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周学派

庄周学派属道家庄列一脉。其学远宗老聃“道法自然”之旨，《史记》谓庄子“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然庄子并非墨守老学，而是自开生面：老子多就治道言无为，庄子则就个体生命言逍遥；老子尚“正言若反”之简，庄子则恣“谬悠荒唐”之博。故同为道家，而气象迥别——黄老收老学而入于治，庄周则推老学而极于玄。

庄学之兴，与其时代密不可分。庄子约当战国中期，正处士横议、诸侯相攻、杀人盈野之世。当此之时，儒墨奔走以救世而未见其效，纵横之士逐利于诸侯之门，而庄学独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达观，为不愿仕、不能救、又不肯同流合污者，别立一精神的归宿。故庄学虽超然物外，实亦一种对乱世的深刻回应；其逍遥非麻木，乃是于无可奈何中求得心灵的自由，与黄老之积极入世，恰成道家的一体两面。

须先辨明者，本条所论，是作为一个学派的“庄学”，即庄周及其后学的传承与分化，而非庄子一人的生平事迹（庄子生平、思想别详人部“庄子”条）。学派的存在，最直接的证据即《庄子》一书：它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庄周自著与门人后学之作的历时结集，其间层次分明、宗尚有别，恰是一个学派逐世衍生的文本沉积。

《庄子》今存三十三篇，分内七篇、外十五篇、杂十一篇，此郭象所定之本。学界通说以为：内七篇（《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思理浑成、旨趣一贯，多出庄子自著；外、杂篇则驳杂不纯，多门人后学之所记述与发挥。近人以内篇罕用而外杂篇习用“道德”“性命”等复合词为一证，然内篇早出之说仍有争议，不宜视为定谳，姑从通说而存其疑。

内外篇之别，尚有体例可参。内七篇篇名皆撰意命题，如“逍遥游”“齐物论”“大宗师”，一题即括一篇之旨；外、杂篇则多摘篇首字词以名篇，如“骈拇”“马蹄”“胠箧”“天地”，此古书未有定名时的常态。合以思理，内篇一贯而外杂或推衍、或旁逸，其为异手所出较然可见。然亦不可一概而论：外篇之《秋水》《寓言》深得庄旨，杂篇之《天下》尤为先秦学术史的瑰宝，皆未可以“后学之赘”轻之。

至于庄门后学的谱系，则难以详考。庄子弟子之名，传世仅存吉光片羽：蔺且之名，仅见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贞《索隐》之引，别无可征；魏牟（中山公子牟）慕庄，《汉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荀子·非十二子》并讥“它嚣、魏牟”，或为庄学之传人。此外则姓名俱泯，只能于外杂篇的不同倾向中，窥见后学分化的痕迹，而不能一一坐实其人。

庄周学派立言，自觉地采用一种特殊文体，即“三言”。《庄子·寓言》自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者，藉外人外物以论；重言者，托重于耆艾先哲之口；卮言者，如卮器之满则倾、随物赋形而无成心。《天下》复自道其辞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此非徒逞文采，实因“道”不可以名言正说，故须以吊诡之言破名言之执，使读者于言外自得。

就义理言，学派的核心在《齐物论》《逍遥游》所揭的齐物与逍遥：泯是非、齐物我、一死生，以“道通为一”消解成心之偏；进而“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成就“无待”的精神自由，是为逍遥。由此上达“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之境，其理想人格则为不为物役的“真人”。齐物、逍遥、真人诸义之详，别见名部；此处但明其为学派共宗之纲。

庄学之精微，尤在其工夫与境界。其逍遥非逃遁避世，乃“乘物以游心”“安时而处顺”的心灵自由，虽处人间世而不为物役；其齐物非抹杀差别，乃超越成心之偏见而“照之于天”，以道观之则万物齐同。又有“心斋”“坐忘”之法，由“堕肢体、黜聪明”而忘知忘我，终至“与道冥合”。较之老子偏于政治的关怀，庄学更向个体生命的安顿深入一层——这也是它在后世格外为士人所亲的缘由。

庄周学派最著的论辩之交，是名家的惠施。二人亦友亦敌：庄子屡藉惠施为论敌，濠梁之上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机锋，《逍遥游》有大瓠大树的“无用之用”之辩，《德充符》有“有情无情”之诘。《天下》历叙惠施“历物十事”与辩者二十一事，一面惜其才，一面断其“道舛驳”“逐万物而不反”。庄子取名辩之锋以破执，而终不安于名辩之逐物，此其与名家之大界。至于坚白同异之公孙龙，《秋水》载其自谓“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而一闻庄子之言，乃“茫然自失”，是庄学于名辩之上别开一境的写照。

对儒家，庄学的态度尤耐寻味。内篇多藉孔子、颜回师徒之口以申庄义，《人间世》之“心斋”、《大宗师》之“坐忘”、《德充符》之诸残兀者，皆以孔颜问答出之——此正“重言”之用，托重于先哲以自重，非真尊孔。然至外杂篇的激烈一派，则由“藉用”转为“峻拒”：《胠箧》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马蹄》非仁义为乱天下之始，锋芒直指儒墨所奉的圣王仁义。由内篇之藉孔颜寓言，到外篇之直斥仁义，庄学对儒家的态度本身，就是一部分化史。

后学的分化，不止激烈一途。外杂篇中另有一支渐染黄老，《天道》《天地》《刻意》诸篇言“帝王之德”“静因之道”，已由庄子的超世转向治世，与稷下黄老合流。故近人有述庄、无君（激烈）、黄老三派之分：一派谨守庄旨，一派愈趋峻急，一派渐入治术。一书之内而有此三向，正是庄学作为一个历时学派、逐世衍变的明证。

《庄子》一书的成形，经历了长期的结集与删汰。《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而今本仅三十三篇，乃西晋郭象删定并作注而后定型；今本的内、外、杂之分，即出郭象之手。故读《庄子》，须知其为一学派数世纪层累的文本，内篇与外杂篇不可一概而论，此是研治庄学的前提。

值得一提的是，与《老子》屡见于郭店、马王堆简帛不同，《庄子》至今未有战国、秦汉的出土写本可资比勘，其文本谱系仍主要依赖传世本与内证的分析。这一“出土的沉默”本身即耐人寻味：或缘庄学以师徒口耳相传、结集较晚，或缘其书流布的圈层有别于《老子》；无论何故，皆使庄学的文本研究不能如老学之得简帛以为铁证。

于是庄学的分期与真伪，至今仍只能于语言、思想的内部证据中求之。近世学者以语汇、句式的统计为据，分判内外杂篇之先后异手，虽推进甚多，而争议未息、聚讼不决。这既是庄学研究的限制，也是其待发之覆：或有一日，地下有《庄子》古本出，则内篇早出之通说、后学分化之诸说，方得一验其是非。在此之前，读庄者惟当谨守“内外有别、层累而成”之识，而不轻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