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分析
此章规定了葬礼结束后孝子接受饮食的微妙规则。丧主在既葬之后，如果君主或父亲的友人前来给食物，可以接受并食用，且不回避精美的饭菜（梁肉——精粮和肉），但如果有酒和甜酒（醴），则要辞谢不饮。这条规则看似琐碎，实则反映了 荀子 先生对丧礼中「情」与「礼」之间精密平衡的把握。
「既葬」标定了时间节点。在先秦丧制中，从初丧到下葬是悲恸最剧烈的阶段，丧主几乎不进饮食，即使进食也只取最粗陋的食物。下葬之后，悲伤开始缓和（[19.23] 所论的「久而平」），丧主逐步回归正常生活。「既葬」是这一回归过程的第一个重要节点。
「君若父之友食之」——提供食物的人是国君或父亲的朋友，这两类人代表了两种最不可拒绝的社会关系：君臣之尊和父友之亲。丧主如果连他们的食物都拒绝，就会显得矫情、过激——那不是真正的悲伤，而是表演性的自我折磨。接受食物（「则食矣」）是对这两种关系的尊重，也是对自身身体的基本负责。
关键的区别在于「不辟梁肉」与「有酒醴则辞」。梁肉是精美的食物，丧主在既葬之后可以接受——因为食物的基本功能是维持生命，精与粗在营养功能上并无本质差别，拒绝精食而只吃粗食是在食物层面做不必要的「表态」。但酒醴不同：酒不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而是享乐和社交的媒介。饮酒意味着回归一种「快乐」的生活状态，而既葬之后丧主虽然可以恢复饮食，却还没有准备好回归快乐。「辞」酒而「食」梁肉，精确地表达了一种中间状态：身体上已经恢复正常需求（可以吃好东西），但精神上仍在丧期之中（不能享受快乐）。
这种精密的区分体现了 荀子 先生对「情」的理解：悲伤不是一个开关（全开或全关），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礼制的功能就是在这个渐变过程中设置恰当的刻度——什么时候可以恢复什么样的生活内容。这与 [19.32] 论祥日「鼓素琴」的逻辑完全一致：素琴是一种有节制的快乐——可以弹琴了，但只弹素琴。本章的「食梁肉辞酒醴」也是一种有节制的恢复——可以吃精食了，但还不能饮酒。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此章所论的梁肉/酒醴之分还涉及一个有趣的范畴问题：食物属于「养」的范畴——维持生命的物质基础；酒属于「乐」的范畴——超越生存需要的精神享受。荀子 先生在礼论 [19.1] 中将「养」列为礼的核心功能之一（「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而「乐」则需要额外的节制和规范。丧期中「养」可以逐步恢复，「乐」则需要等待更长时间，这一原则贯穿了整个丧礼体系。
此章还隐含着一个身份政治的问题：谁有资格给丧主送食物？只有「君」和「父之友」——即在社会等级或私人情谊上与丧主有特殊关系的人。这种限定排除了普通宾客的随意进食，暗示丧后饮食不是公共社交行为，而是极少数至亲至尊才能介入的私密恢复过程。礼制在此保护了丧主的脆弱状态，使其免受过多的社交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