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平乱、成周落成之后，成王已渐长成，周公结束摄政，将王权交还。《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还政后"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以恭谨之态回到臣子的位置。这一幕在后世被反复征引，成为衡量一切辅政者最终品格的标尺。

《无逸》：以殷亡为鉴

《尚书·无逸》一般被系于还政前后，是周公对成王最重要的训诫。全篇以殷代诸王的治乱为经验教材：中宗太戊、高宗武丁"不敢荒宁"，故享国长久；而"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的君主则速亡。周公的核心论点是：王者必须知民间疾苦，不可"惟耽乐之从"。

《无逸》的叙事策略值得注意——它不是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通过列举具体君王的在位年数和治绩来建立论证。"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故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这种以年数计量德行的方式，暗示了一种可检验的政治伦理：好的统治有可观察的结果。此篇后来成为帝王教育的必读文本，唐太宗令魏征书《无逸》于屏风，明代经筵亦常讲此篇。

《立政》：用人之道

《立政》同样系于还政之际，主题是如何选用官员。周公回顾了从古公亶父到文王、武王三代用人的经验，强调"其惟吉士，用劝；其惟不吉士，用威"——善于用人者以贤者劝勉，以不肖者为戒。篇中特别提出三类关键职官："常伯""常任""准人"，分别对应辅弼之臣、常设官吏和司法官员，要求成王对这三类人的任命格外慎重。

《立政》的价值在于它是中国最早的系统用人论。此后从韩非的"二柄"到诸葛亮的"亲贤远佞"，用人问题始终是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议题，而其经典源头即在周公对成王的这篇训诰之中。

还政的政治意义

周公还政在后世获得了远超事件本身的象征意义。它证明了一种可能性：权臣可以在完成使命后主动交出权力。王莽篡汉前自比周公，但最终未能还政，遂从"圣人"沦为"篡贼"；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被视为周公精神的继承者。这些后世评价的共同参照系，正是周公摄政七年而终能"复子明辟"的这段历史。

还政的确切年份无法精确考定，通行编年系于约前1035年。《无逸》《立政》的具体作年也不能确知，传统将其置于还政前后，但这两篇的文本可能经历过周代史官的整理和编纂，不宜视为周公口述的逐字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