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圣弃智

“绝圣弃智”出自今本《老子》十九章，是老子“绝”“弃”句式最集中的一处。其文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三“绝”三“弃”，分别指向圣智、仁义、巧利三类被视为多余乃至有害的“文”，主张一并弃绝，使民各返其朴。

单看今本，此章锋芒毕露，径以“圣”“智”“仁”“义”为祛除的对象，历来被读作道家反儒、反文明的纲领性文字，又与二十章开篇“绝学无忧”相接，构成一套“绝弃”之教。然而，正是这一看似确凿的文本，在郭店竹简出土后显出复杂的层次：今本的反儒面目，未必是《老子》最早的模样。

就今本义理言，三组“绝弃”各有所指。“绝圣弃智”针对居上者的聪明才智与治术，谓弃其巧智，则民不被役使搅扰，故“利百倍”；“绝仁弃义”针对标榜出来的道德名目，谓仁义一经悬为旌表，反滋矫饰争慕，不如泯其名而使孝慈自复；“绝巧弃利”针对机巧与货利之诱，谓绝其可欲，则盗心不起。三者皆以“有为”“尚文”为病，欲去其扰而复其自然。

可贵的是，此章并非一味否定。老子明说“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单是“绝”“弃”，作为立教之文尚嫌不足，须给出正面的归着，那就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素是未染之丝，朴是未斫之木；“见素抱朴”即持守本真，“少私寡欲”即收敛私欲。可见“绝圣弃智”的落点不在破坏，而在返朴：所绝所弃者，是遮蔽本真的机心与文饰；所存所抱者，是素朴少欲的自然之性。此意与六十五章“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二十章“绝学无忧”相为表里。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竹简《老子》甲、乙、丙三组，抄写年代约当战国中期，是迄今所见最早的《老子》文本。其中甲组对应今本十九章的一段，读来令人瞩目：它作“绝知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民复孝慈”，其下同样接以“视素保朴，少私寡欲”。三句之中，竟无“绝圣弃智”，无“绝仁弃义”。

对勘可见三处关键差异。其一，今本“绝圣弃智”，简本作“绝知弃辩”——所绝者是“辩”（巧辩），而非“圣”。其二，今本“绝仁弃义”，简本作“绝伪弃□”——所绝者是“伪”，末一字残泐，学者或读为“诈”、或读为“虑”，无论何解，都与“仁义”无涉。其三，简本全无以“圣”“仁义”为弃绝对象的文字。也就是说，郭店本《老子》此章所反对的，是巧辩、机诈一类的机心造作，而非儒家所尊的圣人与仁义。

这一发现的分量，须放到文本流变的坐标里衡量。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抄写已在秦末汉初，此章则已作“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与今本大体相同。三本相较，时代最早的郭店本无反儒之句，稍晚的帛书本已具反儒之文，今本承之。由此可以相当有把握地判断：《老子》十九章激烈的反圣、反仁义的锋芒，并非其原貌，而是战国中期以后、至迟到秦汉之际逐渐改定的结果。

其学术史意义，正在于此。清代以来，学者多据今本《老子》的反儒言辞，论定老子之学与孔门势同水火，甚至以此推断老子其人其书晚出于战国、是针对儒墨而发。郭店简本却表明，早期《老子》与儒家未必如此剑拔弩张：它固然主张返朴少智，却不曾把矛头直指圣人仁义。于是老子与儒家的早期关系须要重估，“老子反儒”这一长期视为定论的判断，被出土文献推回到需要重新界定的位置。“绝圣弃智”一章，遂成为简帛文献改写思想史的标志性公案——它提醒我们，传世本所呈现的思想对立，有时是层累造成的，而非诸家立说之初就已如此。

撇开文本层次，就“绝弃—返朴”的义理结构言，此章与老子整体一贯。“圣智”“巧利”乃至“仁义”，在老子看来皆属“文”，即人为增益于自然之上的名目与机巧；文盛则朴散，智出则伪生，故须“绝”之“弃”之，以复归于“素”“朴”。“绝”不是简单的消灭，而是解除遮蔽、止其外骛，使本真自现。这与“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路数相通：所损者是机心文饰，所至者是自然无为。

由此可辨“愚民”之讥。六十五章云“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字面易被读作愚弄百姓、使民无知的权术，与“绝圣弃智”合观，遂有老子主张“愚民政策”之说。此说不为无据，然须并陈另一读法：老子所谓“愚”，未必是欺蒙，而近于敦厚朴质——二十章老子且自谓“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以“愚”自居，可见“愚”在其语汇中含返朴守拙的正面意味；“将以愚之”或即使民复归淳厚少诈之意。两说各有文本支持，未可轻断；较稳妥的理解是：老子确有使民不尚机巧的一面，但其归趣在朴而不在蒙昧，与法家纯以术数役民者当有分别。

就今本而言，“绝圣弃智”与儒家尚贤崇智的立场正相对峙。儒家自孔子“举贤才”、孟子“尊贤使能”、荀子“隆礼尊贤”，无不以圣智仁义为立教之本、以贤智在位为善治之要；老子今本却谓“绝圣弃智，民利百倍”“不尚贤，使民不争”，釜底抽薪地否定这一价值序列。庄子后学更把它推向极端：《胠箧》径言“绝圣弃知，大盗乃止”，以为圣智之法适足为大盗所窃，故须并圣智而弃之，剖斗折衡，而后天下平。这是道家反圣智一路的激化。

然而郭店简本提醒我们，这种儒道对立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尖锐，而是随文本改定而“浮动”的。在时代最早的郭店本里，《老子》所绝者为巧辩机诈，与儒家的圣人仁义并不直接冲突；反儒的锋芒是后起的。换言之，“绝圣弃智”所标示的儒道之争，其强度在思想史上有一个由弱而强的过程。明乎此，读此章便当分层：既要正视今本所呈现的道家反圣智立场及其对儒学的挑战，也要知道这一立场的极端形态，是战国中期以后才逐渐凝定的，不可一概上溯于老子之初。

秦汉以下，今本“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文句既定，遂长期被奉为道家反儒、返朴的口号，或为魏晋玄学“越名教而任自然”者所取，或为历代论老者据以判分儒道。直至郭店竹简出土，学界方知此章早期本无反儒之文，遂重新检讨老子与儒家的关系及《老子》文本的层累过程。回到先秦，“绝圣弃智”的本旨在“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是要解除机巧文饰以复归自然；其针锋相对于儒家圣智仁义的一面，则是这一主张在文本流传中被逐步强化的结果。这一由出土简帛校正传世定论的经历，本身也提示治先秦思想者：读诸子当兼顾文本的时代层次，不可尽以晚出通行本所见的门户畛域，回推于立说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