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昭公二十九年（前513），晋国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这是继郑铸刑书（前536）之后，又一个大国将法律条文铸于金属器物公之于众的事件。

铸鼎始末

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赵鞅（赵简子）和荀寅（中行文子）带兵筑汝滨之城，向晋国百姓征收铁——每户出一鼓铁。用这些铁铸成鼎，将范宣子当年制定的刑书铸刻其上。范宣子（士匄）是晋悼公、平公时期的执政，所制刑书原本只在官府内部使用，如今被公开铸鼎，使国人皆可依据条文主张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材质：郑国用的是青铜（"铸刑书于鼎"），晋国用的是铁。铁鼎比铜鼎成本更低、铸造更方便，也暗示了冶铁技术在春秋晚期的推广。

孔子的批评

孔子闻讯后的评论在《左传》中有详细记录。他的核心论点是：晋国将要失去法度。晋之所以能够为诸侯盟主，靠的是唐叔受封时的旧法和晋文公制定的"被庐之法"，贵贱等级由此而定。如今刑书铸鼎公示，则"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这个逻辑与二十三年前叔向反对郑铸刑书时的立场一脉相承：法律一旦公开，民众就会依条文争讼，不再尊重贵族的裁量权和身份等级。孔子进而预言，晋国的混乱将起于赵、韩、魏三家——后来三家分晋（前403），这段话遂被后人视为准确的历史预言。

成文法的扩展

从郑铸刑书到晋铸刑鼎，间隔仅二十三年。成文法的公布已从郑这样的中等国家扩展到晋这样的霸主大国，说明礼治向法治的转变并非个别尝试，而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制度趋势。孔子和叔向的反对代表了旧贵族秩序的立场，但法律公开的潮流不会因批评而停止。此后不到一个世纪，李悝法经和商君变法将把成文法推进到更系统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