之门而倡仁政，荀子晚岁自赵入齐，“三为祭酒”，为稷下之领袖（《史记》云“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阴阳家有邹衍，创五德终始、大九州之说，其言恢弘迂怪，故齐人号曰“谈天衍”；邹奭则采衍之说而文之，号“雕龙奭”。

道家黄老一系，尤为稷下之中坚：慎到、田骈、接子、环渊之徒“皆学黄老道德之术”，慎到言势贵因，田骈主齐物而与彭蒙、慎到同倡“公而不党”；宋钘、尹文则倡“情欲寡浅”“见侮不辱”，别为一支。儒、道、阴阳、名、法诸家，济济一堂，相摩相荡、相非相取，遂使稷下成为战国百家争鸣最集中的舞台。他如王斗之谏宣王好士、颜斶之抗言“士贵耳，王者不贵”，虽事迹零落于《战国策》，而并见稷下延纳之广、议论之自由。

稷下之可贵，尤在“合”与“辩”。孟子于此难告子、辟杨墨，荀子于此非十二子、隆礼义，其说皆在与百家的往复交锋中愈磨愈利、愈辩愈精。荀子集儒学之大成而能兼采道法名墨之长，正得力于稷下这一熔炉的陶铸。故稷下非徒以人数之众著称，实为思想交锋、学派互鉴之渊薮，战国学术的精华，多于此淬炼而出。诸先生生平事迹，各详人部相关诸条，此处但见其会聚之盛。

稷下学宫虽百家并陈，而论其主流，当推黄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列举稷下诸子而归其术于“黄老道德之术”，是知稷下学风，以道家之黄老一支为宗尚。黄老“执道生法、因循刑名”的治术，切合田齐富国强兵、争衡天下之需，故得为学宫的主导思潮，近人遂有“稷下黄老”之目。

稷下之学的一大结晶，是《管子》一书。《管子》托名管仲，实非一手一时之作，学者多以为乃稷下先生的论集，即所谓“稷下丛书”。其中《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四篇，言“虚无无形谓之道”、言精气、言静因，公认为稷下道家（黄老）的代表作；《弟子职》一篇载学舍规约，或即稷下教学的学则之遗。故欲考稷下之学的实际形态，《管子》诸篇是传世文献中最直接的凭借。

然《管子》所收，远不止道家。其《牧民》《权修》言法治教化，《轻重》诸篇言理财通货，《幼官》《四时》言阴阳时令，兼摄法、兵、农、阴阳、经济之言于一编，正是稷下“百家熔于一书”的写照。故读《管子》，如读一部稷下百家的论丛，而四篇道家之作，则为其中黄老主流的结晶。一书之内而众流毕汇、主次分明，稷下之学的博杂与其宗尚，于此可略见其全。

综观稷下，其机构性质可析为三重而一体：其一为官办学府，田齐出资供养、开门授徒，是中国史上最早的官立高等学府之一；其二为咨议智库，学者“不治而议论”，为齐君备顾问、论治乱，干世主而陈方略；其三为学派熔炉，百家聚于一地，讲论辩难，学派于交锋中愈明其宗、于交流中互相汲取。荀子集儒学之大成而兼采百家，正是在这熔炉中陶铸而出。

置于本百科的主线，稷下的意义尤为深远。西周之世，“学在官府”，官守其学；平王东迁而后，天子失官、学术下移，六经传于孔氏、史职归于老聃，百家蜂起于私门。而稷下之设，恰是这一下移过程走到极致后的一个逆转与升华：官府不再垄断专门之学，转而以其财力尊养自由的百家之学——“学”重新回到“官”，但回到的已不是王官世守的一家之学，而是争鸣不休的百家之学。稷下学宫，遂成“学在官府”这一古老命题在战国的绝响。

更进一层说，稷下之制实开中国“官立学府”与“养士议政”两大传统之先河：其官养而不役、议论而不治的精神，下启汉之博士、太学；而其百家争鸣、自由讲论的气象，则为后世大一统之世所难再。就学术史的大势言，稷下昭示了一条不可逆的轨迹：学术一旦下移民间、裂为百家，纵使复归官府之养，也不能再回到王官垄断一家之学的旧格局。这正是先秦学术由“官”而“私”、再由“私”而“官”却已脱胎换骨的深刻转折，也是本条列于子部、以回扣主线的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