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霸

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洁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擽然扶持心国，且若是其固也。所与为之者，之人则举义士也；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乡之者，则举义志也。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仲尼无置锥之地，诚义乎志意，加义乎身行，箸之言语，济之日，不隐乎天下，名垂乎后世。今亦以天下之显诸侯，诚义乎志意，加义乎法则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使袭然终始犹一也。如是，则夫名声之部发于天地之间也，岂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以义济矣。是所谓义立而王也。

所以用国者，义立则称王，信立则称霸，权谋立则灭亡。这三者是明主所谨慎选择的，也是仁人所务必阐明的。以洁净之国呼应礼义，而无以损害它，做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辜之人以换取天下，仁者也不肯为。以此固守心国，且是如此坚固。所与共同为之的人，所选之人则都是义士；用以在国家刑法中布陈的，所选之法则都是义法；君主所极为推崇率领群臣首先归向的，所持之志则都是义志。如此则下方仰望上方以义相待，这是最为安定的；最为安定则国家安定，国家安定则天下安定。仲尼没有立锥之地，诚然以义于志意，以义加于身行，著之于言语，到那一天，不能在天下隐没，名声垂于后世。今日也以天下著名的诸侯，诚然以义于志意，以义加于法则度量，著之于政事，再以贵贱杀生申重之，使（义）如同叠合般始终如一。如此，则那名声的发扬传播于天地之间，岂不如日月雷霆般响亮！所以说：以国齐义，一日就能彰白，商汤、武王就是如此。汤以亳，武王以鄗，都是百里之地，天下统为一体，诸侯成为臣属，通达各处，无不从而服从，没有其他原因，在于以义成功。这就是所谓义立而称王。

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

德虽然还未至，义虽然还未成，然而天下之理已略有成就，刑赏诺言在天下有信用，臣下晓然都知其可以依赖。政令已经颁布，即使看见有利（而政令有损），也不欺骗其百姓；盟约已经订定，即使看见有利（而盟约有损），也不欺骗其盟友。如此，则兵力精劲、城防坚固，敌国畏惧他；国家统一极为明白，盟友信赖他；即使是僻远陋小之国，威势也足以震动天下，五霸就是如此。不是以政教为本，不是致于最高境界，不是极尽文理，不是使人心服，而是趋向方略，审察劳逸，谨慎蓄积，修整战备，齺然上下相互信任，而天下没有人敢抵挡。所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阖闾、越勾践，都是僻陋之国，威势震动天下，强盛险胜中原诸国，没有其他原因，在于（有）略有信誉。这就是所谓信立而称霸。

洁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闵、薛公是也。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它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

以洁净之国呼应功利，不务必张扬其义、齐整其信，唯利是求，对内不惮于欺诈其百姓，以求小利；对外不惮于欺诈其盟友，以求大利，对内不修正自己所拥有的，然而常欲夺取他人所有的。如此，则臣下百姓无不以诈骗之心对待其上。上欺骗下，下欺骗上，则是上下分裂。如此，则敌国轻视他，盟国怀疑他，权谋日益通行，而国家不免危险削弱，到极点则灭亡，齐闵王、孟尝君（薛公）就是如此。所以用强盛的齐国，不是修礼义，不是以政教为本，不是统一天下，而是绵绵不断以结交引诱、驰骋于外为务。所以（强时）向南足以击破楚国，向西足以使秦国屈服，向北足以击败燕国，居中足以举并宋国。等到燕国、赵国兴起而攻打它，如同振落干枯的草木一般，而（齐闵王）身死国亡，成为天下最大的羞辱，后世言及罪恶，必然以此为例。这没有其他原因，只在于不遵由礼义，而遵由权谋。

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

（义立、信立、权谋立）这三者，是明主所谨慎选择的，也是仁人所务必阐明的。善于选择的制约别人，不善于选择的被别人制约。

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错险则危；不可不善为择道然后道之，涂薉则塞；危塞则亡。彼国错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

国家，是天下的重器，是重大的责任，不可不善加选择安置之所而后安置，安置于险地则危险；不可不善加选择道路而后踏上，路途阻塞则受困；危险受困则灭亡。国家的安置，并非指封土疆界，而是行何法之道、与谁同行。所以行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共同为之，则也能称王；行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共同为之，则也能称霸；行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共同为之，则也会灭亡。这三者，是明主所谨慎选择的，也是仁人所务必阐明的。

故国者、重任也，不以积持之则不立。故国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惮，惮、非变也，改王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厌焉有千岁之国，何也？曰：援夫千岁之信法以持之也，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人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之者制人，不善择之者人制之。

所以国家是重任，不以积累来持守则不能建立。所以国家，是世代得以更新的，这（更新）令人畏惧，但畏惧并非变乱，而是改换君王改变行为。所以即使是某一朝的某一日，某一日的某一人，然而（国家）安然有千岁之久，为什么？答：是以千岁的信法来持守，与千岁的信士共同为之。人没有百岁的寿命，而有千岁的信士，为什么？答：以千岁的法度自持者，就是千岁的信士。所以与积礼义的君子共同为之则称王，与端诚信实全德之士共同为之则称霸，与权谋倾覆之人共同为之则灭亡。这三者，是明主所谨慎选择的，也是仁人所务必阐明的。善于选择的制约别人，不善于选择的被别人制约。

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者，如是者强；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安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夫是之谓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亲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谓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之谓也。

那持守国家的人，必然不能独自（完成），那么强固荣辱就在于取相了。自身有能、宰相也有能，如此的称王；自身无能，知道恐惧而寻求有能者，如此的称强；自身无能，不知道恐惧而寻求有能者，只安于用便嬖亲近自己的人，如此的危险削弱；到极点则灭亡。国家，大用则大，小用则小；极大则称王，极小则灭亡，大小兼用者保存。大用者，先义而后利，对亲疏不回避，对贵贱不回避，唯诚然有能之人是求，这就叫做大用。小用者，先利而后义，对是非不关注，不整治曲直，只用便嬖亲近自己的人，这就叫做小用。大用者如彼，小用者如此，大小兼用者，也是一半如彼、一半如此。所以说：「纯一则称王，驳杂则称霸，无一（义信）则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诗》云：「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此之谓也。

国家没有礼则不能端正。礼用以端正国家，比如：如同衡器之于轻重，如同绳墨之于曲直，如同规矩之于方圆，一旦放置，人们就无从违背。《诗》说：「如霜雪之纷纷皎皎，如日月之光明，（能）为之则存，不（能）为之则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乱则国危，治则国安。今君人者，急逐乐而缓治国，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由好声色，而恬无耳目也，岂不哀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养五綦者有具。无其具，则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万乘之国，可谓广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强固之道焉，若是则恬愉无患难矣，然后养五綦之具具也。故百乐者，生于治国者也；忧患者，生于乱国者也。急逐乐而缓治国者，非知乐者也。故明君者，必将先治其国，然后百乐得其中。暗君者，必将急逐乐而缓治国，故忧患不可胜校也，必至于身死国亡然后止也，岂不哀哉！将以为乐，乃得忧焉；将以为安，乃得危焉；将以为福，乃得死亡焉，岂不哀哉！于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国有道，人主有职。若夫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为也，不足以是伤游玩安燕之乐。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而务，是夫人主之职也。若是则一天下，名配尧禹。之主者，守至约而详，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夫是之谓至约，乐莫大焉。

国家危险则没有快乐的君主，国家安定则没有忧虑的百姓。混乱则国家危险，治理则国家安定。如今治民的君主，急于追求快乐而怠慢治理国家，岂不是太过分了！比如这是因为喜好声色，却漠然地没有耳目，岂不可悲！人之情，眼睛要追求最美的色，耳朵要追求最美的声，口要追求最美的味，鼻子要追求最美的气味，心要追求最大的安逸。这五种最高追求，是人情所必不可免的。养护这五种最高追求需有条件。没有那些条件，则这五种最高追求就不可得而致。万乘之国，可以说是广大富厚了，再加上有治辨强固之道，如此则安适愉快无忧患了，然后养护五种最高追求的条件才齐备。所以百种快乐，产生于治理国家；忧患，产生于混乱国家。急于追求快乐而怠慢治理国家，并非知晓快乐的人。所以明君必将先治理其国家，然后百种快乐才能各得其中。昏暗之君必将急于追求快乐而怠慢治理国家，所以忧患不可胜数，必至于身死国亡才停止，岂不可悲！以为是在寻求快乐，却得到忧虑；以为是在寻求安定，却得到危险；以为是在寻求福气，却得到死亡，岂不可悲！哎！治民的君主，也可以体察这样的言论了。所以治理国家有道，人主有职分。至于整日详察政事，逐日一一列举，这是百官小吏去做的事，不值得以此妨碍游玩安燕之乐。至于论定一个宰相来统帅百事，使臣下百官无不遵守道路方向而务力，这才是人主的职分。如此则统一天下，名与尧、禹相配。（贤明的）君主，守至简而（政事）详备，处至逸而有功效，垂衣裳而不下席，而海内之人无不愿以其为帝王。这就叫做至简，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馀而治不足者，使人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秏顇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埶业。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

人主是以任用他人的才能为自己的才能；普通百姓是以自己的才能为才能。人主能让别人去做，普通百姓则无处转移。守着百亩之地，事业有限，无处转移。今日以一人兼听天下大事，尚且日有余而治理不足，因为是让别人去做的。（如果）拥有天下、（哪怕）只有一国，必须自己去做才可以，则劳苦疲顿没有比这更甚的了。如此，则即使是奴仆也不肯与天子互换职业。以此来统领天下、统一四海，为何必须自己去做？自己做，是役夫的做法，是墨子的主张。论德用能而分配官职，是圣王之道，是儒者所谨慎遵守的。传言说：农夫分田而耕，商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勤奋，士大夫分职而听理，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揽方向而议事，天子则只是各司其职罢了。出令入令，天下无不均平，无不治理清明，这是百王所共同遵守的，也是礼法的大分。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虚；其难者在于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彼其人苟壹，则其土地奚去我而适它？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贤士矣；其官职事业，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顺服好利之人矣。贤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尽，无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埶矣。致忠信，箸仁义，足以竭人矣。两者合而天下取，诸侯后同者先危。《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一人之谓也。

百里之地，可以夺取天下。这不是虚话；其难处在于人主是否知晓这个道理。夺取天下，并非指背负其土地跟随自己，而是道足以使人心归一罢了。那些人若归一了，则其土地又怎么会离开我而投向别人？所以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纳天下的贤士；其官职事业，足以容纳天下的能士；遵循其旧法，选择其善者而明白运用，足以顺服喜好利益的人。贤士归一，能士授官，喜好利益者服从，三者具备而天下尽在掌握，没有其外的了。所以百里之地，足以竭尽权势了。致于忠信，著明仁义，足以竭尽人心了。两者结合而夺取天下，诸侯中后来归同的先遭危险。《诗》说：「从西从东，从南从北，没有人不服从。」说的是（归于）一人。

羿、蜂门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驭者也。聪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埶从之，人不服而埶去之，故王者已于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蜂门矣；欲得善驭，及速致远，则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调壹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致大，甚易处而极可乐也。故明君以为宝，而愚者以为难。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谢甚高，园囿甚广，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陈，政令以挟，官人失要则死，公侯失礼则幽，四方之国，有侈离之德则必灭，名声若日月，功绩如天地，天下之人应之如景向，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睾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人苟不狂惑戆陋者，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欲是之主，并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绝；千岁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则外贤而偏举，人臣则争职而妒贤，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惟诚能之求？若是，则人臣轻职业让贤，而安随其后。如是，则舜禹还至，王业还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乐，如是其美焉者乎！呜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荣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为可哀，甚于衢涂。呜呼！哀哉！君人者，千岁而不觉也。

羿、蜂门，是善于驾驭（使人善用）射术的人；王良、造父，是善于驾驭（使人善用）御术的人；聪明君子，是善于使人心服的人。人心服则权势跟从，人不服则权势离去，所以王者在于使人心服罢了。所以人主想要得到善于射箭、射远中微者，莫如羿、蜂门；想要得到善于驾御、迅速抵达远方者，莫如王良、造父；想要调和统一天下、制御秦楚，莫如聪明君子了。运用智慧极为简便，所做之事不费劳力，而功名极为显大，极易处置而极可快乐。所以明君以之为宝，而愚者以之为难。身贵为天子，财富天下，名为圣王，兼制别人，没有人能制约他，这是人情所共同欲望的，而王者兼有这些。以华美之色为衣，以珍美之味为食，以重厚财物制御，合并天下而为君，饮食极为丰厚，声乐极为盛大，台榭极为高耸，园囿极为广阔，臣使诸侯，统一天下，这又是人情所共同欲望的，而天子的礼制就是如此。制度陈设，政令挟制，官人失误要点则处死，公侯失礼则幽禁，四方之国，有奢靡背离（礼义）之德则必然灭亡，名声如日月，功绩如天地，天下之人响应如影如响，这又是人情所共同欲望的，而王者兼有这些。所以人之情：口好美味，而气味没有比这更美的；耳好音声，而声乐没有比这更盛大的；眼好美色，而文章极繁，妇女没有比这更众多的；形体好安逸，而安重闲静没有比这更愉快的；心好利益，而谷禄没有比这更丰厚的。集合天下所共同愿望并兼有之，统领天下而制御之如同制御子孙，人若不是狂惑愚陋者，谁能看到这一切而不快乐呢！想要这样的君主，与肩并立而存在（的人）；能建立这样（功业）的士，不世代断绝；千岁而不能相合，为什么？答：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人主则疏远贤者而偏颇选举，人臣则争职妒贤，这是不能相合的原因。人主为何不广开大度，对亲疏不偏顾，对贵贱不偏私，唯诚然有能之人是求？如此，则人臣轻职让贤，而安然随其后。如此，则舜、禹会再次降临，王业会重新兴起；功成统一天下，名与舜、禹相配，事物中还有如此美好可乐的吗！唉！治民的君主，也可以体察这样的言论了。杨朱在路口哭泣，说：「这正是多走一步，便觉得偏离了千里的（地方）啊！」悲哀地哭泣。这里（指君道的选择）也是荣辱、安危、存亡的路口，其可哀，甚于路口。唉！可悲啊！治民的君主，千岁而不觉悟啊！

无国而不有治法，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无国而不有愿民，无国而不有悍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两者并行而国在，上偏而国安，在下偏而国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如是则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故汤以亳，文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四者齐也。桀纣即序于有天下之埶，索为匹夫而不可得也，是无它故焉，四者并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归者一也。

没有哪个国家没有治法，也没有哪个国家没有乱法；没有哪个国家没有贤士，也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庸才；没有哪个国家没有顺民，也没有哪个国家没有悍民；没有哪个国家没有美俗，也没有哪个国家没有恶俗。两者并行而国家存在，上者偏用（治法等善者）则国家安定，在下者偏用（乱法等恶者）则国家危险；上者归于一（义）则称王，下者归于一（权谋）则灭亡。所以其法治，其辅佐贤明，其百姓顺从，其风俗美善，而四者齐备，这就叫做上者归于一。如此则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苦而天下服从。所以商汤以亳，文王以鄗，都是百里之地，天下统为一体，诸侯成为臣属，通达各处，无不从而服从，没有其他原因，在于四者齐备。桀、纣虽然处于拥有天下的权势序列，想做个普通百姓也不可得，这没有其他原因，在于四者并亡。所以百王的法度不同，但归结的（原则）是同一的。

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而不可使不顺。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均平，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若夫贯日而治平，权物而称用，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挟于万物，尺寸寻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数量然后行，则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数于大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当，所使要百事者诚仁人也，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当，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枢机也。故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不能当一人，而能当千百人者，说无之有也。既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齐桓公闺门之内，县乐、奢泰、游抏之修，于天下不见谓修，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是亦无他故焉，知一政于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为之兴力，而功名綦大。舍是而孰足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丧其国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无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无狂乎？」此之谓也。

上者无不致力于爱护其下，而以礼制御他们。上对下，如同保护婴儿，政令制度，（凡是）用以接待下方百姓者，如有不合理之处细如毫末，则即使是孤独鳏寡也必不加于其身。所以下方亲附上方，欢乐如父母，可以杀他也不可以使他不顺从。君臣上下，贵贱长幼，直至庶人，无不以此为最高准则；然后都内自省察，以谨守于名分。这是百王所共同（遵守的），也是礼法的枢要。然后农夫分田而耕，商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勤奋，士大夫分职而听理，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揽方向而议事，天子则各司其职罢了。出令入令，天下无不均平，无不治理清明，这是百王所共同（遵守的），也是礼法的大分。至于整日治理平正，权衡物事而称其用，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员有数，丧祭器械用品都有等级宜称，以此用来统摄万物，寸尺寻丈，无不遵循制度数量而后行，这是官人吏员的事，不值得在大君子面前数举。所以治民的君主，立隆正于本朝而恰当，所使要领百事者确实是仁人，则身处安逸而国家治理，功绩大而名声美，上可以称王，下可以称霸。立隆正于本朝而不恰当，所使要领百事者不是仁人，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这是人君的枢机。所以能当一人（选对宰相）而夺取天下，失当一人而社稷危险。不能当一人，而能当千百人者，这种说法是没有的。既能当一人，则自身有何劳力可为？垂衣裳而天下安定。所以商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姜太公），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次一等的是五霸，齐桓公在闺门之内，（行为上）有悬乐、奢靡、游玩的（不修身）之处，在天下不被称为修德，然而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五霸之长，这也没有其他原因，在于把政事都委托于管仲一人。这是治民的君主所应守护的要道。智者易为其兴起力量，而功名极为显大。舍此还有什么值得去做的？所以古人中，有大功名者，必然走的是这条道；丧失国家、危害自身者，必然背离了这条道。所以孔子说：「智者的智慧，本来已经很多了，以（少许）来守护更多，能不明察吗？愚者的智慧，本来已经很少了，以（多处精力）来守护更少，能不狂乱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治国者分已定，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不务视其所不见。所闻所见诚以齐矣。则虽幽闲隐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国之徵也。

治理国家，名分已经确定，则君主、宰相、臣下百官，各自谨守所听闻的，不务于听取所没有听闻的；各自谨守所见到的，不务于察看所没有见到的。所听闻、所见到的确实能够整齐了，则即使是幽僻隐蔽之处，百姓无不敬守名分、安于制度，以效法其上，这是治国的征验。

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夫兼听天下，日有馀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极也。既能治近，又务治远；既能治明，又务见幽；既能当一，又务正百，是过者也，过犹不及也。辟之是犹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务治远；不能察明，又务见幽；不能当一，又务正百，是悖者也。辟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观其盛者也。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君主之道：治理近处而不治远处，治理明处而不治幽处，治理一处而不治多处。君主能治近处则远处自然理顺，能治明处则幽处自然得到感化，能当一（任用一相）则百事自然端正。以一人兼听天下，尚且日有余而治理不足，就是这个道理，这是治理的极致。既能治近处，又务治远处；既能治明处，又务见幽处；既能当一，又务正百，这是过度，过犹不及。比如立一根直木却担心其影子弯曲。不能治近处，又务治远处；不能察明处，又务见幽处；不能当一，又务正百，这是悖乱，比如立一根弯木却追求其影子笔直。所以明君喜好简要，而昏君喜好详察；君主喜好简要则百事详备，君主喜好详察则百事荒废。君主，是论定一相、陈述一法、明示一指，以全面覆盖、全面照察，以观其盛况的人。宰相，是论列百官之长，要领百事之听断，以修饰朝廷臣下百官的职分，量度其功劳，论定其庆赏，岁末奉呈其成果以效见于君。恰当则可以，不恰当则废弃。所以治民的君主劳于寻求（宰相），而安逸于使用（宰相）。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赏贤使能以次之，爵服赏庆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生民则致宽，使民则綦理，辩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不愉者，无它故焉，道德诚明，利泽诚厚也。乱世不然，污漫突盗以先之，权谋倾覆以示之，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悖之，使愚诏知，使不肖临贤，生民则致贫隘，使民则极劳苦。是故，百姓贱之如尪，恶之如鬼，日欲司闲而相与投藉之，去逐之。卒有寇难之事，又望百姓之为己死，不可得也，说无以取之焉。孔子曰：「审吾所以适人，适人之所以来我也。」此之谓也。

用国者，得到百姓的力量则富裕，得到百姓的死命则强大，得到百姓的声誉则荣耀。三得具备而天下归附，三得亡失而天下离去；天下归附叫做王，天下离去叫做亡。商汤、武王，修其道、行其义，兴起天下共同的利益，除去天下共同的祸害，天下归附。所以以厚重德音来引导，以彰明礼义来引路，以致于忠信来爱护，以赏贤用能来排序，以爵服庆赏来加重强调，适时安排其事务，减轻其任务，以调和齐整，潢然全面覆盖、养育壮大，如同保护婴儿。养育百姓则致于宽厚，驱使百姓则极为合理，辩明政令制度，（凡是）用以接待天下百姓者，如有不合理之处细如毫末，则即使是孤独鳏寡也必不加于其身。所以百姓尊他如天帝，亲他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不心甘情愿（是不可能的），没有其他原因，在于道德确实光明，利泽确实丰厚。乱世不是这样，以污漫突盗（无耻剽窃）来引导，以权谋倾覆来展示，以俳优、侏儒、妇女的请谒（谄媚之请）来悖乱，使愚者告诫智者，使不肖者临驾于贤者，养育百姓则致于贫困逼隘，驱使百姓则极为劳苦。所以百姓贱他如残废之人，恶他如鬼怪，每天想寻机会相互揭发、驱逐他。最终遭遇寇难的时候，又盼望百姓为自己死命，那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根本没有理由得到这一点。孔子说：「审察自己对待别人的方式，（那便是）别人对待自己而来的方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伤国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于民而巧，是伤国之大灾也。大国之主也，而好见小利，是伤国。其于声色、台榭、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国。不好修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伤国。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权谋倾覆之人，断事其外，若是，则权轻名辱，社稷必危，是伤国者也。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刑罚虽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谓危国，是伤国者也。

伤害国家的是什么？答：以小人来凌驾百姓而显示威势，以不该从百姓处取得的方式来巧取，这是伤害国家的最大灾难。身为大国之主，而喜好见到小利，这是伤国。对于声色、台榭、园囿，越满足越喜好新的，这是伤国。不喜好修正自己所拥有的，贪婪地常欲夺取他人所有的，这是伤国。三邪（喜小利、贪新鲜、贪夺他人）在心中，而又喜好以权谋倾覆之人在外决断事务，如此则权势轻弱、名声受辱，社稷必危，这是伤害国家的人。身为大国之主，不尊崇本行（礼义），不敬重旧法，而喜好诈故（诈伪旧习），如此则朝廷群臣，也跟着形成不尊崇礼义而喜好倾覆的风俗。朝廷群臣的风俗如此，则众庶百姓也跟着形成不尊崇礼义而喜好贪利的风俗。君臣上下的风俗，无不如此，则土地虽广，权势必然轻弱；人口虽众，兵力必然软弱；刑罚虽繁多，命令不能贯通于下。这就叫做危国，这是伤害国家的人。

儒者为之不然，必将曲辨：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节死制者矣。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县鄙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务节死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此儒之所谓曲辨也。

儒者的做法不是这样，必将曲折辨析（各方面细节）：朝廷必将尊崇礼义而审定贵贱，如此则士大夫无不敬守节义、以死守制。百官则将齐整其制度，看重其官秩，如此则百官无不畏惧法度、遵循准绳。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品质法律禁止而不偏颇，如此则商贾无不诚朴而无欺诈。百工将按时砍伐（材料），按期完成，利于其技巧任务，如此则百工无不忠信而不粗陋。县鄙（边远地区）则将减轻田野的赋税，减省刀布的征敛，少兴力役，不夺农时，如此则农夫无不纯朴用力而技能简约。士大夫务于守节以死守制，所以兵力精劲。百官畏法遵绳，然后国家常常不乱。商贾诚朴无欺，则商旅安稳，货物流通，国家需求得到供给。百工忠信不粗陋，则器用精巧便利而财物不匮乏。农夫纯朴用力而技能简约，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这就叫做政令推行，风俗美善，以防守则坚固，以征伐则强大，居处则有名声，行动则有功效。这就是儒者所说的「曲辨」（详细分析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