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人卦 · 九四

同人卦行至九四，已入上卦之下，由内而外、由近而远，正当全卦由“同人于宗”“同人于门”一路推扩、欲成“同人于野”之大同的关键转折处。此爻独有一种剑拔弩张而终于退守的张力：“乘其墉，弗克攻，吉。”一句之中，既有兵临城下、登墉欲攻的紧迫，又有攻而不克、困而知返的转圜，最后归结于一个看似不该属于“攻不下”之人的“吉”字。要解透这“弗克攻”何以反得“吉”，须从字词名物入手，再循爻位象数，终之以十翼所揭之义理。

一、字词训诂：墉、克、攻与“反则”

先辨“墉”。《说文·土部》：“墉，城垣也。”城垣即城墙。又《诗·大雅·崧高》“以作尔庸”，毛传训“庸”为“城”，“庸”即“墉”之省借。《诗·召南·行露》“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墉亦指墙垣。《尔雅·释宫》虽未直释“墉”字，然其释宫室之制，门、塾、堂、室、墉、垣层次井然，可知“墉”乃高厚之城墙，非寻常院墙可比。故“乘其墉”者，是登临高厚的城垣之上——这一“城”的意象至关紧要：同人九四与九三、九五皆涉“伏戎”“升陵”“城墉”“大师”之兵象，俨然是一场围绕城邑的攻守。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是埋伏甲兵于草莽、登上高陵窥伺；九四“乘其墉”，则更进一步，已逼至城下并登上了城墙。两爻所争，正是介于其间的卦主六二。

次辨“乘”。乘者，登也、凌也，居高临下之谓。《说文·桀部》：“乘，覆也。”引申为登乘、陵驾。《左传》习见“乘城”之语，谓登城以守或攻。九四“乘其墉”，是已经登上了对方所凭恃的城墙，攻势可谓已抵极处——只差最后一击便可破城而入。

再辨“克”。《说文·克部》：“克，肩也。”段以下不引，然《尔雅·释言》：“克，能也。”“克”训“能”，是先秦通训。《诗·大雅·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书·尧典》“允恭克让”，“克”皆训“能”。故“弗克攻”即“不能攻”——并非不去攻，而是攻之而力有不能、势有不可，终于攻不下来。这一“能”字的训诂极为吃紧：它把“弗克攻”锁定为一种“想攻、已攻、而攻不成”的状态，而非主动放弃。正因如此，小象才说“义弗克也”——是“义理上不该攻得下、也攻不下”，与“克”训“能”相为表里。

末辨小象“困而反则”。“反”即返、复，归返之义；“则”者，《说文·刀部》：“则，等画物也。”本谓刻画分等之准则，引申为法则、常道。《诗·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则即法则。“困而反则”，谓九四困于攻而不克之境，反而由此返归于正道常则。一个“困”字下得极重——它点明九四的“吉”不是顺遂得来的吉，而是碰壁、受挫、走投无路之后幡然回头所得的吉。这正与全卦“同人”之旨暗合：同人之道贵在“于野”之公、之通，凡以私意争夺、以兵戎相向者，皆悖乎此则；九四一旦攻而见困，被迫止戈，恰是“反”归同人正则的契机。帛书《周易》本卦作“同人”，其爻辞文字与今本大体相承，于此“乘其墉，弗克攻”之兵象攻守，亦可互证其古义之一贯。

二、爻位爻象：不当位、无中正，介于二阳争阴之间

同人卦下离上乾，䷌。六爻之中唯六二一阴，居下卦之中，得位得中，上应九五，是为一卦之主，亦即彖传所谓“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者。全卦五阳所同、所争、所应，皆系于此一柔。明乎此，方能定九四之位分。

九四以阳爻居第四位，阴位而阳居，是为不当位（不得位）。四为上卦之下，去君位九五最近，是所谓“近君”多惧之地。九四既不当位，又非中爻（中者二、五），故无“中正”之德可言。其上承九五，下据九三，与初九为同位之“应”——然初九亦阳，阳与阳为“敌应”而非正应，故九四上无中正之援于二（二已应五），下无正应之与于初，处境本自孤危。

更要害者，在九四与六二之关系。同人一卦，六二为众阳所欲“同”之的。九五与六二为正应，是名正言顺的“同人”；而九三、九四两阳，皆非二之正应，却皆切近而思有以得之。九三“伏戎”“升陵”，是欲以兵取二而不得；九四“乘其墉”，亦是欲越过、攻破阻隔以求同于二。问题在于：九四与六二之间，正隔着一个九三。九三据下卦之上、当二之上，俨然是横亘在四与二之间的一道屏障；而“墉”之为城墙，正象此九三之刚阻——九四欲得二，必先逾越九三这道“墉”。所谓“乘其墉”，于象数即九四凌乘九三之上、欲攻越此刚以下取六二也。

然九四终于“弗克攻”。何以不克？其一，六二乃九五之正应，名分已定，非九四所当夺；以非应而攻正应，于义不顺，故“义弗克也”。其二，九五居尊得中，刚健中正，为同人之主导（彖云“中正而应”“乾行也”），九四若攻二，实即与九五争应、犯上夺尊，势必不能得逞。其三，九三虽亦觊觎六二，然其“升陵”而“三岁不兴”，已自困顿；九四再乘墉而攻，两阳争一阴，互相牵掣，徒劳而无功。三重不可，故攻而见困，困而知反。

值得玩味的是这个“反”的方向。九四居乾体之下，乾健而上行；本可一味刚进、强攻到底。然其阳居阴位，刚中已含一点能屈、能止之柔——正是这一点“阴位”之柔，使它在“弗克”之际能够及时收手、返归正则，而不至于像九三那样“伏戎”“三岁不兴”地僵持苦争。不当位在此非但不是纯粹的劣势，反而成了“困而能反”的转机：当位之刚或反难退，不当位之刚因其位之“虚”，倒易于回旋。这是《易》理中“位”之吉凶不可一概而论的精微处。

三、卦气时位：乾上之阳与“同人”之退讼

就十二消息与卦气而言，同人非十二辟卦之一，乃杂卦。然以孟喜卦气之说，六十卦分主一岁之候，同人有其值日之时；其卦由乾、离相重，乾为天、为君、为健，离为火、为明、为文，故彖传称“文明以健”。九四居乾体（上卦三爻为乾）之初爻，正是离明既盛、乾健方起之交。离明在下，主辨物察理；乾健在上，主刚行不息。九四承离明之照而处乾健之始，本应以明察之智、行刚健之道，乃却用其健于“攻墉”，是以明助争、以健济私，故虽乘墉而终不克——卦气所赋之“文明以健”，本为“通天下之志”而设，非为攻一城、夺一应而设。九四之“弗克”而“反则”，恰是把误置于私争的“健”，复归于“文明以健、中正而应”的同人正轨。

又，序卦传：“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同人继否而来，否者天地不交、上下不通；同人则取“与人同”以通其否。是故同人一卦，骨子里是一个“由隔而通、由争而和”的过程。九三、九四之“伏戎”“乘墉”，正是“否”之余习未尽、隔阂犹存的表现；而九四之“弗克攻”、终归于“吉”，则是同人化否为通、化争为和之机括所在。一爻之退，关乎全卦之通：唯九四肯困而反则、止戈不攻，六二与九五之正应方得保全，“同人于野”之大同方有可成之望。故此爻之“吉”，非独九四一身之吉，亦全卦由否趋通之枢机。

四、互体与象数旁证

同人六爻，二三四互巽，三四五互乾。九四正当下互巽之上、上互乾之下，又身处上卦本乾之初，可谓“重乾”而兼“近巽”。乾为刚健、为攻取，故有“乘墉”“欲攻”之象；巽为入、为伏、为退让，《说卦》“巽……为进退，为不果”，故九四攻而“不果”、终于“弗克”而退——这“不果”之巽象，恰可与“弗克攻”相印证。攻取者乾之健，不果而退者巽之顺；九四居乾巽之交，故其行止亦兼此刚柔进退之两端：始则乘墉欲攻（乾），终则困而反则（巽）。象数之取，于此可谓相得。

至若离体之象，《说卦》“离为甲胄，为戈兵”。同人下离，故全卦多兵戎之象：九三“伏戎”、九四“攻墉”、九五“大师”，皆离“戈兵”“甲胄”之所发。而离又“为大腹”，城郭中虚而容众，亦略近“墉”所环之邑。九四以乾之刚，临离之兵象所聚之城，欲以兵下之，而终“弗克”，可见即令甲兵在握、登墉在上，若所争非义，亦不能成功——象数与义理，至此一辙。

以京房八宫纳甲论，同人为离宫之归魂卦。归魂者，游而复返、终归其本之谓。九四之“困而反则”，由攻取之歧途返归同人之正道，正与“归魂”游返之义遥相呼应：一卦既以“归魂”立其体，则其中一爻之“反”，亦得卦体大势之助。此就八宫立名取义而言，可备一解；至于纳甲干支之细，凡无确据者，宁从略而不强为附会。

五、子史互证：城墉攻守与“困而反”之古义

“乘墉”“攻城”之事，于先秦两汉典籍中本属常谈。《左传》纪春秋之世，诸侯攻伐，“乘城”“堕都城”“围而不下”之例不可胜数；攻城而“弗克”、师老而退者亦多有之。古人于攻城一事，深知其难：城高池深，攻者居下而仰，守者据高而俯，故有“十则围之，五则攻之”之兵法，攻而不克乃兵家常事。九四“乘其墉，弗克攻”，正写出攻城最吃紧而又最易顿挫的一刻——已登墉矣，距破城只一步，却终不能下。

然《易》之妙，不在写攻不下之“困”，而在转出“吉”来。这一转，关乎古人“困而知反”“知难而退”的智慧。《诗·大雅·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叹人之难善其终；而九四偏能于攻势已极、骑虎难下之际，幡然反则、全身而退，正是“克有终”的一种。又《书》言“无求备于一夫”，《周易》全经屡致“无咎”“反复”之诫，皆贵能止、能反。九四之“吉”，正是这种“能止”“能反”之德的爻辞落实：天下之争，攻而必克者，未必为吉；攻而能止、困而能反者，转祸为福。盖兵者凶器，争者逆德，强攻一城以遂私，纵克亦未必善；况其不克乎？唯及时反则，乃所以保身全交、不失同人之大体。

至于本爻是否确见于《左传》《国语》之筮例，今所传二书同人卦之占，我无十分确切之征引可据，故不敢强为牵合、虚构史事；然“乘墉攻城而困反”之事理，则于二书所载春秋攻守、师退知难之实，处处可印，足以旁通爻义而无待杜撰。

六、九四在六爻进程中的位置：由“争”入“化”的枢纽

通观同人六爻：初九“同人于门”，方出门庭，所同尚狭而无咎；六二“同人于宗”，比应虽密而失之偏狭，故“吝”；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争而不得、僵持自困；九四“乘其墉，弗克攻”，争而见困、困而反则，遂得“吉”；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历艰难阻隔而终与二相遇，转悲为喜；上九“同人于郊”，远至郊外、所同渐广而“无悔”。可见全卦是一条由近及远、由狭趋广、由争转和的脉络。

九四正处这条脉络由“争”入“化”的拐点。九三尚在“争”的泥淖里“三岁不兴”，僵持而不能自拔；九五已是“后笑”“相遇”的和合之果；而九四，则是从“争”走向“和”的那道关口——它先承九三之争势而“乘墉欲攻”，又因“弗克”之困而幡然“反则”，从此止戈息争。没有九四这一“反”，九三之“争”便无从化解，九五之“相遇”亦无由达成。故九四之“吉”，是承上启下、转争为和的枢纽之吉：它以一己之退，疏通了全卦壅塞之气，为九五“大师克相遇”、终成正应铺平了道路。这正应了彖传“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所谓“通”，往往不在一往无前地攻取，而在关键处肯退、肯止、肯反。

七、义理人事与现实决策

九四一爻，于人事最切的启示，凝在“乘其墉，弗克攻，吉”与“困而反则”这一组看似悖反、实则深契的判断里。

其一，攻势已极而能止，是大智，非示弱。九四已“乘其墉”，攻取之势抵于极处，再进一步即可破城——此时收手，最难，也最见识力。世人多败在“骑虎难下”：明知不可为而以面子、以沉没成本、以一时意气强为之，遂愈陷愈深，如九三之“三岁不兴”。九四之贵，在于它能在“已登墉”的高潮处认清“义弗克”的实情，毅然反则。这告诉今日身处商战、竞逐、谈判、诉讼之人：当一场争夺已被证明“于义不顺、于势不能”，越是逼近、投入越多，越要有壮士断腕、困而反则的决断；及时止损退回正道，远胜于为已沉没的代价再赔上更多。

其二，“弗克”之所以“吉”，根在“义”不在“力”。九四之不克，非力不足，乃“义弗克”——所争者本非己分（六二自有九五之正应），以非分而攻，纵有甲兵、纵已乘墉，亦不当成、不应成。其“吉”，恰因攻之不成而免于以不义得不义。这把决策的根本尺度，从“能不能办成”提到了“该不该去办”：一件事即便办得成，若悖乎义、夺人之分、犯上争应，其“成”反是祸根；唯回到“该不该”的正则上权衡取舍，方为长久之吉。这正是同人“于野”之公、“利君子贞”之正在一爻上的落实。

其三，退守不是终点，而是“反则”归位。小象不言“弗克，凶”，亦不止于“弗克”而已，必接以“困而反则”——可见此退非颓然认输，而是主动返归正道、重新归位。落到现实，便是：当一条进取之路被证明走不通，真正的智者不是从此消沉，而是借这一“困”重新校准方向，把误投于私争的精力（“健”），转回到“通天下之志”的正业上来。一时的“攻不下”，若能促成方向的“归正”，便是因祸得福。

合而观之，同人九四以兵临城下而终归止戈、攻之不克而反得吉庆，为《周易》立下一则深刻的进退之诫：天下可同之道，不在以力相攻、以私相夺，而在审义、知止、困而能反。乘墉者，势之极也；弗克者，义之裁也；其吉者，则之复也。处刚健之体而能不恃其健，逼破城之机而能不逞其攻，于沉没已深处毅然反则——此九四之所以独得一“吉”，亦同人之道由争入和、由否趋通的关捩所在。君子读《易》至此，当知“通天下之志”之“通”，有时正成于一退、一止、一反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