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老子》

帛书《老子》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此墓封闭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年），随葬帛书十余万字，涵盖哲学、政治、天文、术数、医学、养生诸门，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简帛发现之一。《老子》在其中有甲、乙两个抄本，分别写在整幅帛上，出土时已有残损，经缀合、释读方复其大略。

两本《老子》与传世通行本篇幅相当，同为五千余言，却在文本形态上有若干共同的显著特征：都以《德经》居前、《道经》居后，都基本不分章。它们出于秦汉之际至汉初，早于王弼本、河上公本数百年，是迄今所见最完整的早期《老子》全本，也是把《老子》文本推回汉初以前的第一手实物。

甲、乙两本并非简单重复。甲本以篆隶之间的字体书写，乙本则为成熟隶书；两本用字、避讳、残存文句各有异同，恰好为互校提供了条件。加之同墓又出《黄帝四经》《五行》等篇，帛书《老子》得以放在黄老之学的整体语境中重新审视，其抄写、庋藏所反映的汉初思想风气，也随之可考。

帛书《老子》最引人注目的形制，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今本次序恰好相反，故学者或径称之为《德道经》。这一次序并非偶然：《韩非子》的《解老》《喻老》释《老》，也是先德后道，可见以德经居首的编次在战国末已有其传统。有学者据此提出，德先道后的文本形态与黄老之学重治道、重德的取向相表里，是理解早期《老子》流传的一条线索；也有学者审慎地指出，两本次序虽同，未必即《老子》原貌，今本道前德后或别有所承，此点尚可讨论。

两本皆不分章。今本析为八十一章，章的划分是后起的整理结果；帛书则文句连书，仅乙本于《德》《道》两篇之末各记其篇字数，略示篇界。这提醒后人，今本的分章不等于《老子》原貌，据章立说时须留意此层；个别今本的分章界限，在帛书连书的文脉中甚至并不成立。

甲乙两本还各有其抄写环境。甲本卷后另抄《五行》《九主》《明君》《德圣》等古佚书，乙本卷前则抄《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黄老佚书。《老子》与这些文献同卷合抄，本身就是它在汉初被如何阅读、如何归类的直接证据——甲本近于思孟一系的《五行》，乙本紧接黄老四篇，恰见《老子》在当时被多元取用的实况。

帛书本的正文即《老子》五千言，其思想与今本大体一致，然细读之下，用字与文句的差异触目皆是，往往牵动文义。就断代而言，最具方法论意味的是避讳：甲本不避“邦”“盈”“恒”诸字，当抄于刘邦称帝之前，字体尚在篆隶之间；乙本避“邦”作“国”，却不避惠帝刘盈、文帝刘恒之讳，当抄于高祖在世之时。以避讳字的有无为两本各定其抄写上下限，是简帛断代中一个可复按的范例，也使这两个抄本成为汉初避讳制度的实物标尺。

开篇即见异文。今本《道经》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帛书甲本作“道可道也，非恒道也”——用“恒”不用“常”。今本之“常”，正是后人避文帝刘恒讳而改字的结果；帛书保留“恒”字，反证了这一改动，也复原了老子原文的语气。此类因避讳而生的异文，帛书中所在多有，如今本三十二章“道常无名”、三十七章之首，帛书皆作“道恒无名”，一律以“恒”为“常”。

《德经》既居篇首，其开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便成为全书之始，读来别具首尾。以德统道、由治道入形上的次第，在帛书本中得到文本形态上的支持。此外如今本八章“上善若水”，帛书作“上善治水”“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帛书作“有静”（或读为“有争”），一字之差而旨趣顿异；今本二十章章首“绝学无忧”一句，帛书的位置与今本亦不尽同，牵动分章。凡此种种，使帛书本不仅是一部更早的抄本，更是一种有别于今本的阅读次第与文本传统。

帛书本与今本的异文，不少可正今本之失。最著名者如今本四十一章“大器晚成”，帛书作“大器免成”——“免成”谓大器无所谓成、不待成而成，与上下文“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以无为大”一气贯通；“晚成”则文义扞格。学者多据帛书订“晚”为“免”之讹，这是出土文献校正传世本的经典一例。他如四十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帛书作“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句式更完整；今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帛书本此处则不见“无为而无不为”之全语，遂使“无为而无不为”是否老子原有其说，成为可议之题。

把帛书本、郭店简本与今本三者并观，更能见《老子》文本的流变。今本十九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帛书本大体与今本同，作“绝圣弃知”“绝仁弃义”；而年代更早的郭店简本却作“绝智弃辩”“绝伪弃诈”，并无“绝仁弃义”这样鲜明的排儒之语。由简本到帛书再到今本，文句的这一变化，成为讨论《老子》与儒家关系、以及文本层累的关键证据：至少在郭店本的时代，《老子》尚无正面弃绝仁义之辞。

异文之别，往往不止于文字，更牵动思想的理解。以八章为例，今本“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历来被视作老子“不争”之教的经典表述；而帛书作“有静”，或读为“有争”，若从后者，则老子于水所重者转为“利万物”而“有所争”，“不争”之说的绝对性便须重新斟酌。又如三十七章今本“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久被奉为老子无为思想的纲领，帛书此处却不见此全语，遂令“无为而无不为”是否老子本有、抑或后学所增，成为聚讼之点。凡此皆说明，帛书本的价值不仅在校正字句，更在促使后人回到更早的文本，重审那些早被视为定论的老学命题。

需要说明的是，帛书本自身亦有残缺与讹字，个别异文的读法学界尚有分歧，不能一概奉为定本。高明《帛书老子校注》汇集帛书甲乙本与传世诸本详加校勘，是这方面用力最勤的集成之作。帛书本的价值，正在于与郭店本、今本构成一条可考的流传序列，使《老子》的成书与早期传播第一次有了实物的支点。

帛书《老子》的出土，改变了老学研究的格局。在此之前，学者论《老子》文本只能以王弼、河上公等传世注本为据，其上限难以逾越魏晋、汉代；帛书本一举把可靠的《老子》全本推回到汉初以前，为校勘学提供了一个远为古老的坐标。举凡“大器免成”“非恒道”之类，皆赖帛书方得订正或复原，校雠之学由此别开生面，后出的《老子》整理与译注无不以帛书本为重要依据。

在老学史上，德经居前、不分章、与黄老佚书同卷合抄这几项形制，共同支持了一种判断：汉初所传所重的《老子》，是被纳入黄老治道脉络来阅读的。它与《韩非子》解老喻老的次序相合，也与同卷《黄帝四经》的旨趣呼应，为“黄老之学的文本形态”这一课题提供了实证依据。至于德前道后究竟是《老子》古貌，还是黄老一系的传本所改，学界尚有争论，但无论何解，帛书本都已把这一问题从悬想拉回到文本。

若再上溯，与郭店简本合观，帛书本恰处在《老子》文本演进的中段：郭店本（战国中期）、帛书本（秦汉之际）、今本（汉魏以下）三阶相接，勾勒出一部经典由早期节抄到全本、由无排儒色彩到有、由不分章到分章的完整轨迹。与本站“郭店《老子》”“老子”“黄老之学”诸条互见，可由文本对读回看老子其人其书的年代之争与思想流变。就此而言，帛书《老子》既是校勘学的枢纽，也是老学史与文本学的转折点。

也正因如此，帛书本自公布以来，已成为《老子》研究不可回避的起点：无论是校订文字、考索分章，还是辨析“无为”“不争”诸义的原貌，学者都须先回到这两个汉初写本，再上溯郭店、下考今本。就这个意义说，一九七三年的这次出土并不只是多了两个抄本，更重画了老学的版图，使一部古老经典的现代研究第一次获得了坚实的文本地基。此后郭店简本、北大汉简本等相继问世，皆循帛书本所开之路，与之参校递证，《老子》的文本史遂由帛书本这一环而豁然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