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孟学派

“思孟学派”之名，非子思、孟子自立，而是后人据《荀子·非十二子》的一段批评而立。荀子历数乱天下之说，及于子思、孟轲，谓其“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又断言“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这是先秦文献中首次把子思、孟轲连为一系并加指认，后世“思孟学派”之称即本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思孟连称出于论敌荀子之口。荀子隆礼重法、主性恶，与子思、孟子的心性性善之学正相对立，故“子思唱之，孟轲和之”本是贬辞，意在指斥二人同倡一种“僻违无类”的“五行”之说。然而正是这一敌对的指认，反过来确认了子思到孟子之间存在一条可辨的学脉。至宋代，程朱表彰《中庸》《孟子》，又以“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为道统，思孟遂由荀子笔下的贬称一变而为道统正传。本条即以此为起点，述其谱系、学说与出土新证；子思、孟子的生平别见人部二条，此不复述。

思孟一脉的谱系，以子思、孟子为两端。子思名伋，孔子之孙；孟子名轲，邹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是孟子师从子思的门人，而非亲炙子思本人，中间尚隔一代。故思孟之“师承”，与其说是子思、孟子的直接授受，不如说是子思一系之学下传至孟子而蔚为大宗，其间当有若干今已失名的传人为之中介。

后世为此谱系续接首尾，上溯曾子、下承《中庸》，构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链条。然此说多出宋儒建构：子思受业曾子、《中庸》出子思之手，早期文献皆无确证，宜作传统看待而不可径信。汉人著录尚有《子思》二十三篇、《世子》《公孙尼子》诸书，多已亡佚，其与思孟的关系今亦难详。就先秦文献所能坐实者而言，思孟只是儒门中重心性、倡性善的一脉，其内部并非组织严密、主张全同的学团；“学派”一名，取其学旨相承之义，不必坐为师弟相授的谱牒。

思孟之学，以打通性、命、天、道而归本于心为特色。《礼记·中庸》相传出于子思一系，其首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把人性上系于天命、下贯于人道与教化；又以喜怒哀乐未发为“中”、发而中节为“和”，以“诚”为天人相通之枢，谓“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这一由天而性、由性而情、由情而修的思路，为孟子的性善论张本。

孟子承之而益精。他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指证人皆有善之本心，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由四端扩充而成仁义礼智；又倡“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则知天矣”，使心、性、天一线贯通，修养上则有养浩然之气、求放心、存夜气诸说。子思言诚、言中和，孟子言性善、言四端，措辞虽别，而同以内在心性为道德根源、以扩充存养为工夫、以上达于天为归宿，其一脉相承之迹灼然可见。这也正是荀子所深斥、而后世所尊崇的思孟特质。

荀子讥思孟“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然其所谓“五行”究何所指，自汉以来久成悬案。旧注或以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相比附，或牵合《洪范》九畴之五行，然于思孟心性之学扞格难通，遂使这条重要的批评长期无解，杨倞注《荀子》亦语焉不详。此谜之破，端赖出土简帛。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再出竹简《五行》。两本篇首皆云“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历数仁、义、礼、智、圣五者，以之为“五行”（实即五种德行），谓“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五者俱备而和于内谓之“德”，其中仁义礼智四者和谓之“善”，圣则通于天道，位在四者之上。至此方知，荀子所斥思孟之“五行”，正是这套以仁义礼智圣为纲的德行论，而非阴阳家或《洪范》的五行。庞朴据帛书首倡此解，作《帛书五行篇研究》，学界翕然。郭店本时代更早，约当战国中期，去子思未远，其为思孟一系之作、乃至可能与子思相关，益使思孟五行说的真面目大白于世。这是二十世纪思想史上极重要的一次文献解谜。

《五行》之精义，尤在“圣”“智”二德与天道的关联。其文别“德之行”与“行”：五者形于内、和于心者为“德之行”，仅见于行事者为“行”；又以闻而知之为“圣”、见而知之为“智”，圣德通于天道，故位在仁义礼智之上，而以“金声玉振”喻德之集大成。此正与《孟子》以孔子为“集大成”“金声而玉振之”、以尽心知性知天为极致之说遥相印证，足见五行说与孟子思想同条共贯。荀子讥其“幽隐而无说”，恰因这套以圣通天的德行论，超出了他隆礼重法、天人相分的义理框架。

简帛所补，不止一篇《五行》。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以“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论性、情、心、道之相生，其心性论的语汇与关切，与《中庸》《孟子》一脉相通，为思孟心性之学补出了一个中间环节；《鲁穆公问子思》直记子思言行，《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诸篇亦多涉德性、教化之论，凡此皆使子思一系不再仅是空名。又帛书本《五行》兼有“经”与“说”两部分，郭店本则仅存“经”，两相对勘，可推知其经、说的先后层次，为考订思孟之学的形成与流传提供了难得的线索。

郭店一号楚墓的这批儒家竹书，遂在二十世纪末掀起了思孟学派研究的复兴。李学勤、庞朴、姜广辉、廖名春诸家由简帛《五行》与《性自命出》等篇，重新审视子思到孟子之间的思想链条；昔日仅凭《中庸》《孟子》与荀子片语勾勒的模糊轮廓，如今有了坚实的战国文本可依。思孟学派也因此，从一个由论敌之语与后世道统共同塑造的名号，转为可据出土文献切实考究的先秦学脉——这也是先秦儒学研究在当代最引人注目的进展之一。

出土简帛之于思孟研究，意义不止于解一“五行”之谜。郭店简既出，学者得以重估孔孟之间百余年的儒学，昔日或视为晚出的《中庸》《大学》诸篇，其若干思想因简文而获得了更早的参照；其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又续有《性情论》（与《性自命出》同源）、《民之父母》诸篇面世，愈使这一段思想史充实可考。可以说，二十世纪末的这批楚简，把思孟学派从道统谱系的想象，重新拉回到了战国的思想现场。

统而观之，思孟学派的真面目，是在传世与出土两重文献的互证中才逐渐清晰的：由《荀子》知其有“五行”之目而不详其实，由《中庸》《孟子》知其心性之学而不明其所承，及至郭店、马王堆《五行》《性自命出》诸篇出土，前之所疑者始得其解，所散者始得其贯。一个学派的重光，竟系于地下两千余年的一束竹简与一卷帛书，这在中国学术史上，是极富象征意味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