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渊

环渊，楚国人，战国时游于齐之稷下，约与慎到、田骈同时，即公元前四世纪后期至前三世纪前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叙稷下诸子，列“环渊，楚人”于慎到、田骈、接子之后，称其与诸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是环渊本楚人，而以游士的身份客于齐、治黄老之学。楚地本多道家之风，环渊北游稷下，恰是战国中期南北学术交汇、黄老之学在齐地会聚成流的一个缩影。

环渊在稷下地位不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齐宣王赐稷下之士第宅，为上大夫者七十六人，环渊亦在其中：“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可知环渊与慎到、田骈同享上大夫之礼，同在“不治而议论”之列，是稷下黄老一系中有名有位的人物。

唯其生平事迹几乎无可稽考，传世独少。后人所能确知者，不过“楚人”“游稷下”“为上大夫”“学黄老”“著上下篇”数事而已；至其行谊、师承、卒葬，则一概阙如。故治环渊之学，与其说是叙其行事，毋宁说是就此数事所作的一番文献辨证——本条以下诸节，即以辨名、考书、评断假说为主，此亦史料极少者不得不然的写法。惟史料虽薄，环渊究系《史记》明载、与慎到田骈同列的稷下上大夫，其人之实有、其学之属黄老，皆凿凿无可疑，故仍当为之立传考辨，以存稷下黄老一系谱系之完整，不令这一路南北道家会通的重要环节湮而不彰。

环渊之学，《史记》一言以蔽之曰“黄老道德之术”，与慎到、田骈、接子同科。所谓“因发明序其指意”，是说他并非徒然诵述旧说，而能就黄老之旨加以阐发、条贯，使之成一家之言。惜其所发明者究为何说，今已不可详考，只能据其与慎、田同列，推想其学亦不出因循自然、去私任物的黄老大旨。

环渊确有著述。《史记》明言“环渊著上下篇”——其书分上、下两篇，与慎到“著十二论”并举而各有篇数。这“上下篇”之制，恰与传世《老子》分道、德上下二篇之式相合，遂引出后世种种推测（详见末节）。就《史记》本文而言，此不过谓环渊自著一书、析为上下，与《老子》之关系尚在言外。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蜎子》十三篇”，班固自注“名渊，楚人，老子弟子”。此“蜎子”当即环渊之书的另一著录，然篇数已由“上下”衍为“十三”，其间流变亦不可考——或“上下篇”为其书之大分，“十三篇”为其篇章之细目，然此亦揣测，无从坐实。要之，其书至迟亡于隋唐之际，今片语不存，环渊之“发明”竟成绝响，其思想内容已无从复按。

值得一提的是，《史记》叙稷下诸子，独于慎到、环渊二人明著书名——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则但云“皆有所论”。可见在司马迁笔下，环渊乃是稷下黄老中少数以成书立说、而非仅以议论见长的人物之一。其书既能与慎到之论并举，则在当时当有相当的分量与体系，惜乎传世之厄，使这位“著上下篇”的楚人，终仅以一书名与一学派标签留存于史册。

环渊之名，古书异写纷出。除“环渊”外，又作“蜎渊”“便蜎”“娟嬛”等。《汉书·艺文志》道家著“《蜎子》十三篇”，以“蜎”氏“渊”名者当之；蜎、环声近可通，“蜎渊”即“环渊”，学者多无异辞。高诱注《吕氏春秋》亦及“便蜎”，与此相通。诸名虽异写参差，所指实为一人，此为治环渊者首须厘清之点——盖“蜎”“环”“便”“娟”诸字声读相近，本一名之音转，形虽互异而音实相通，正如“陈骈”之即“田骈”，乃古书姓名通假之常例。

环渊既为楚人而治道术，学者每将其与另一楚地道家詹何相联系。詹何以善钓、能以微言喻治道闻于世，与环渊同属战国南方道家一系；二人虽未必有师弟之实，却并见其时楚地道家人物北游、与稷下黄老合流的一段学脉。又“环渊”与“关尹”字音相近，古或有混，然关尹（关令尹喜）本属老子西出关时的传说人物，与稷下的环渊时代、行迹皆异，不可牵合为一，此亦不可不辨。至于《史记》屡与环渊并举的接子（接予），则是又一位齐之稷下上大夫，同治黄老而“有所论”，其学其书亦皆湮没无考；环渊与接子，恰是稷下黄老群体中著名而事迹俱亡的一类人物的缩影——徒以列名于诸子之末而幸存其姓字，学说则随简帛之散佚而俱没。

《汉志》注环渊“老子弟子”一语，尤与史实抵牾。环渊既为稷下上大夫，与孟子、慎到同时，上距老聃（春秋末年）已近二百年，断无亲炙老子之理。此与《汉志》称《文子》为“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同一机杼——皆汉人以其学宗老子，遂附之于老子门下的谱系想象，而非实录其师承。读《汉志》道家诸家小注，须一体审其可信之限，不可执“弟子”之文而信为亲授。

环渊研究中最引人注目者，是其“著上下篇”与《老子》定本的关系。近人（如郭沫若《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尝据《史记》“环渊著上下篇”一语，推测环渊或即传世《老子》上下篇的编纂、写定者——以为《老子》五千言曾经稷下黄老学者之手整理，析为上、下二篇的定本，而环渊适为其人；郭氏更由“蜎”“娟”诸字的音读牵连以证成其说。

此说于文献可备一解，然终属假说，难以坐实：其一，《史记》只言环渊“著”上下篇，未言其所著即《老子》，“著”当谓自著成书，非谓编次旧典；其二，上下分篇之制，先秦著述本多有之（慎到十二论、诸家各有篇第），未足据以专属《老子》；其三，郭说所倚的字形音读牵连，多出推寻，缺乏直接内证。故环渊为《老子》编者之说，可存以广异闻，而不可遽定为信谳，学界迄无定论。

后之学者于郭说多持保留：或谓《老子》成书自有其渊源流变，非一手一时可定，未必系于环渊一人之手；或谓《史记》所云“上下篇”，本泛言其书之分卷，不当坐实为《老子》之道、德二篇。故稳妥之论，宁以“环渊自著有上下篇一书，其书与黄老经籍或相渊源而不可确指”为断——既不轻信其为《老子》定本之编者，亦不遽否其与稷下黄老一系典籍相关涉的可能。

要之，环渊史料极少，其可考者不过“楚人”“游稷下”“为上大夫”“学黄老”“著上下篇”数事，其余则唯异名之辨与假说之疑而已。今如实并陈：其黄老学者、稷下上大夫的身份可信；其“著上下篇”确有其事；至于书之内容、与《老子》之关系、“老子弟子”之说，则或亡佚而无征、或年代而难合、或属后人之推想，均当阙疑，不宜强为之解。环渊之价值，与其说在其思想之可述，毋宁说在其作为稷下黄老一员、参与南北道家会通的这一文献坐标——后世出土的黄老帛书之学，所承者正是这一路稷下黄老的余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