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论训

古者民泽处复穴，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则不胜暑蛰蚊虻。圣人乃作，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掩形御寒。

上古时人们在水泽中居住，在洞穴里藏身，冬天抵不住霜雪雾露，夏天受不了暑热蚊虻。圣人于是兴起，为他们筑土搭木，建造宫室，上有栋梁，下有屋宇，遮蔽风雨，避御寒暑，百姓才得以安居。伯余最初制作衣裳，将麻搓成线缕，用手经纬指挑，织成的布还像渔网一样疏散。后世为此发明机杼，用经纬复叠的方法，以方便使用，人们才得以遮蔽身体、御寒保暖。

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钩而樵，抱甀而汲，民劳而利薄。后世为之耒耜櫌锄，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

上古时代人们用削尖的耜耕地，用磨光的蚌壳除草，用木钩取柴，抱着陶罐汲水，百姓劳苦而收益微薄。后世为此制造了耒耜、锄头，用装有斧柄的斧头砍柴，用桔槔汲水，百姓因此得以轻松，收益也大大增多。

古者大川名谷，冲绝道路，不通往来也；乃为窬木方版，以为舟航。故地势有无，得相委输。乃为靻蹻而超千里，肩荷负儋之勤也，而作为之楺轮建舆，驾马服牛，民以致远而不劳。为鸷禽猛兽之害伤人，而无以禁御也；而作为之铸金锻铁以为兵刃，猛兽不能为害。

上古时大川名谷阻断道路，无法通行往来，于是凿木板方版制成舟船。由此各地有无之物得以互相转运输送。又因为穿着草鞋跋涉千里，肩挑背扛太过劳苦，于是制造了车轮与车舆，驾驭马匹、役使牛只，百姓得以到达远方而不劳累。又因猛禽凶兽伤害人类，无法禁御，于是铸造金属、锻打铁料制成兵刃，猛兽便不能再为害了。

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困其患，则造其备。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则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礼不称主人，舜不告而娶，非礼也。立子以长，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礼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夏后氏殡于阼阶之上，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周人殡于西阶之上，此礼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用椁，周人墙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氏祭于暗，殷人祭于阳，周人祭于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尧《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汤《大濩》，周《武象》，此乐之不同者也。故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后世。此皆因时变而制礼乐者。譬犹师旷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无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于礼乐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于中，而以知榘彠之所周者也。鲁昭公有慈母而爱之，死，为之练冠，故有慈母之服。阳侯杀蓼侯而窃其夫人，故大飨废夫人之礼。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

所以百姓遇到困难，就会寻求便利之法；遭遇忧患，就会创造应对之备。人们各凭自己的知识，去除有害的，趋就有利的。旧法不可一成不变地遵循，器械不可因循旧制，所以先王的法度也有所改易。古代的制度，婚礼中不称呼主人之名，舜不告父母而娶妻，这不合于礼。立子以长为序，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这不合于制。礼规定三十岁娶妻，文王十五岁就生了武王，这不合于法。夏后氏将灵柩停于东阶之上，殷人停于两柱之间，周人停于西阶之上，这是丧礼的不同。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用砖周砌，殷人用椁，周人砌墙置翣，这是葬法的不同。夏后氏在暗中祭祀，殷人在明中祭祀，周人在日出时朝祭，这是祭礼的不同。尧有《大章》，舜有《九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周有《武象》，这是音乐的不同。所以五帝各行其道，德泽却覆盖天下；三王各行其事，名声却留传后世。这都是因时变化而制定礼乐的做法。就像师旷调整瑟柱，推移上下之间没有固定的寸尺之度，却无不合于乐音，所以通晓礼乐精义者能创作音乐，心中有根本主旨，知道规矩所及的范围。鲁昭公有慈母而爱她，慈母死后为她服练冠，所以有了慈母之服。阳侯杀了蓼侯并私占其夫人，所以大飨之礼废除了夫人之礼。先王之制，不合适就废除；后世之事，好的就保留。所以礼乐从来就没有固定不变的常制。

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夫夏、商之衰也，不变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袭而王。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

所以圣人制定礼乐，而不受礼乐所束缚。治理国家有常规，但以利民为根本；政教有纲领，但以令行为要务。只要对百姓有利，不必效法古人；只要切合事情，不必拘守旧法。夏、商的衰亡，是因为不变法而灭亡；三代的兴起，是因为不相沿袭而称王。所以圣人的法度随时代变化，礼义与风俗一同演化。衣服器械，各取其便；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所以改变古制未必可以非议，因循旧俗也未必值得称道。百川各有不同源头，却都归于大海；百家各有不同所业，却都致力于治道。王道缺失而《诗》作，周室废弛、礼义败坏而《春秋》作。《诗》与《春秋》，是学术中的精华，却都是衰世的产物，儒者依循它们以教化世人，哪里比得上三代兴盛时的风貌！把《诗》和《春秋》当成古代之道而推崇，却还有尚未作《诗》、《春秋》的时代。道缺失后的记录，不如道完整时的状态。诵读先王的《诗》、《书》，不如亲闻其言；亲闻其言，不如得知其所以言；得知其所以言的人，这已无法用言语表达了。

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文王，洞洞属属，而将不能，恐失之，可谓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负扆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四海，可谓能武矣。成王既壮，周公属籍致政，北面委质而臣事之，请而后为，复而后行，无擅恣之志，无伐矜之色，可谓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变者，所以应时矣。何况乎君数易世，国数易君，人以其位达其好憎，以其威势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礼，一定之法，应时偶变，其所不能中权亦明矣。

所以可以言说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了。周公侍奉文王时，行事不擅自专断，凡事不凭己意而为，身体像是担不起衣裳，言语像是出不了口，对文王奉侍恭谨，小心翼翼，唯恐有失，可以说是能够尽子道了。武王崩，成王年幼，周公继承文王的事业，践履天子的职责，听理天下政务，平定夷狄之乱，诛灭管叔、蔡叔之罪，背倚屏风朝见诸侯，赏罚裁决，无所顾虑，威动天地，声震四海，可以说是能够行武功了。成王长大之后，周公归还政权，面朝北方称臣而事奉成王，请示而后行动，复命而后举措，无擅权恣意之心，无炫耀矜夸之色，可以说是能够尽臣道了。所以一个人之身而有三种变化，是为了顺应时势。何况君主世代更替，国家屡易君王，人们凭借地位满足好恶，借助威势供应嗜欲，却想以一套固定的礼、一套既定的法来应对时势变化，其不能恰合权宜也就显而易见了。

故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事犹琴瑟，每弦改调。故法制礼义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故仁以为经，义以为纪，此万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时省其用，虽日变可也。天下岂有常法哉！当于世事，行于人理，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则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庞，商朴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风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朴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犹无镝衔策錣而御馯马也。昔者，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当今之世，忍訽而轻辱，贪得而寡羞，欲以神农之道治之，则其乱必矣。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时人，辞官而隐处，为乡邑之下，岂可同哉！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矛无击，修戟无刺；晚世之兵，隆冲以攻，渠幨以守，连弩以射，销车以斗。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夫神农、伏羲不施赏罚而民不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废法而治民；舜执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释甲兵而制强暴。由此观之，法度者，所以论民俗而节缓急也；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也。

所以圣人所依循的叫做道，所做的事叫做事。道就像金石，一旦定准就不更改；事就像琴瑟，每根弦都要重新调音。所以法制礼义，是治理人的工具，而不是治理本身。仁以为经，义以为纪，这是万世不变的。至于考察人才，随时检验其用途，即便每天都有变化也可以。天下哪里有永久不变的法！合乎世事、行于人情、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就可以正道而治了。古时人性淳朴、工匠忠厚、商贾质直、妇女庄重，因此政教容易感化，风俗容易改移。如今世道德行日益衰败，民俗日益浇薄，想用淳朴敦厚之法来治理已经败坏的百姓，就像没有镝、衔、策、錣却要驾驭烈马一样。从前，神农无需制令而百姓自从，唐尧、虞舜有制令而不施刑罚，夏后氏不背弃诺言，殷人用誓约，周人用盟约。到了如今这个时代，人们忍受羞辱而轻视耻辱，贪图所得而少知廉耻，想用神农之道来治理他们，必然大乱。伯成子高辞去诸侯之位去耕田，天下人推崇他。但今日之人辞官归隐、屈居乡里之下，岂可同日而语！古代的兵器，不过弓剑而已，矛杆不用来击打，长戟不用来刺杀；后世的兵器，高大的冲车用来进攻，大型战车用来守御，连弩用来射击，楯车用来格斗。古代伐国，不杀幼儿，不俘获老人，这在古代是义举，在今日则成笑柄。古代以为荣耀的，今日以为耻辱；古代以为治道的，今日以为乱源。神农、伏羲不施赏罚而百姓不为恶，然而建立政制者不能废法而治民；舜持干戚而使有苗臣服，然而征伐者不能放下甲兵而制服强暴。由此可见，法度是用来论定民俗、调节缓急的；器械是因时变化、制宜适用的。

夫圣人作法，而万物制焉；贤者立礼，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与远举；拘礼之人，不可使应变。耳不知清浊之分者，不可令调音；心不知治乱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独闻之耳，独见之明，然后能擅道而行矣。夫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三代之礼不同，何古之从！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今世之法籍与时变，礼义与俗易，为学者循先袭业，据籍守旧教，以为非此不治，是犹持方枘而周员凿也。欲得宜适致固焉，则难矣！

圣人立法，而万事由此制约；贤人建礼，而不肖者受此拘束。受制于法的人，不能与之共谋高远之举；拘囿于礼的人，不能使其应对变化。耳朵分不清清浊的人，不可令其调音；心中不知治乱之源的人，不可令其制法。必须有独特的耳闻之力、独到的目见之明，然后才能掌握道术而行事。殷变夏法，周变殷制，春秋变周礼，三代的礼仪各不相同，要效法哪个古代呢！大人创制而弟子依循。知道法治由何而来，就能随时而变；不知法治的根源，即便效法古制，终究会走向混乱。当今世道，法律随时代变化，礼义随风俗改易，为学者却沿袭先辈旧业，据守故籍旧教，认为舍此不能治世，这就好比拿着方榫头去套圆凿孔。想要恰当合适、坚固牢靠，那就难了！

今儒、墨者称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时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称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尽日极虑而无益于治，劳形竭智而无补于主也。今夫图工而好画鬼魅，而憎图狗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马可日见也。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道而先称古，虽愚有馀。故不用之法，圣王弗行；不验之言，圣王弗听。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故圣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积阴则沉，积阳则飞，阴阳相接，乃能成和。夫绳之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故圣人以身体之。夫修而不横，短而不穷，直而不刚，久而不忘者，其唯绳乎？故恩推则懦，懦则不威；严推则猛，猛则不和；爱推则纵，纵则不令；刑推则虐，虐则无亲。昔者，齐简公释其国家之柄，而专任其大臣，将相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公道不行，故使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使吕氏绝祀而陈氏有国者，此柔懦所生也。郑子阳刚毅而好罚，其于罚也，执而无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诛，则因猘狗之惊，以杀子阳，此刚猛之所致也。

如今儒家、墨家称颂三代和文武之道却不奉行，这是说着自己并不践行的话；批评当今之世却不改变，这是做着自己所批评的事。称颂所以为是，行的却是所以为非，因此终日费尽心思而无益于治道，劳形竭智而无补于君主。就像画工喜欢画鬼怪魅魍，而厌恶画狗马，为什么呢？鬼怪不常见于世，而狗马每天都能看见。保存危国、治理乱世，非有智谋不能；说道而先称颂古人，则愚人也绰绰有余。所以无用的法度，圣王不奉行；未经检验的言论，圣王不听从。天地之气，最重要的是和，和者，阴阳调适，昼夜均分，而后能生育万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与成，必得和气之精华。所以圣人之道，宽而能立，严而温和，柔而刚直，猛而仁厚。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处刚柔之间，才得道之根本。积阴则沉潜，积阳则飞扬，阴阳相接，才能成和。绳子作为尺度，可以卷曲也可以伸展，拉直之后可以直立瞭望，所以圣人以自身来体现它。能修长而不横行，能短小而不穷尽，能笔直而不刚硬，能持久而不遗忘的，大概只有绳子了！所以恩德推极则软弱，软弱则失去威严；严厉推极则凶猛，凶猛则失去和气；仁爱推极则放纵，放纵则令不行；刑罚推极则残虐，残虐则无人亲附。从前，齐简公放弃了国家权柄，专任大臣，将相摄取威势，私门结党，公道不行，所以让陈成子田常、鸱夷子皮得以成就篡乱之事，使吕氏断绝祭祀而陈氏得有其国，这是柔懦所造成的。郑国子阳刚毅好施刑罚，执法严酷而无赦免。有个随从折断了弓，害怕获罪被诛，趁着狂狗惊吓之机杀了子阳，这是刚猛所导致的。

今不知道者，见柔懦者侵，则矜为刚毅；见刚毅者亡，则矜为柔懦。此本无主于中，而见闻舛驰于外者也，故终身而无所定趋。譬犹不知音者之歌也，浊之则郁而无转，清之则燋而不讴，及至韩娥、秦青、薛谈之讴，侯同、曼声之歌，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何则？中有所本主，以定清浊，不受于外，而自为仪表也。今夫盲者行于道，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遇君子则易道，遇小人则陷沟壑。何则？目无以接物也。故魏两用楼翟、吴起，而亡西河，泯王专用淖齿，而死于东庙，无术以御之也；文王两用吕望、召公奭而王，楚庄王专任孙叔敖而霸，有术以御之也。

如今不懂道的人，见软弱者被侵凌，就标榜刚毅；见刚毅者灭亡，就标榜柔懦。这是内心没有根本主旨，被外在见闻驱使奔走的人，所以终身没有确定的方向。就像不懂音律的人唱歌，调低了则郁闷沉滞无法婉转，调高了则焦急紧绷无法歌唱。至于韩娥、秦青、薛谈的歌唱，侯同、曼声的演唱，情志奋发，积于内心，充盈而后发出声音，则无不合乎音律、感动人心。为什么呢？内心有根本主旨，以此定清浊高低，不受外界左右，而自有其规范。如今盲者行路，别人告诉他向左就向左，告诉他向右就向右，遇到君子便改走正道，遇到小人便陷入沟壑。为什么呢？因为眼睛无法接触外物。所以魏国同时任用楼翟、吴起，却失去西河；齐湣王专用淖齿，死于东庙，这是无驾驭之术；文王同时任用吕望、召公奭而称王，楚庄王专任孙叔敖而称霸，这是有驾驭之术。

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趋舍人异，各有晓心。故是非有处，得其处则无非；失其处则无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异，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鼗，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锺，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鼗。」当此之时，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以劳天下之民。此而不能达善效忠者，则才不足也。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稿，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当此之时，忠谏者谓之不祥，而道仁义者谓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继绝，举天下之大义，身自奋袂执锐，以为百姓请命于皇天。当此之时，天下雄俊豪英，暴露于野泽，前蒙矢石，而后堕溪壑，出百死而绐一生，以争天下之权，奋武厉诚，以决一旦之命。当此之时，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以为不肖。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锺，击鸣鼓，奏《咸池》，扬干戚。当此之时，有立武者见疑，一世之间，而文武代为雌雄，有时而用也。

弦歌鼓舞以为娱乐，盘旋揖让以修礼节，厚葬久丧以送死者，这是孔子所建立的，墨子却反对它。兼爱尚贤，重鬼非命，这是墨子所建立的，杨子却反对它。保全天性、守护真实，不以外物拖累形体，这是杨子所建立的，孟子却反对它。各人取舍不同，各有其理解之心。所以是非有其所处的环境，得其处则无非，失其处则无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等地的百姓，是非各异，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各有其相处之道。此处之是，并非彼处之是；此处之非，并非彼处之非。就像斤斧椎凿各有其用处一样。禹的时代，以五音来听政断事，悬挂钟、鼓、磬、铎，置设鞀鼓，以待四方之士，号令曰：「以道教导我者击鼓，以义晓喻我者击钟，以事告知我者振铎，以忧患告诉我者击磬，有诉讼者摇鞀。」当时，禹一顿饭起身十次，一次洗头三次握发，以勤于天下之民。若此而仍有不能传善效忠者，则是才能不足。秦的时代，大建台榭，广辟苑囿，远修驰道，铸造金人，征发戍卒，收取刍稿，按人头收税，以箕盛赋，输送少府。丁壮男子，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上的死人如沟壑一般。那时，忠言谏诤者被称为不吉祥，讲仁义之道者被视为狂人。等到高皇帝救民于水火、继绝于危亡，举天下之大义，亲自奋袂执锐，为百姓向苍天请命。那时，天下雄俊豪英，露宿野泽，前方迎受矢石，后方跌落溪壑，出百死而侥幸一生，以争天下之权，奋武励诚，以决一旦之命。在那个时代，宽袍博带讲儒、墨之道的人，被认为是无能的。等到暴乱平息，海内大定，继承文治之业，建立武功，践履天子图籍，制作刘氏之冠，总括邹鲁儒墨之学，通晓先圣遗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辂，建九斿，撞大钟，击鸣鼓，奏《咸池》，扬干戚。那时，有崇尚武功者反而被疑忌。一个时代之间，文武交替为雌雄，各有其时而用。

今世之为武者，则非文也；为文者，则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时世之用也。此见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极之广大也。故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国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尧无百户之郭，舜无置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人之众，汤无七里之分，以王诸侯。文王处岐周之间也，地方不过百里，而立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纣之盛也，人迹所至，舟车所通，莫不为郡县，然而身死人手，而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圣人见化以观其徵，德有盛衰，风先萌焉。故得王道者，虽小必大；有亡形者，虽成必败。夫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将败也，太史令向艺先归文王，期年而纣乃亡。故圣人见存亡之迹，成败之际也，非待鸣条之野，甲子之日也。

当今以武者，非议文治；为文者，非议武功。文武互相指责，而不知时代各有其所用。这是只看见一隅之指，而不知八极之广大。所以向东看便看不见西墙，向南看便看不到北方；只有无所偏向的人，才无处不通达。国家得以存续的根本，是道德；国家所以灭亡的原因，是道理壅塞。尧没有百户的城郭，舜没有立锥之地，却拥有天下；禹没有十人的队伍，汤没有七里的封地，却称王于诸侯。文王处岐周之间，地不过百里，却立为天子，是因为有王道。夏桀、殷纣鼎盛之时，人迹所至、舟车所通之处，无不臣属，然而身死人手，为天下所笑，是因为有亡国之形。所以圣人观察变化以察其征兆，德有盛衰，风气先已萌现。所以得王道者，虽小必大；有亡国之形者，虽成必败。夏将灭亡，太史令终古先逃奔至商，三年后桀才灭亡。殷将败亡，太史令向艺先归顺文王，一年后纣才灭亡。所以圣人察见存亡之迹、成败之际，并不需要等到鸣条之野、甲子之日。

今谓强者胜，则度地计众；富者利，则量粟称金。若此，则千乘之君无不霸王者，而万乘之国无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妇，皆能论之。赵襄子以晋阳之城霸，智伯以三晋之地擒，泯王以大齐亡，田单以即墨有功。故国之亡也，虽大不足恃；道之行也，虽小不可轻。由此观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诗》云：「乃眷西顾，此惟与宅。」言去殷而迁于周也。故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是释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于焦门，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杀汤于夏台；纣居于宣室，而不反其过，而悔不诛文王于羑里。二君处强大势位，修仁义之道，汤、武救罪之不给，何谋之敢当！若上乱三光之明，下失万民之心，虽微汤、武，孰弗能夺也！今不审其在己者，而反备之于人，天下非一汤、武也，杀一人，则必有继之者也。且汤、武之所以处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纣之所以处强大而见夺者，以其无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夺，是趋亡之道也。

如今说强者必胜，就去度量土地、计算人口；说富者必利，就去量粮食、称金银。若是这样，则千乘之君无不称霸称王，而万乘之国无不破亡了。存亡的迹象，若是这样简单，愚夫愚妇都能论断了。赵襄子凭晋阳之城成就霸业，智伯凭三晋之地反被擒获；齐湣王坐拥大齐而灭亡，田单凭即墨之地建立功业。所以国家虽大，未必可以依恃；道若得行，虽小不可轻视。由此可见，生存在于得道，而不在于大；灭亡在于失道，而不在于小。《诗》说：「回顾西方，此处宜居。」说的是离开殷而迁于周。所以乱国之君，致力于开疆拓土而不务仁义，致力于提高权位而不修道德，这是放弃了所以存续之本，而造成了所以灭亡之因。所以桀囚于焦门，不能自我反省所行之过，却悔恨未在夏台杀掉汤；纣处宣室，不反思过失，却悔恨未在羑里诛杀文王。两位君主处于强大的势位，若能修仁义之道，汤、武救济罪人尚且来不及，哪敢谋算他们！若上扰乱日月星辰的光明，下失去万民之心，即便没有汤、武，谁又不能夺取天下呢！如今不审察自身的过失，反而防备别人，天下不止一个汤、武，杀了一个必有另一个继起。汤、武以小弱而能称王，是因为有道；桀、纣以强大而被夺取，是因为无道。如今不践行人之所以称王之道，反而增益自己所以被夺之因，这是走向灭亡的道路。

武王克殷，欲筑宫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险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则天下纳其贡职者回也；使我有暴乱之行，则天下之伐我难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夺也。周公可谓能持满矣。昔者，《周书》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权也。」此存亡之术也，唯圣人为能知权。言而必信，期而必当，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尾生与妇人期而死之。直而证父，信而溺死，虽有直信，孰能贵之？夫三军矫命，过之大者也。秦穆公兴兵袭郑，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将西贩牛，道遇秦师于周、郑之间，乃矫郑伯之命，犒以十二牛，宾秦师而却之，以存郑国。故事有所至，信反为过，诞反为功。何谓失礼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战于阴陵，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相与篡之。恭王惧而失礼，黄衰微举足蹴其体，恭王乃觉。怒其失礼，奋体而起，四大夫载而行。昔苍吾绕娶妻而美，以让兄，此所谓忠爱而不可行者也。是故圣人论事之局曲直，与之屈伸偃仰，无常仪表，时屈时伸。卑弱柔如蒲苇，非摄夺也；刚强猛毅，志厉青云，非本矜也，以乘时应变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礼也；至其迫于患也，则举足蹴其体，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礼不足以难之也。孝子之事亲，和颜卑体，奉带运履，至其溺也，则捽其发而拯；非敢骄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则捽父，祝则名君，势不得不然也。此权之所设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学矣，而未可以适道也；可与适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与权。」权者，圣人之所独见也。故忤而后合者，谓之知权；合而后舛者，谓之不知权；不知权者，善反丑矣。故礼者，实之华而伪之文也，方于卒迫穷遽之中也，则无所用矣。是故圣人以文交于世，而以实从事于宜，不结于一迹之途，凝滞而不化。是故败事少而成事多，号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

武王克殷之后，想在五行之山建造宫室，周公说：「不可。五行之山，是险峻固塞之地。若我德行能覆天下，则天下纳贡职者绕路而来；若我有暴乱之行，则天下伐我则难。」这就是为何周朝传三十六世而不被夺取。周公可称能够把握满盈。古时《周书》有言：「上位者所言，是下位者所行；下位者所言，是上位者所用。上位者所言，是常规；下位者所言，是权变。」这是存亡的要术，只有圣人才能知权。言必信，期必当，这是天下最高尚的行为。直躬者，其父偷羊而儿子告发，尾生与妇人相约而溺死守信。以直告发父亲，以信而溺死，虽有刚直与诚信，谁能推崇这样的做法？三军矫传命令，是大过失中的大过失。秦穆公发兵袭击郑国，途经周地向东，郑国商人弦高正要西去贩牛，途中于周郑之间遇上秦军，于是假借郑伯之命，以十二头牛犒劳秦军，以宾礼款待秦师并使之退军，从而保全了郑国。所以事情到了某种地步，诚信反而成了过失，欺骗反而成了功绩。什么叫失礼而建大功？昔日楚恭王在阴陵作战，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相互援救恭王。恭王惧而失礼，黄衰微举足踢了恭王的身体，恭王才惊醒过来，怒其失礼，奋身而起，四位大夫扶载而行。昔日苍吾绕娶妻甚美，让给了兄长，这是所谓忠爱之心但难以付诸实践的做法。所以圣人论事时审量曲直，与之屈伸俯仰，无固定的规矩标准，时而屈，时而伸。卑弱柔顺如蒲苇，并非被胁迫；刚强猛毅，志气高入青云，并非本性傲慢，而是乘时应变。君臣相处，屈膝卑拜，是互相尊礼；若到了危急之时，则举足踢其身体，天下人也无可指责。所以忠之所在，礼不足以难之。孝子侍奉亲人，和颜卑体，代系腰带、端捧鞋履，若亲人溺水，则抓住头发将其拯救，并非骄傲侮慢，而是救其性命。所以亲人溺水时拉父发，祭祀时直呼君主名，都是形势所迫不得不然的事，这就是权变之所设。所以孔子说：「可以一同求学，却未必可以一同走向道；可以一同求道，却未必可以共同确立；可以共同确立，却未必可以共同权变。」权变，是圣人独到的见识。所以逆情而后相合者，叫做知权；顺情而后相背者，叫做不知权；不知权者，善行反而成了丑行。所以礼是真实之花、虚伪之文，在仓促紧迫之中，便无处适用了。因此圣人以文饰交处于世，而以务实从事于宜，不拘泥于一条道路，不凝滞不变化。因此败事少而成事多，号令行于天下而无人能非议。

猩猩知往而不知来，乾鹄知来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车裂而死。苏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靻蹻嬴盖，经营万乘之主，服诺诸侯，然不自免于车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然而身死国亡，子孙无类。大夫种辅翼越王勾践，而为之报怨雪耻，擒夫差之身，开地数千里，然而身伏属镂而死。此皆达治乱之机，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苌宏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苏秦知权谋而不知祸福，徐偃王知仁义而不知时，大夫种知忠而不知谋。圣人则不然，论世而为之事，权事而为之谋，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内之寻常而不塞。使天下荒乱，礼义绝，纲纪废，强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无差，贵贱无序，甲胄生虮虱，燕雀处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属臾之貌，恭俭之礼，则必灭抑而不能兴矣。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亲，而乃始立气矜，奋勇力，则必不免于有司之法矣。是故圣人者，能阴能阳，能弱能强，随时而动静，因资而立功，物动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变，化则为之象，运则为之应，是以终身而无所困。

猩猩知道过去而不知未来，乾鹄知道未来而不知过去，这是见识长短的区别。从前苌弘，是周室掌管数术之人，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命运，车裂而死。苏秦，平民徒步之人，穿草鞋、背破盖，游说万乘之君，使诸侯服从，然而自己却免不了车裂之祸。徐偃王施仁慈，身行仁义，陆上朝贡者达三十二国，然而身死国亡，子孙无存。大夫种辅佐越王勾践，为其报仇雪耻，擒杀夫差，开拓土地数千里，然而自己却伏剑属镂而死。这些人都通晓了治乱的机枢，而不知保全性命的方法。所以苌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苏秦知权谋而不知祸福，徐偃王知仁义而不知时势，大夫种知忠诚而不知谋略。圣人则不然，论定时势而后处事，权衡事情而后谋划，因此伸展开来足以包容天下而不空虚，收藏起来仅在寻常之间而不壅塞。若天下荒乱、礼义断绝、纲纪废弛、强弱相互侵凌、力争相互攘夺、君臣无别、贵贱无序、甲胄生虮虱、燕雀居帷幄、战乱不止，这时若仍服「属臾」之貌、行恭俭之礼，必然被压制而无法兴起。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穆和睦、上下相亲，这时若标榜气节，奋扬勇力，必然不免触犯法令。所以圣人能阴能阳，能弱能强，随时而动静，因势而立功，物动则知其反应，事萌则察其变化，有变化则为之塑形，有运行则为之响应，因此终身无所困厄。

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为而难成者，以难成而易败者。所谓可行而不可言者，趋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伪诈也；易为而难成者，事也；难成而易败者，名也。此四策者，圣人之所独见而留意也。誳寸而伸尺，圣人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杀弟之累，齐桓有争国之名；然而周公以义补缺，桓公以功灭丑，而皆为贤。今以人之小过，掩其大美，则天下无圣王贤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可灼也；喉中有病，无害于息，不可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胜数，犹之为易也；水激兴波，高下相临，差以寻常，犹之为平。昔者，曹子为鲁将兵，三战不胜，亡地千里。使曹子计不顾后，足不旋踵，刎颈于陈中，则终身为破军擒将矣。然而曹子不羞其败，耻死而无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战所亡，一朝而反之，勇闻于天下，功立于鲁国。管仲辅公子纠而不能遂，不可谓智；遁逃奔走，不使其难，不可谓勇；束缚桎梏，不讳其耻，不可谓贞。当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于累绁之中，立齐国之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躯，不顾后图，岂有此霸功哉！今人君之论其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则失贤之数也。

事情有可以做却不可以说的，有可以说却不可以做的，有容易做却难以成就的，有难以成就却容易败坏的。所谓可做而不可说者，是取舍；可说而不可做者，是虚伪欺诈；容易做而难以成就者，是事业；难以成就而容易败坏者，是名声。这四种策略，是圣人独到的见识所在。委屈一寸而伸展一尺，圣人为之；小有不正而终归笔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杀弟之嫌，齐桓有争国之名；然而周公以义弥补缺失，桓公以功抵消污点，都成为贤人。若以人的小过失掩盖其大美德，则天下就没有圣王贤相了。所以眼中有微疾，不妨碍视力，就不要去灼治；喉中有轻病，不妨碍呼吸，就不要去开凿。黄河岸边的丘冢，数不胜数，看起来仍是平地；水激荡起波浪，高低交替，差距寻常之间，看起来仍算平整。昔日曹子为鲁国领兵，三战皆败，丧地千里。若曹子不计后果，脚不转踵，在军阵中自刎，则终身只是败军被擒之将。然而曹子不以败为耻，以死而无功为耻。在柯地会盟，持三尺之刃，逼近桓公胸前，三战所失之地，一朝收复，勇名传于天下，功立于鲁国。管仲辅佐公子纠而未能成功，不能说有智；逃跑奔走，未使其主难，不能说有勇；被缚桎梏而不讳其耻，不能说有节。以这三种行为而论，布衣不与之为友，君主不与之为臣。然而管仲免于囚缚之中，建立齐国之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若管仲舍身就义，不顾后图，岂有这霸业！如今君主论断臣子，不计大功，只看行事大略，却求其小善，这是失去贤才的做法。

故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而有大誉，无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鳝鲔，而蜂房不容鹄卵；小形不足以包大体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诚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若其大略非也，虽有闾里之行，未足大举。夫颜喙聚，梁父之大盗也；而为齐忠臣。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而为文侯师。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甯其危，解其患。景阳淫酒，被发而御于妇人；威服诸修。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灭者，其略得也。季襄、陈仲子，立节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遂饿而死。不能存亡接绝者何？小节伸而大略屈。故小谨者无成功，訾行者不容于众，体大者节疏，庶距者举远。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过亨，利贞。」言人莫不有过，而不欲其大也。夫尧、舜、汤、武，世主之隆也；齐桓、晋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尧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谤，汤武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乱之谋。是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责。求于一人则任以人力，自修则以道德。责人以人力，易偿也；自修以道德，难为也。难为则行高矣，自偿则求澹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考，明月之珠不能无类。然而天下宝之者，何也？其小恶不足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贤乎天下，则难矣。夫百里奚之饭牛，伊尹之负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众人见其位之卑贱，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为不肖。及其为天子三公，而立为诸侯贤相，乃始信于异众也。夫发于鼎俎之间，出于屠酤之肆，解于累绁之中，兴于牛颔之下，洗之以汤沐，祓之以爟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内不惭于国家，外不愧于诸侯，符势有以内合。

所以人有厚德，不要追问其小节；有大誉，不要苛责其小过。牛蹄积水的坑洼，不能孕育鳝鱼鲔鱼；蜂窝不能容纳鹄卵——小形不足以包大体。人之常情，无不有所短处。若其大略是对的，即有小过也不足为累；若其大略是错的，即有乡里之美行，也不足大举称道。颜喙聚，是梁父的大盗，却成为齐国忠臣。段干木，是晋国大马夫，却成为魏文侯之师。孟卯娶了嫂嫂，有五个儿子；然而相魏，使魏国转危为安，解除忧患。景阳耽溺于酒，蓬头散发骑于妇人之间，却威服众臣。这四人都有短处，然而功名不灭，是因为大略得当。季襄、陈仲子，立节抗行，不入污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最终饿死。不能保存危亡、延续绝绝，是为什么呢？小节伸展而大略委屈。所以过于谨小者无成大功，苛责别人行为者不能见容于众，体量大者节目疏，凡事较量者举步远。从古至今，五帝三王，没有能够行为全美的人。所以《易》说：「小过，亨，利贞。」意思是人无不有过，只是不要使过失太大。尧、舜、汤、武，是历代君主中最杰出的；齐桓、晋文，是五霸中的豪英。然而尧有不慈之名，舜有轻视父亲之谤，汤武有放逐弑君之事，五伯有暴乱之谋。所以君子不以苛求全备之心责人，方正而不以此割人，廉直而不以此切人，博通而不以此訾人，文武而不以此责人。要求别人以人力，容易回报；自我修养以道德，难以做到。难以做到则行为高尚，自偿则欲求淡泊。夏后氏的璜玉不能无瑕疵，明月之珠不能无杂质，然而天下皆珍宝之，为何？小瑕不足以妨碍大美。今若志在人之短处，而忘记人之所修，却想在天下寻得贤才，则难了。百里奚饲牛、伊尹负鼎、太公鼓刀、甯戚商歌，其美德都蕴含其中。众人看见他们地位卑贱、事情污辱，不知其大略，以为是庸碌之人。等到他们做了天子的三公，立为诸侯贤相，才开始相信其与众不同。他们从鼎俎之间被发现，从屠酤肆铺中脱出，从囚缚之中解脱，从牛腹之下兴起，以汤沐洗净，以爟火除秽，立于朝堂之上，倚于三公之位，对内不愧于国家，对外不愧于诸侯，名实相符而内外相合。

故未有功而知其贤者，尧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贤者，市人之知舜也。为是释度数而求之于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则？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类者，世主之所乱惑也；嫌疑肖象者，众人之所眩耀。故狠者类知而非知，愚者类仁而非仁，戆者类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与石，美之与恶，则论人易矣。夫乱人者，芎藭之与槁本也，蛇床之与麋芜也，此皆相似者。故剑工惑剑之似莫邪者，唯欧冶能名其种；玉工眩玉之似碧卢者，唯猗顿不失其情；暗主乱于奸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圣人能见微以知明。故蛇举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见其牙，而大小可论也。薛烛庸子，见若狐甲于剑，而利纯识矣；臾儿、易牙，淄、渑之水合者，尝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圣人之论贤也，见其一行而贤不肖分矣。孔子辞廪丘，终不盗刀钩；许由让天子，终不利封侯。故未尝灼而不敢握火者，见其有所烧也；未尝伤而不敢握刃者，见其有所害也。由此观之，见者可以论未发也，而观小节可以知大体矣。故论人之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施，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贫则观其所不取。视其更难，以知其勇；动以喜乐，以观其守；委以财货，以论其仁；振以恐惧，以知其节；则人情备矣。

所以未见功绩而知其贤能，是尧之知舜；功成事立之后才知其贤能，是市井之人所知的舜。若因此废弃法度标准而在朝市草野之中随意寻求，失去人才必然很多。为何？只能效仿其寻求的方式，而不知取人的根本所在。物之相似者，是君主容易迷惑之处；形貌相近者，是众人容易眩惑之处。所以狠戾者像似智慧而非智慧，愚笨者像似仁慈而非仁慈，鲁莽者像似勇敢而非勇敢。若人与人的差别，如玉与石、美与丑那般显著，则论人便容易了。使人混乱的，是芎藭与槁本相似，是蛇床与麋芜相似，这些都是难辨的相似之物。所以剑工被形似莫邪剑之物迷惑，只有欧冶子才能辨识其种类；玉工被形似碧卢玉之物迷惑，只有猗顿才能不失其真；昏庸的君主被奸臣小人疑惑君子所迷乱，只有圣人才能见微知明。所以蛇举起首来一尺，长短便可知晓；象露出牙，大小便可论断。薛烛、庸子，见剑上有若狐之甲，便能辨识其锋利与否；臾儿、易牙，将淄水与渑水合在一起，尝一口便知甘苦。所以圣人论断贤能，见其一种行为便能分辨贤与不肖。孔子辞廩丘之封，终不盗刀钩之利；许由让天子之位，终不贪慕封侯之名。所以未曾被灼伤而不敢握火，是因为见到了它的燃烧之力；未曾被伤害而不敢握刃，是因为见到了它的伤人之力。由此可见，所见之事可以论断未发之势，观察小节可以知晓大体。论人之道：尊贵者，观其所举用；富裕者，观其所施予；穷困者，观其所不接受；卑贱者，观其所不为；贫穷者，观其所不取。考验其应对难事，以知其勇气；以喜乐动之，以观其守节；委以财货，以论其仁心；以恐惧震动之，以知其气节——如此则人情一览无余。

古之善赏者，费少而劝众；善罚者，刑省而奸禁；善予者，用约而为德；善取者，入多而无怨。赵襄子围于晋阳，罢围而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左右曰：「晋阳之难，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围，寡人社稷危，国家殆，群臣无不有骄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礼。」故赏一人，而天下为忠之臣者莫不愿忠于其君。此赏少而劝善者众也。齐威王设大鼎于庭中，而数无盐令曰：「子之誉日闻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芜，仓廪虚，囹圄实。子以奸事我者也。」乃烹之。齐以此三十二岁道路不拾遗。此刑省奸禁者也。秦穆公出游而车败，右服失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阳，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者，伤人。吾恐其伤汝等。」遍饮而去之。处一年，与晋惠公为韩之战，晋师围穆公之车，梁由靡扣穆公之骖，获之。食马肉者三百馀人，皆出死为穆公战于车下，遂克晋，虏惠公以归。此用约而为德者也。齐桓公将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轻罪者赎以金分，讼而不胜者出一束箭。百姓皆说，乃矫箭为矢，铸金而为刃，以伐不义而征无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无怨者也。故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而禁奸。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以近喻远，以小知大也。故圣人守约而治广者，此之谓也。

古代善于行赏的人，费少而激励众多；善于施罚的人，刑省而奸恶禁绝；善于给予的人，用约而树立恩德；善于收取的人，收入多而无人怨恨。赵襄子解围晋阳，解围后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左右说：「晋阳之难，高赫没有大功，如今列为赏首，为何？」襄子说：「晋阳被围之时，我社稷危殆，国家濒亡，群臣无不有骄慢轻侮之心，只有高赫不失君臣之礼。」所以赏一人，而天下为忠之臣无不愿忠于其君。这是赏少而劝善众多的做法。齐威王在庭中设大鼎，数落无盐令说：「你的美誉日日传入我耳，然察你的政事，田野荒芜，仓廩空虚，监狱满实。你是以奸邪事奉我的。」随即将其烹杀。齐国因此三十二年道不拾遗。这是刑省而奸禁的做法。秦穆公出游，车坏，右服之马失走，被野人所得。穆公追至岐山之南，野人正在宰而食之。穆公说：「吃了骏马之肉而不以酒送下，对人有害，我怕伤了你们。」遍饮而离去。过了一年，与晋惠公韩地之战，晋军包围穆公之车，梁由靡扣押穆公的骖马，穆公将被俘。曾吃马肉的三百余人，都为穆公奋死战于车下，最终克晋，俘惠公而归。这是用约而树德的做法。齐桓公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献出犀甲一支戟，轻罪者以金赎，诉讼败诉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悦，于是矫正箭矢，铸金为刃，以伐不义、征无道，遂称霸天下。这是收入多而无怨的做法。所以圣人顺应百姓所喜而劝善，顺应百姓所恶而禁奸。赏一人则天下皆誉之，罚一人则天下皆畏之。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邪风塞止；子产诛邓析而郑国奸恶禁绝。以近喻远，以小知大，圣人守约而治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天下莫易于为善，而莫难于为不善也。所谓为善者，静而无为也；所谓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适情辞馀，无所诱惑，循性保真，无变于己，故曰为善易。越城郭，逾险塞，奸符节，盗管金，篡弑矫诬，非人之性也，故曰为不善难。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于刑戮之患者，由嗜欲无厌，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县官法曰：「发墓者诛，窃盗者刑。」此执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网其奸邪，勒率随其踪迹。无愚夫蠢妇，皆知为奸之无脱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胜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后，司寇之徒继踵于门，而死市之人血流于路。何则？惑于财利之得，而蔽于死亡之患也。夫今陈卒设兵，两军相当，将施令曰：「斩首拜爵，而屈挠者要斩。」然而队阶之卒皆不能前遂斩首之功，而后被要斩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祸福之接，不可不审也。

天下没有比为善更容易的事，也没有比为不善更难的事。所谓为善，是静守无为；所谓为不善，是躁动多欲。顺适本情、辞去多余，无所诱惑，循性保真，对自己无所改变，所以说为善容易。越城郭，逾险塞，私造符节，盗窃钱财，篡逆弑杀，矫诬作假，这些都非人性所有，所以说为不善难。如今人们之所以犯囹圄之罪、陷入刑戮之患，是由于嗜欲无厌、不循法度的缘故。怎么知道呢？天下的官府法律说：「发掘坟墓者诛，窃盗者刑。」这是执政者所掌管的。法令是网罗奸邪之网，官吏按其踪迹追缉。没有愚夫愚妇不知道为奸无法脱身、犯禁必定难免的。然而品行不端者抵不住欲望，冒着死亡之罪，蒙受刑戮之耻。但立秋之后，司寇之徒接踵而至，刑场上死人的血流于路。为什么呢？迷惑于财利之得，而蔽蔽于死亡之患。如今列卒设兵，两军相对，将帅下令说：「斩敌首者拜爵，退缩者腰斩。」然而阵上的士卒都不能前进立下斩首之功，反而后来被腰斩之罪——这是逃避可能的死而走向必然的死。所以利害之相反、祸福之相接，不可不仔细审察。

事或欲之，适足以失之；或避之，适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风者，波至而自投于水。非不贪生而畏死也，惑于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犹此也。齐人有盗金者，当市繁之时，至掇而走。勒问其故，曰：「而盗金于市中，何也？」对曰：「吾不见人，徒见金耳。」志所欲，则忘其为矣。是故圣人审动静之变，而适受与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节。夫动静得，则患弗过也；受与适，则罪弗累也；好憎理，则忧弗近也；喜怒节，则怨弗犯也。故达道之人，不苟得，不让福，其有弗弃，非其有弗索，常满而不溢，恒虚而易足。今夫溜水足以溢壶榼，而江河不能实漏卮。故人心犹是也。自当以道术度量，食充虚，衣御寒，则足以养七尺之形矣。若无道术度量而以自俭约，则万乘之势不足以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为乐矣。

事情有时越想得到越会失去，有时越想回避越会遇上。楚国有人乘船遇上大风，波浪袭来，自行投入水中。并非不贪生畏死，而是被对死亡的恐惧所迷惑，反而忘了保全生命。人们的嗜欲，也是如此。齐国有人盗金，在市集最热闹的时候，上前抓取就跑。被拿问原因，说：「你在市集中盗金，怎么想的？」他回答说：「我没有看见人，只看见金子。」心志所欲，则忘了自己的行为。所以圣人审察动静之变化，适度把握接受与给予的分寸，理顺好恶之情，调和喜怒之节。动静得当，则祸患不至；接受给予适度，则罪责不累；好恶有理，则忧患不临；喜怒有节，则怨恨不犯。所以通达于道的人，不苟且求取，不推辞福分，自己所有的不抛弃，非自己所有的不索求，常满而不溢，常虚而容易满足。滴水足以溢满壶榼，但江河却不能填满漏卮。人心也是如此。自当以道术度量，食以充饥，衣以御寒，足以养七尺之身。若无道术度量而凭自我约束，则万乘之势不足以为尊贵，天下之富不足以为快乐。

叔孙敖三去令尹而无忧色，受罪禄不能累也；荆佽非两蛟夹绕其船而志不动，怪物不能惊也。圣人心平志易，精神内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俯入城门，以为七尺之闺也；超江、淮，以为寻常之沟也；酒浊其神也。怯者夜见立表，以为鬼也；见寝石，以为虎也；惧掩其气也。又况无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阴阳相薄，羽者为雏，毛者为驹犊，柔者为皮肉，坚者为齿角，人弗怪也。水生蠬蜄，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为磷，人弗怪也。山出枭阳，水生罔象，木生毕方，井生坟羊，人怪之，闻见鲜而识物浅也。天下之怪物，圣人之所独见；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独明达也；同异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见不可布于海内，闻不可明于百姓，是故鬼神禨祥，而为之立禁；总形推类，而为之变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飨大高者，而彘为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戏以刃者，太祖軵其肘；枕户橉而卧者，鬼神跖其首。」此皆不著于法令，而圣人之所不口传也。夫飨大高而彘为上牲者，非彘能贤于野兽麋鹿也，而神明独飨之，何也？以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绨绵曼帛，温暖于身也。世以为裘者，难得贵贾之物也，而不可传于后世，无益于死者，而足以养生，故因其资以讋之。相戏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相戏，必为过失,过失相伤，其患必大，无涉血之仇争忿斗，而以小事自内于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户橉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则不待户牖之行，若循虚而出入，则亦无能履也。夫户牖者，风气之所从往来，而风气者，阴阳相捔者也。离者必病，故托鬼神以伸诫之也。凡此之属，皆不可胜著于书策竹帛，而藏于官府者也。故以禨祥明之。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所由来者远矣。而愚者以为禨祥，而狠者以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

叔孙敖三次离去令尹之位而无忧色，受职禄不能拖累其心；荆人佽非两蛟夹绕其船而心志不动，怪物不能惊扰其神。圣人心平志易，精神内守，外物无法迷惑他。醉酒者俯身入城门，以为是七尺的小门；跨过江淮，以为是寻常的沟渠——是酒浊乱了其神明。怯懦者夜里见到立着的标柱，以为是鬼；见到卧石，以为是虎——是恐惧压制了其气息。更何况没有什么天地之怪物呢？雌雄相接，阴阳相薄，有羽者生雏，有毛者生驹犊，柔软的成为皮肉，坚硬的成为齿角，人们不觉奇怪。水中生蛤蜊，山中生金玉，人们不觉奇怪。老槐树生火，久存的血化为磷光，人们不觉奇怪。山中出枭阳，水中生罔象，木中出毕方，井中生坟羊，人们觉得奇怪，是因为见识少、识物浅薄。天下的怪物，是圣人才能独自看清的；利害的正反，是智者才能独自明达的；相似疑似之事，是世俗容易迷惑的。圣人所见不可广布于海内，所闻不可明示于百姓，所以借助鬼神禨祥来立禁，归纳形貌推论类别来变换形象。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世俗有言：「祭祀大高之神用猪为上牲；葬死人时，皮裘不可随葬；以刃相互嬉戏，太祖会撞其手肘；枕着门槛睡觉，鬼神会踩其头。」这些都不载于法令，是圣人所不口传的。祭大高以猪为上牲，并非猪比野兽麋鹿更贤，神明独享它，为何？因为猪是家人常养而易得之物，所以就其便而尊之。不可用裘随葬，并非裘绸棉绢更保暖于身，世上以裘为难得贵重之物，不可传于后世，对死者无益而足以养生，所以就其价值来告诫人们。以刃相戏太祖撞肘，是因为以刃相戏必有过失，过失相伤祸患必大，没有血仇争斗，却以小事令自己触犯刑戮，这是愚人不知忌讳的，所以借太祖来警醒其心。枕门槛而卧鬼神踩其头，若鬼神能神秘化形，则不需从门牖而行；若鬼神能循虚出入，则也无法踩踏。门牖是风气往来出入之处，风气是阴阳相互激荡之物，离之必病，所以托以鬼神来申诫。凡此之类，皆不能尽著于书策竹帛而藏于官府，所以以禨祥来明示。因为愚者不知其害，才借助鬼神之威来宣扬教化，由来已久。愚者以为是真实的禨祥，狠者以为不然，只有有道之人才能通晓其用意。

今世之祭井灶、门户、箕帚、臼杵者，非以其神为能飨之也，恃赖其德，烦苦之无已也。是故以时见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赤地三年而不绝流，泽及百里而润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马免人于难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车为荐。牛马有功，犹不可忘，又况人乎！此圣人所以重仁袭恩。故炎帝于火，而死为灶；禹劳天下，而死为社；后稷作稼穑，而死为稷；羿除天下之害，死而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

如今世人祭祀井灶、门户、箕帚、臼杵，并非认为这些神灵真能受飨，而是依赖其功德，它们的烦劳操苦从未停止，所以按时表达对它们的感念，以不忘其功。云触石而出，细小相合，不过一个早上便能降雨天下，只有泰山才有这种力量。赤地三年而不断流，泽润百里而滋润草木，只有江、河才有这种力量。因此天子按等级祭祀它们。马曾救人于危难，死后要为其安葬；牛死后，以大车为敛具安葬。牛马有功，尚且不可忘记，何况是人！这是圣人所以重视仁义、承袭恩德。所以炎帝掌管火，死后成为灶神；禹劳苦天下，死后成为社神；后稷创作稼穑，死后成为稷神；羿除天下之害，死后成为宗布神。这就是鬼神之所以建立的原因。

北楚有任侠者，其子孙数谏而止之，不听也。县有贼，大搜其庐，事果发觉。夜惊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为之战，得免而遂反。语其子曰：「汝数止吾为侠。今有难，果赖而免身，而谏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于难，而不知所以无难。论事如此，岂不惑哉！

北楚有一位好行侠义者，他的子孙多次劝谏他止住侠行，他不听。县里发生贼乱，官府大肆搜查他的住所，事情果然暴露。他夜里惊逃，官差追来，追上了他。他过去施恩的人们都为他奋战，他得以脱身回家。他告诉儿子说：「你们多次劝我不要行侠。如今有难，果然依赖那些人得以免身，你们劝我，是没用的。」他知道得以免于危难的原因，却不知如何使自己没有危难。持论如此，岂不是迷糊吗！

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于以复嫁易。」其子听父之计，窃而藏之。若公知其盗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计。知为出藏财，而不知藏财所以出也。为论如此，岂不勃哉！

宋国有人嫁女，告诉她说：「嫁过去未必能长久。若被休出，不可不私自积藏财物。私藏丰富，日后再嫁就容易。」她的女儿听从父亲的计策，偷偷私藏财物。若公婆知道她盗窃，驱逐了她，她父亲不以为自己有过，反而认为计策成功。他知道被休出要藏财，却不知藏财正是被休出的原因。持论如此，岂不荒谬！

今夫僦载者，救一车之任，极一牛之力，为轴之折也，有如辕轴其上以为造，不知轴辕之趣轴折也。

如今运货的人，为了减轻一辆车的载重，把牛驱赶到极限，为了防止车轴折断，竟在辕轴之上再加压重物以为补救，却不知这正是辕轴压折车轴的原因所在。

楚王之佩玦而逐菟，为走而破其玦也，因佩两玦以为之豫。两玦相触，破乃逾疾。乱国之治，有似于此。

楚王佩带玦玉追逐兔子，怕奔跑时碰碎了玦，便佩带两块玦以为备用。两块玦相互碰触，反而碎得更快。乱国之治，与此类似。

夫鸱目大而眎不若鼠，蚈足众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众不若少者，及至夫强之弱，弱之强，危之安，存之亡也，非圣人，孰能观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论也，唯道之在者为贵。何以明之？天子处于郊亭，则九卿趋，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齐。当此之时，明堂太庙，悬冠解剑，缓带而寝。非郊亭大而庙堂狭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贵也，非特天子之为尊也，所在而众仰之。夫蛰虫鹊巢，皆向天一者，至和在焉尔。帝者诚能包禀道，合至和，则禽兽草木莫不被其泽矣，而况兆民乎！

鸱鸮的眼睛大而视力不如鼠；蜈蚣的脚多而奔走不如蛇。物固然有大不如小、多不如少的情形。至于强变为弱，弱变为强，危变为安，存变为亡，除了圣人，谁能洞察！大小尊卑，不足以作为评判的依据，只有道之所在才是贵的。怎么来证明呢？天子在郊亭休憩，则九卿快步走来，大夫奔走而至，坐着的俯身，倚着的站直。在此时，明堂太庙挂着帽冠、搁着剑带，解带而寝。并非郊亭大而庙堂狭小，而是至尊居于郊亭。天道之贵，并非只因天子尊贵，而是道所在之处众人仰望之。蛰虫冬眠、鹊巢筑向，都朝向北极星「天一」，是因为至和之气在那里。帝王若能真正包容道、合于至和，则禽兽草木无不蒙受其泽，何况亿兆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