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老子》

郭店《老子》并非一部完整的《道德经》，而是分作甲、乙、丙三组、抄在三批形制各异的竹简上。甲组三十九简，最长，内容也最多；乙组十八简，简较短；丙组十四简，与佚籍《太一生水》合抄于同一册。三组简长、编绳道数与书体各不相同，显系三次抄写、或出自不同书手，绝非一时一手的完整誊录。这一物质形态本身，就为思考《老子》一书如何结集、流传，提供了直观线索。

三组合计存字约两千字，仅相当今本《老子》五千余言的五分之二。所抄内容散见于今本约三十余章，且往往只取一章之片段。就抄写年代言，它随葬于约当公元前300年的战国中期墓中，文本成形更早，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抄本。较之历经秦火与两千年传抄的今本，郭店本如同一份地下封存的早期底稿，字句未改、篇次未定，最能反映《老子》尚未凝固为定本时的样貌。

三组形制字体的参差，本身即是耐人寻味的信息：甲组简最长、字最古，多存楚文字的早期写法；乙、丙二组简制递短，书风亦别。它们既非一时抄成，也未合编为一，说明在墓主生前，《老子》尚未凝定为首尾完具、篇次划一的一部书，而是以若干组片段的形态流传于世。后世那部厘为八十一章、别为道经德经的《老子》，乃是此后才逐步结集、定型的产物。

简本《老子》原不题书名，「老子」之目乃整理者依传世之称补加；三组之内也不分「道经」「德经」，没有今本八十一章的整齐结构。各章之间径直相承，既无篇题，也无章次编号，编联全凭简长、字体与文意判定。最醒目的是章序：甲组开篇即相当今本第十九章的「绝智弃辩」，此后所抄诸章的次第，与今本《道德经》全然不同，二者的编排显然经历了各自的重整。

一个尤具说服力的现象是重出。今本第六十四章的下半段，在甲组与丙组中两度出现，而文字互有小异。同一部书的同一段落，在同墓所出的两组抄本里写法不尽相同，这直接证明《老子》文本在当时仍处流动状态，抄本之间存在异文，尚无划一的定本可循。丙组与《太一生水》合编一册，也提示我们：早期《老子》的成册单元，与后世八十一章的《道德经》并不对应。

甲组篇幅最长，所涉多为修身、治国、体道之论，如「绝智弃辩」的省欲寡为、「江海所以为百谷王」的处下不争、「至虚，恒也；守中，笃也」的虚静功夫，以及「有状混成，先天地生」的道体描摹，大体勾勒出《老子》思想的主干。乙组较短，内容偏于养生治身与为学之道，「大器曼成」「上士闻道」等章在焉。丙组则多论治道与礼，并与《太一生水》同册，宇宙论与政论相邻而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简本所无者。今本开宗明义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章，不见于郭店三组；今本中一些辞气激切、批判意味浓厚的篇章，简本亦付阙如。这些「缺席」究竟是抄录时的取舍，还是当时《老子》本无其文，正是简本引出的最大悬案。无论如何，郭店本呈现的《老子》，是一部辞气较为平和、尚未与儒墨正面交锋的早期道家文献。

合三组而观，郭店《老子》已具后世《老子》的思想骨架：既有「有状混成」对道体的形上描摹，也有「为百谷下」「守柔」「无为」的治身治国之术，更有「绝智弃辩」的省思批判。所独缺者，多是今本中辞气最激、批评意味最露的篇章。是知简本所呈现的，乃一部义理已然成型、而锋芒尚未毕露的早期《老子》；它的平和，未必尽出于节抄时的删削，也可能本是《老子》较早形态的本来面目。这一点，正是它足以撼动旧说的关键。

简本与今本最重大的异文，在甲组开篇。简本作「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而今本第十九章作「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简本所弃者为「智辩」「巧利」「伪诈」，皆属治术与机心；今本所弃者却是「圣智」「仁义」，锋芒直指儒家德目。一字之差，关乎早期道家是否已激烈反儒——简本的答案是否定的。

其余异文亦多可玩味。今本「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简本作「有状混成」；今本「致虚极，守静笃」，简本作「至虚，恒也；守中，笃也」，以「守中」代「守静」；今本「大器晚成」，简本作「大器曼成」，「曼」或读为「无」，则语意由「大器晚成」转为大器无所谓成，释读尚有争议。凡此皆表明，今本若干耳熟能详的文句，在战国中期尚是另一副面貌；传世本的字句，是长期传抄择定的结果，而非一成不变的原文。

若再引入马王堆帛书《老子》，则文本流变之迹更为分明。帛书甲、乙二本抄于汉初，篇幅已近今本，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次序与今本恰相颠倒，而「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诸语则一如今本。以郭店简、马王堆帛书、王弼今本顺次对读，恰排出《老子》由简趋繁、由平和趋激切的一条线索：简本无反儒之辞、篇幅约当今本五分之二，帛书已近全帙而反儒语具，今本则章次厘然、字句定型。三本鼎立，《老子》成书由片段而全书、由平和而峻切的层累轨迹，遂历历可考。而这条轨迹的起点，正是郭店简本；没有它，帛书与今本之间的种种异同便失去了最早的参照，《老子》文本流变之史，也就无从上溯其源头。就此而言，简本一出，学界赖以校读《老子》的坐标，便由汉初一举推前到了战国中期。

郭店《老子》引出的第一桩公案，是简本的性质：它究竟是节抄，还是祖本？一说以为，三组乃从一部已大体成形的《老子》中择要摘录，或为随葬，或供教习，果尔则今本规模的《老子》在战国中期已然存在，简本不过是它的一份摘钞。另一说则以为，简本代表《老子》尚在结集途中的较早形态，其后经增补、重编，才扩充为今本五千言的规模，果尔则简本更近于「祖本」。两说各有据依：主摘钞者，重简文与今本相合之处，谓其取舍出于有意；主早期形态者，则据简本篇幅之短、章次之异、以及今本首章「道可道」的缺席，谓其文本尚未完备。孰是孰非，简本的每一处特征几乎都可两面解读，学界至今并无定谳，不宜轻断。

无论采何说，郭店本都对《老子》的年代学构成了强力冲击。近代学者多有疑《老子》晚出者，或推其成书迟至战国末乃至秦汉。如今简本墓约公元前300、文本更早，证明《老子》在战国中期已有相当篇幅、并在楚地流传，晚出之说因此难以维持。但简本亦不能反过来坐实老子即孔子问礼之师、其书成于春秋——它所能确证者，只是《老子》文本的形成不晚于战国中期。与此相映的是它与儒家的关系：简本无「绝仁弃义」之语，又与大批儒书同墓共存，提示早期道家与儒家的界限远较后世模糊，这一点也须与后出的帛书本、今本对读，方见《老子》反儒色彩逐步加深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