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分为八

“儒分为八”之说，出于《韩非子·显学》。韩非论天下显学，以儒墨并举，谓“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既而指出，孔墨之后其学皆裂：“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曰“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这是先秦文献中对孔门后学分派最集中的一次记录。

儒学之分，本是孔子既没的必然。孔门四科异趣，弟子散游列国，各以所受、所长立教，师说于是歧出。自孔子卒（前479）至秦并天下的两个半世纪间，儒者代兴，宗尚不一，或重内省，或长传经，或尚气节，或隆礼法。韩非所举八派，正是这一分化到战国晚期时的一个横断面。须注意的是，八派并非同时并存的八个学团，而是韩非追述孔子身后儒学流变时并列的八个名号；其间有早有晚，如漆雕、颜氏近于孔子亲炙，孟氏、孙氏则已在战国中晚，本不在同一时代。

韩非所列八派，依次为：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八者皆以人氏标目，或系于孔子亲炙的弟子，如子张、颜氏、漆雕氏；或系于再传、三传的后学，如子思、孟氏、孙氏、乐正氏；仲良氏则其人难详。

八派所宗，约略可辨其趣向。子张之儒尚容仪而务廓大，荀子讥其“禹行而舜趋”，盖重形迹威仪一路；子思、孟氏一脉重心性、倡性善，即后世所谓思孟之学（详见“思孟学派”条）；颜氏之儒或承颜回好学克己、箪食陋巷之风，趋于内省；漆雕氏之儒尚勇任、重气节，《显学》记其“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近于任侠一路；孙氏之儒即荀卿一系，隆礼义而重师法、传经术；仲良氏、乐正氏之儒则文献无征，仅存其名。八派取舍相反，宗尚互异，而皆自托于孔子，此正韩非所欲揭示者。

八派之中，归属明确者，首推孙氏之儒。“孙”即“荀”，荀卿又称孙卿子，故孙氏之儒即荀卿一系，学界无异辞。子思之儒即孔伋一系，孟氏之儒即孟轲一系，二者合而为“思孟学派”，亦大致可定。子张之儒，其宗为孔子弟子颛孙师（字子张）；漆雕氏之儒，宗孔子弟子漆雕开（字子开），其学尚勇：此二派亦可考。

其余数派则聚讼难定，历代学者各有推求。颜氏之儒，孔门颜姓者多人（颜回、颜路、颜幸之属），未知所指，郭沫若《十批判书》主颜回，然乏确证，只能如实存疑。仲良氏之儒，或以为楚人陈良（《孟子》称其“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或以为别有仲梁子其人（见于《礼记》郑注、《说苑》），二说并存而未决。乐正氏之儒，或指孟子弟子乐正克，或指曾子弟子乐正子春，梁启超、郭沫若诸家考订亦无定论。凡此难考者，本条并陈诸说而不轻断，以存其真——盖八派之名去古已远，其书多亡，欲一一坐实，势所难能。

近人尝试为八派理出系统。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皆有考订：郭沫若大抵以子张之儒近于任侠、漆雕氏之儒近于武勇、颜氏之儒近于清虚自守，而以子思、孟氏、乐正氏同属思孟一系，孙氏自成礼法一系，从思想倾向上重加分合。诸家所考，或据传世称引，或凭学理推断，彼此并不尽合，愈见八派之难以确诂。故本条于可考者标其宗，于难考者存其疑，既不因韩非之言而尽信，亦不因其难考而尽废——八派之名，正是孔门后学分化的一个真实而模糊的剪影。

须辨明者，“儒分为八”出自法家的韩非，其立意本不在为儒家排定谱系。《显学》篇的主旨，是讥儒墨为“愚诬之学”“杂反之行”：韩非说孔墨之后，其学各自分裂，“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既然真伪莫辨、莫衷一是，则不足以为治国之据。他更斥儒者“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无益于耕战。故八派之列，是韩非用以证明儒学已分崩、师说不可尽信的论据，而非一份严整的学派谱牒。取用此说，当剥去其法家的贬抑，只取其“孔门后学确已分派”的史实骨架。

以《荀子·非十二子》参读，可见另一种分派的视角。荀子从儒家内部立言，斥“弟佗其冠、禹行而舜趋”者为“子张氏之贱儒”，斥“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者为“子夏氏之贱儒”，斥“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者为“子游氏之贱儒”。荀子所讥子张、子夏、子游皆孔门高第，其所斥乃三家末流之“贱儒”，而非其宗师本人。两相对读：韩非八派有子张而无子夏、子游，荀子三贱儒有子张、子夏、子游而无余家；韩非站在法家立场笼统斥儒之分，荀子站在儒门正统贬斥旁支之陋。可见战国儒学分派之说，因立场、时地不同而各有取舍，本无定本。

合观之，先秦论儒学之分者约有三种视角：《韩非子·显学》以八派并列，出于法家笼统斥儒之口；《荀子·非十二子》举三贱儒，出于儒门正统贬斥旁支之意；《庄子·天下》则将邹鲁儒者的六艺之业置于百家之首而略其内部分派。三说各有其立场与详略，取舍互异，却共同印证了一件事：孔子既没，儒门确已多歧。后人考八派，正当兼采三说、互相订补，而不可执一以概其余。

八派之名虽存，其学多已亡佚，唯思孟、荀卿两系因有《孟子》《荀子》传世而首尾可寻，余派则仅赖零星称引以想见其仿佛。故欲考八派，传世文献之外，尤赖出土简帛。

郭店楚简中的《鲁穆公问子思》一篇，记子思与鲁缪公论“忠臣”，谓“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直接以子思为主角，为“子思之儒”提供了久佚的第一手文献；《五行》《性自命出》诸篇所见的德行、心性之论，则大体属思孟一脉的思想环境，使“子思之儒”“孟氏之儒”的学旨不再只是空名（详见“思孟学派”条）。至于漆雕氏之尚勇、颜氏之内省，则仍待新材料以证。这批战国中期的儒家竹书，虽未能一一坐实八派的每一支，却让人们在《韩非子》所举的名号之外，第一次触到孔门后学的实际文本；八派之说也因此从孤悬的目录，渐得文献的血肉。

考八派之资，传世者亦不止《韩非》《荀子》两书。《汉书·艺文志》儒家尚著录《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景子》《世子》诸书，多题孔门后学之名，惜今皆亡佚，仅存篇目；《孟子》《礼记》《大戴礼记》以至《说苑》《孔丛子》诸书，则散见八派人物的言行片段，可资钩稽。合此零篇断简、后人称引与新出简帛，八派之学虽不能复其全貌，犹可想见其仿佛。要之，“儒分为八”一语的价值，不在于给出一份精确的名单，而在于保存了一个基本史实：孔子既没，其学不主一门，而随弟子性之所近、时之所需、地之所宜，分途并进——这既是儒学的一次离析，也是它得以广被天下、历久不衰的活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