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虞之道

唐虞之道属郭店一号楚墓竹简，一九九三年十月出土于湖北荆门郭店，一九九八年由荆门市博物馆整理刊布。同墓竹简八百余枚，儒道兼备；墓葬年代定在战国中期偏晚，简文抄写更早，是未经秦火与汉人改易的先秦原始写本。

本篇存竹简二十九枚，专论尧舜禅让之义，是先秦为数不多的正面申说禅让的完整文献。它不像史书那样叙述禅让本事，而是从义理上追问：为什么尧舜要“禅而不传”，禅让何以是圣德之至。因这一主题在战国中期正当风口，本篇出土后即成为研究当时禅让思潮的第一手材料。

简文中部有若干残断，个别简序尚存讨论，但主体文意完整、论旨明确。它与同墓《忠信之道》《尊德义》《成之闻之》等政论佚籍同属儒家一系，共同反映七十子后学在政治哲学层面的经营。在传世典籍多讳言禅让、或视之为可疑之论的背景下，这样一篇理直气壮的颂禅之作能够重见，尤显珍贵。

本篇篇题“唐虞之道”取自简文首句。唐指帝尧，虞指帝舜，“唐虞之道”即尧舜授受天下之道，四字标目，纲举目张。全篇围绕“禅”字立论，反复申说禅让的德性根据与政治意义，主题极为集中。

二十九枚简中有数简残损，影响到局部字句的连读，学者对个别简的缀合与位次尚有不同意见，但对全篇的基本文序与主旨判断相近。就论证脉络看，可分为数层：先揭“禅而不传，圣之盛也”之旨，次以“爱亲”“尊贤”并释禅让所以然，再申“利天下而弗利”的公天下之义，复以尧年老授贤、退而养生一节证成其“弗利”，并上溯古昔帝王相继之统，以见授贤传贤自古而然。

本篇的编联之所以相对可控，一在篇幅适中，二在论旨贯通、句式多排比对举，前后照应密。它因此也成为讨论郭店儒家政论文献书写体例的一个便利个案；其反复致意的“禅”“授贤”“弗利”等语，也为把握战国禅让论的关键词提供了确切的文本依据。

全篇的核心命题是“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为王，“利天下而弗利也”——为天下谋利而不为一己谋利；正因如此，他们把天下授予贤者而不传给子孙，这才是“圣之盛”“仁之至”。禅让在这里不是权宜的政治安排，而是圣德的最高体现。

本篇最见识度之处，是以“爱亲”与“尊贤”并举来贯通禅让之义。作者说“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把私恩之孝与公义之禅统一于圣人之德；又以“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警示二者不可偏废。唯有兼尽爱亲之仁与尊贤之义，方为圆满。这一论说把禅让从单纯的让位，提升为仁义并行的德性结构。在此基础上，作者给禅让下了定义：“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所谓禅，就是有上德者把天下授予贤者，它区别于以血缘为纽带的传子，落脚在“贤”而非“亲”。

为坐实“弗利”二字，本篇更从人身立论：及尧年老，血气既衰、耳目不聪，于是禅天下而授贤者，自己退而颐养余年。作者说“此以知其弗利也”——正因不恋位、不私天下于身与子，才见其为天下而非为己。篇中并有“六帝兴于古”一类追述古帝相承的叙述，把授贤之统上溯到远古，以见公天下之道并非一时之创，而是圣王相沿的正统。由德性之义到人身之证，再到古统之征，层层申说，禅让遂被论定为天下之公道。

本篇论禅，不止于君位授受，更推及教化天下。作者说“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兴教而化乎道”：在上者有德，则天下知所尊而世道昭明；授之以贤，则百姓兴于教化而归于正道。禅让由是不仅是一次权力的让渡，更是一种以身率下、以贤化民的政教典范。作者又把禅让上溯于天地人伦，谓圣人上事天、下事地，教民有尊、有亲、有敬，禅让正是这一整套尊贤爱亲之教在最高处的落实。故本篇之“禅”，内含一套由圣人之德到天下之化的完整义理，与单纯记述让位本事的史家笔法迥然不同；它所要证成的，是“公天下”不惟可欲，且可经由圣人之德、贤者之教而真正实现。

本篇无传世单篇对应，但可与多种传世文献互相发明。最直接的对照是《孟子·万章上》：万章问“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答以“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而谓舜之有天下乃“天与之”；论及舜、禹之际，又说“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并断“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以天命调停禅让与传子，二者皆合于义；本篇则更为纯粹地主张“禅而不传”“上德授贤”，倾向于把授贤置于传子之上。两者同尊尧舜，而于禅、继关系的处理有轻重之别。

就理想蓝图言，本篇“利天下而弗利”的公天下之义，与《礼记·礼运》所述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精神高度契合，可视为同一政治理想在不同文本中的表达。就文献群言，上博简《容成氏》历叙容成氏以下诸帝皆传贤不传子，《子羔》记孔子与子羔论舜之为人及尧之举舜，与本篇同属战国流行的禅让文献，可相参看。凡此显示，本篇并非孤立之作，而是战国中期一股禅让思潮在儒家内部的结晶。

与颂禅之说并行的，还有截然相反的一脉。传本《竹书纪年》有“舜囚尧”“舜放尧于平阳”之说，把禅让讲成篡夺；这类异说与本篇的颂扬恰成两极。本篇与《孟子》的异同、与《竹书》的对立，尤能见出战国人对同一段古史的不同建构，以及儒者在“传贤”与“传子”之间的不同权衡。

本篇的时代背景，使其意义格外突出。战国中期，禅让之说一度成为显学：公元前三一六年，燕王哙效法尧舜，让国于相邦子之，太子平不服，国内大乱；前三一四年齐宣王乘乱伐燕，燕几乎亡国。这场以禅让为名而酿成大祸的政治实验，正是本篇所处思潮的现实注脚。本篇高唱“禅而不传，圣之盛也”，站在颂扬禅让的一端，为还原战国禅让思潮的真实面貌提供了确证，也让后人得以理解当时“让国”之议何以能一度左右人心。

在儒家政治哲学内部，本篇实证了“传贤”一脉的存在。战国之世，禅让本有争议：孟子已用天命把禅让收束到不悖于传子的框架内，荀子更进而力斥“尧舜擅让”为“虚言”“浅者之传”，径直否定其事。到后世儒学以尊君、正统为主流，禅让每被视为迂阔甚至危险之论。而郭店简本表明，早期儒门确曾郑重申说过公天下、授贤于外的理想，并为之建立仁义并举、退身养生、上溯古统的一整套义理根据。这使我们对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多元面貌，有了远比传世文献所示更为完整的认识。

与本站“大同与小康”“让”等概念条互见：彼处从义理与制度理想着眼，此条则落在文献本身如何立论、如何与《孟子》《荀子》及禅让文献群相互印证。合而观之，可见“公天下”之想在先秦并非空言，而有确切的文本依托；它一度勃兴、终归沉寂的曲折，也正是一部浓缩的先秦政治思想史。

末了可及本篇理想的后世遭际。战国以下，“禅让”之名虽存，其实渐变：汉魏之际，权臣每以“受禅”之名行代兴之实，尧舜授贤的公天下之义，竟沦为易代的饰词。以此回看郭店简本，更觉其可贵——它所申说的“利天下而弗利”“上德授贤”，是一种尚未被权谋沾染、出于义理本身的政治理想。这一理想在历史上虽屡遭扭曲、终未真正实现，却始终作为衡量君权正当与否的一把标尺，留存于儒家的政治想象之中，也使这二十九枚楚简，在两千余年后读来仍有其分量。就此而言，本篇不仅是复原战国禅让思潮的一份实录，更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儒家政治理想中最为高远、也最难落实的一面——把天下视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家一姓之私产。这一悬于历史之上的理想，其提出之早、申说之力，正赖此篇而得确证，也使后世每于议及禅代、公私与君权之际，仍不能不回望这一缕发自战国楚简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