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分析
此章记 孟子 先生三见齐宣王而不言政事，门人不解，孟子 先生仅以「吾先攻其邪心」五字作答。这段记载极简，却道出了先秦儒家政治实践中一个至为根本的方法论命题：在治术之先，必有正心之功。
所谓「不言事」，并非 孟子 先生无事可言。以齐宣王当时的处境而言——齐国方盛，内有骄奢之风，外有兼并之欲——可言之事不知凡几。然而 孟子 先生判断，在宣王「邪心」未去之前，任何具体的政策建议都是徒劳的。这一判断与 孟子 先生一贯的政治哲学完全一致：「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他始终认为，国家治乱的根源在于君主一人之心术。心正则政正，心邪则万策无用。
「攻」字用得极有力量。孟子 先生不说「劝」「导」「化」，而说「攻」——这是一个军事用语，暗示邪心如同敌寇，必须以攻击性的方式加以清除。这与 孟子 先生著名的「距杨墨」立场一脉相承：对于错误的思想，他从不采取温和的态度，而是主张正面攻击。所谓「攻邪心」，不是委婉的劝谏，而是直指人心的思想交锋。
荀子 先生引述此事，有其深刻的编排意图。在《大略》的主题结构中，[27.49]—[27.56] 讨论了人才与治国的一般原则，而从 [27.57] 开始，进入了具体的人物故事与义利辨析。以 孟子 先生「攻邪心」开篇，实际上为后续诸章设定了一个核心命题：治国的根本在于心术，而非技术。[27.58] 曾元评燕君「志卑」，是「邪心」的另一种表现——不是心术不正，而是志向卑下。[27.59] 以「亡箴」喻「心之于虑」，进一步将「心」的问题从政治引向认知。[27.60] 的义利之辨，则是「邪心」问题在社会层面的全面展开——「上重利」就是最大的「邪心」。可以说，[27.57]—[27.60] 构成了一个由「心」到「政」的论证链。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荀子 先生对 孟子 先生的态度颇为复杂。在 [荀子·非十二子] 中，荀子 先生对 孟子 先生有严厉的批评；但在《大略》中，他却多次引述 孟子 先生的言行作为正面典范。这说明 荀子 先生对 孟子 先生的态度并非一概否定，而是在人性论等理论层面持异议，在政治实践的具体判断上则有所肯定。「攻邪心」这一策略，与 荀子 先生自己在 [27.9]—[27.12] 中反复论述的「礼之本义」——礼以正心为本——是完全相通的。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 先生说的是「先」攻邪心，不是「只」攻邪心。「先」字暗示，在邪心被攻克之后，「言事」自然会随之而来。正心只是第一步，不是全部。这一逻辑序列——先正心，后言事——在 [大学] 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得到了最系统的表述。孟子 先生的做法，正是这一序列的实践版本。
此章虽短，却是理解先秦儒家「内圣外王」学说的一把钥匙：外王（治国平天下）必须建立在内圣（正心诚意）的基础上。没有内在心术的端正，一切外在的政治操作都只是技术性的修补，无法触及治乱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