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丑上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孟子说：「你果然是齐国人，只知道管仲、晏子罢了。有人曾问曾西说：『您与子路哪个更贤能？』曾西不安地说：『子路是我先父所敬畏的人。』那人又说：『那么您与管仲哪个更贤能？』曾西脸色大变，不高兴地说：『你怎么竟拿我来和管仲相比？管仲得到君主的信任，是那样的专一；执掌国政，是那样的长久；功业，又是那样的低微。你怎么竟拿我来和管仲相比？』」孟子说：「管仲，是曾西不屑做的，而你要我去效仿他吗？」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公孙丑说：「管仲使他的君主称霸，晏子使他的君主显名于诸侯。管仲、晏子尚且不值得效法吗？」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孟子说：「以齐国的条件来推行王道，如同翻转手掌一样容易。」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公孙丑说：「这样说来，弟子的疑惑就更深了。文王凭借那样高尚的德行，活了一百岁才去世，仍未能使仁政遍被天下；武王、周公继承他的事业，之后才得以大行于天下。现在您说推行王道像这样容易，那岂不是文王也不值得效法了吗？」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

孟子说：「文王哪里是那么容易比拟的？从商汤到武丁，贤明的君王出现了六七位。天下归附殷商已经很久了，时间长了就难以改变。武丁使诸侯朝觐、号令天下，就像运转掌中之物一样容易。纣与武丁相距的时间并不久，武丁时的旧家遗风、流传的善政，还有存留的。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都是贤人，相互辅佐，所以殷商失天下是历经很长时间才发生的。土地没有一尺不属于纣所有，百姓没有一人不是纣的臣民，然而文王仍从方圆百里之地兴起，正因为如此才艰难。齐国有句谚语说：『虽然有智慧，不如顺应时势；虽然有农具，不如等待农时。』」

「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现在这个时代却容易得多了。夏、商、周极盛时期，土地没有超过方圆千里的，而齐国已有这样的土地了；鸡鸣狗吠的声音彼此相闻，一直延伸到四方边境，而齐国已有这样的百姓了。土地不需要再去开拓，百姓不需要重新聚集，推行仁政而称王天下，没有谁能够阻挡。况且，仁德之君不出现，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久的；百姓受暴政摧残，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深重的。饥饿的人容易喂饱，干渴的人容易解渴。孔子说：『德政的流行，比驿站传令还要快。』在当今这个时代，一个拥有万辆战车的国家推行仁政，百姓的喜悦，就像解除他们的倒悬之苦一样。所以，只需用古人一半的力气，成效必定超过古人一倍，只有在这个时代才会如此。」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公孙丑问道：「如果夫子担任齐国的卿相，能够推行您的主张，即便由此而成就霸业或王业，也不足为奇了。这样的话，您的内心会动摇吗？」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孟子说：「不会。我四十岁时便不动心了。」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

公孙丑说：「这样的话，夫子远远超过孟贲了。」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孟子说：「这并不难，告子比我更早做到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乎？」

公孙丑说：「不动心有什么方法吗？」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孟子说：「有。北宫黝培养勇气的方法，是肌肤受到刺击不退缩，眼睛受到刺激不躲闪，认为哪怕是一丝毫被人挫辱，就像在集市闹市中被人鞭打一样难以接受。不受辱于穿粗布衣服的平民，也不受辱于万乘之君。视刺杀万乘之君，如同刺杀一个穿粗布的普通人。不畏惧任何诸侯。听到坏话必定还击。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他说：『把不能取胜看成和取胜一样。估量了敌人的实力才进攻，权衡了能否胜利才交战，这是害怕三军之众的表现。我怎么能保证必胜呢？只是能做到无所畏惧就是了。』孟施舍像曾子，北宫黝像子夏。这两人的勇，不知哪个更好，然而孟施舍守持的是根本。从前曾子对子襄说：『你喜好勇吗？我曾经从先生那里听说过大勇：自我反省而理亏，即便是穿粗布的平民，我也不会去恐吓他；自我反省而理直，纵然面对千万人，我也向前而去。』孟施舍守住气势，又不如曾子守持根本。」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公孙丑说：「请问夫子您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可以说来听听吗？」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告子说：『言语上讲不通，就不要到心里去求；心里感到不安，就不要到气上去求。』心里感到不安，不要到气上去求，可以；言语上讲不通，不要到心里去求，不可以。意志，是气的统帅；气，是充满形体的东西。意志到哪里，气就紧随其后。所以说：『坚守你的意志，不要伤害你的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

公孙丑说：「既然说『意志到哪里，气就紧随其后』，又说『坚守你的意志，不要伤害你的气』，这是为什么呢？」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孟子说：「意志专一则能牵动气，气专一则也能牵动意志。比如跌倒和奔跑，这是气的作用，反过来却会影响到心志。」

「敢问夫子恶乎长？」

公孙丑说：「请问夫子擅长什么？」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说：「我善于分析言辞，我也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请问什么叫做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闲。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孟子说：「难以说清楚。这种气，极其宏大，极其刚强，用正直来培养它而不加伤害，就会充塞天地之间。这种气，必须与义和道相配合；没有义和道，它就会委靡不振。这种气是由长期积累义而生成的，不是偶然行义就能取得的。行为上有一点不能使自己心安的地方，它就会委靡了。所以我说，告子从来就不懂得义，是因为他把义当作外在的东西。必须经常用力于此而不要停止，内心不要忘记，但也不要强求它成长。不要像那个宋国人：宋国有个担心他的禾苗长不高而去把它拔起来的人，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告诉家里人说：『今天累坏了，我帮助禾苗长高了。』他的儿子急忙跑去看，禾苗已经枯死了。天下不去拔苗助长的人，是很少的。认为养气没有好处而放弃的，是不去耘苗的人；帮助它成长的，是拔苗助长的人。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害了它。」

「何谓知言？」

公孙丑说：「什么叫做善于分析言辞？」

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孟子说：「偏颇的言辞，我知道它蒙蔽了什么；过激的言辞，我知道它陷入了什么误区；邪僻的言辞，我知道它偏离了什么正道；遁避的言辞，我知道它穷尽了什么道理。这些言辞发生于人心，就会危害政事；表现在政事上，就会危害国家大事。圣人若再出现，必定会赞同我的话。」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公孙丑说：「宰我、子贡善于言辞，冉牛、闵子、颜渊善于讲述德行。孔子兼备了这两者，却说：『至于辞令，我就没有那种能力了。』那么，夫子您已经是圣人了吗？」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孟子说：「咳！这是什么话？从前子贡问孔子说：『夫子是圣人了吗？』孔子说：『圣人我是做不到的，我只是学习不知满足、教导人不知疲倦罢了。』子贡说：『学习不知满足，是智；教导不知疲倦，是仁。既仁且智，夫子就已经是圣人了！』圣这个称号，孔子尚且不敢居，这是什么话？」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公孙丑说：「从前我私下听说：子夏、子游、子张各得圣人之一部分特质，冉牛、闵子、颜渊则全面具备只是规模略小。请问您处于哪种位置？」

曰：「姑舍是。」

孟子说：「先把这个搁在一边。」

曰：「伯夷、伊尹何如？」

公孙丑说：「伯夷、伊尹怎么样？」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说：「他们行道的方式不同。不是心目中理想的君主就不事奉，不是心目中合宜的百姓就不使用；天下太平就出来任职，天下动乱就隐退，这是伯夷的做法。无论哪种君主都可以事奉，无论哪种百姓都可以使用；天下太平也出来，天下动乱也出来，这是伊尹的做法。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隐退就隐退，可以久留就久留，可以急去就急去，这是孔子的做法。这三位都是古代的圣人，我尚未能学到其中任何一种；我所希望的，是学习孔子。」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公孙丑说：「伯夷、伊尹与孔子，是同等级别的吗？」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孟子说：「不是。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人。」

曰：「然则有同与？」

公孙丑说：「那么他们有相同之处吗？」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孟子说：「有。如果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而成为其君主，他们都能使诸侯来朝、拥有天下。做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辜之人来换取天下，他们都不会去做。这就是相同之处。」

曰：「敢问其所以异？」

公孙丑说：「请问他们有什么不同之处？」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的智慧足以认识圣人，他们的品格不至于阿谀自己所崇拜之人。宰我说：『以我对夫子的观察，夫子比尧舜贤能何止远矣。』子贡说：『看见一个国家的礼仪就能知道它的政治，听到它的音乐就能知道它的道德。从百世之后来衡量百世之王，没有哪一个能够背离夫子之道。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夫子更伟大的人。』有若说：『何止是百姓呢？麒麟与走兽相比，凤凰与飞鸟相比，泰山与丘垤（小土堆）相比，河海与小水洼相比，都是同类。圣人与百姓相比，也是同类。然而圣人超出于同类之上，高出于众人之中；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盛大的了。』」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说：「凭借武力假借仁义之名的是称霸，称霸必须依赖大国；凭借道德推行仁义的是称王，称王不必依赖大国。商汤凭借七十里，文王凭借百里。凭借武力使人服从的，并非真心信服，只不过力量不够强大罢了；凭借道德使人服从的，是从内心喜悦而真诚服从，就像七十位弟子服从孔子一样。《诗经》说：『从西从东，从南从北，没有谁不心服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褔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褔。』《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孟子说：「推行仁政就会荣耀，不推行仁政就会耻辱。如今厌恶耻辱却居于不仁之中，就如同厌恶潮湿却住在低洼之处一样。如果真的厌恶耻辱，最好的办法是崇尚道德、尊重士人，让贤者居于要职，让能者担任职务。趁国家安定无事的时候，把政令刑法加以整治明确。即便是大国，也一定畏惧你。《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下雨，采来桑树的根皮，把门窗缝隙紧紧缠牢。如今住在下面的百姓，谁还敢来欺侮我？』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真是懂得道理啊！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敢来欺侮他？』如今国家安定无事，趁着这时候沉溺于享乐、懈怠游荡，这是自己招来祸患。祸与福，没有不是自己招来的。《诗经》说：『永远顺应天命，自求多福。』《太甲》说：『上天降下的灾祸，还可以回避；自己造成的灾祸，就无法活命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说：「尊重贤人、任用能人，杰出人才身居要职，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会喜悦，愿意在这个朝廷立足了。市场上有房屋出租而不征税，对囤积货物依法处置而不驱逐，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喜悦，愿意到这个市场存货了。关口只稽查而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人都会喜悦，愿意经由这条道路了。耕田的人只助耕公田而不另收赋税，那么天下的农人都会喜悦，愿意在这片土地上耕种了。居民区不征收夫布、里布之税，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喜悦，愿意成为这里的臣民了。如果真能推行这五件事，邻国的百姓就会仰慕如父母一般。带领子弟去攻打他们的父母，自有人类以来，从未有人能够成功。这样，就能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的人，是奉行天命的使者。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的，从来没有过。」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说：「人都有不忍心看他人受苦的心。先王因为有不忍心看他人受苦的心，所以就有了不忍心让百姓受苦的政治。以不忍心让人受苦之心，推行不忍心让百姓受苦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掌上转动一样容易。之所以说人都有不忍心看他人受苦的心，是因为：现在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快要掉入水井，都会有惊惧、怜悯的心情。这不是为了想和那孩子的父母结交，不是为了要在乡里朋友中博取名声，也不是因为厌恶那种冷漠的声名而如此。由此来看：没有怜悯之心的，不是人；没有羞耻之心的，不是人；没有谦让之心的，不是人；没有是非之心的，不是人。怜悯之心，是仁的萌芽；羞耻之心，是义的萌芽；谦让之心，是礼的萌芽；是非之心，是智的萌芽。人有这四种萌芽，就如同他有四肢一样。有这四种萌芽而自己说不能扩充的，是自我戕害的人；说自己的君主不能的，是戕害君主的人。凡是有这四种萌芽在我身上的，都应当知道要去扩充和充实它，就像火刚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刚开始涌出。如果能够充实它，就足以安定四海；如果不能充实它，连服侍父母都做不到。」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孟子说：「制造箭矢的人难道比制作铠甲的人更不仁吗？制造箭矢的人唯恐箭矢不能伤人，制作铠甲的人唯恐铠甲会让人受伤。巫医和棺材匠也是这样，所以选择职业不可不慎。孔子说：『居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才是美好的。选择却不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怎么能算是明智呢？』仁，是上天赐予的尊贵爵位，是人安居其中的宅院。没有什么阻碍却不去行仁，是不明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只能被人役使。被人役使却以为耻，就像弓匠以制弓为耻、矢匠以制箭为耻一样。如果以此为耻，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推行仁。仁者如同射手，射手先端正自己才发箭。发出去没有射中，不埋怨胜过自己的人，只是反过来从自身找原因罢了。」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孟子说：「子路，别人告诉他有过失他就高兴。禹听到好话就拜谢。大舜比他们更伟大，他善于与人共同为善。舍弃自己的想法，跟从他人的意见，乐于向他人学习，以成全善事。从耕田、种庄稼、制陶、捕鱼，一直到成为天子，没有哪一件好事不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从别人那里学习从而成就善事，这就是与别人一同为善。所以君子最重要的，莫过于与别人共同为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孟子说：「伯夷，不是他心目中的君主就不去事奉，不是他心目中的朋友就不去交往。不站在恶人的朝廷，不与恶人说话。站在恶人的朝廷，与恶人说话，他认为就像穿着上朝的衣冠坐在泥炭之中一样。推广这种厌恶恶人的心，他想到与乡人并肩而立，对方的帽子歪了，就会嫌恶地离开，仿佛将要被玷污一般。因此，诸侯中即便有人措辞婉转来迎请他的，他也不接受。不接受，也是因为觉得不屑于就此而来。柳下惠，不以事奉污浊之君为耻，不以担任小官为卑。出来任职不隐瞒自己的贤能，必定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被遗弃而不怨恨，困穷而不忧苦。所以他说：『你是你，我是我，就算你在我身旁袒胸露体，你又怎么能玷污我呢？』所以他悠然自得地与任何人相处而不失去自己，被人拉住留下便留下。被拉住便留下的，也是因为觉得不屑于就此而去。」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说：「伯夷过于狭隘，柳下惠过于不庄重。狭隘和不庄重，君子都不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