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摄政甫始，管叔鲜、蔡叔度即联合武庚及东方的奄、薄姑等国发动叛乱。周公先发《大诰》昭告天下，以殷人自己曾从汤革夏的先例，论证东征的正当性："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天降大祸，不可迟疑。随即统兵东出，揭开了西周初年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

战事经过

东征并非一场单点战役，而是历时约三年的系列征伐。据《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首先击灭武庚、诛管叔、放蔡叔，解除了殷商故都的直接威胁。但东方方国联合抵抗并未就此终止：奄国（都城在今山东曲阜一带）是商代旧都之一，与商王室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是东方反周势力的核心。周公继续向东推进，最终灭奄、灭薄姑，将周的军事控制线推至海岱。

《诗经·豳风·东山》以征人归途的视角描写了东征将士的疲惫与乡思："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这是关于东征最早的文学文本，也从侧面说明战事旷日持久，绝非朝发夕至。

封建鲁卫

东征的军事成果迅速转化为制度建设。周公把殷商遗民中的顽固势力大批西迁至洛邑一带（即所谓"殷顽民"），同时在东方要地实施分封：封伯禽（周公之子）于鲁，封康叔（武王之弟）于卫。鲁国领有原奄国故地，卫国领有殷商旧都一带。

《尚书·康诰》是周公训示康叔治理卫地的诰命，反复强调"明德慎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对故意犯罪者不可姑息，对过失犯罪者应予宽宥——这些原则出自统治殷遗民的实际需要，也是中国最早的明确的刑事政策论述之一。《酒诰》则针对殷人嗜酒之风，严令"群饮"者"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但同时允许祭祀用酒，在禁令与习俗之间划出了务实的界限。

东征的制度遗产

东征将周的统治从关中—殷墟轴线扩展为覆盖整个黄河中下游的封建网络。鲁国因周公之故，获得了特殊的礼乐地位——据《礼记·明堂位》，成王赐鲁以天子礼乐祭祀周公。这一制度安排使曲阜在此后数百年间成为周礼的重要保存地，也为春秋时期孔子在鲁地习礼提供了历史条件。

卫国则承担着安置和管理殷遗民的任务，周公在《康诰》中要求康叔既施恩义又严刑政，这种"怀柔与控制并行"的方针，可视为西周封建体制下族群治理的基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