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者道之动

“反者道之动”出自《老子》四十章，是全书篇幅最短、分量却最重的一章。全章仅“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二十一字，却被历来解老者视为老子形上学与方法论的总纲。“动”与“用”对举，“反”与“弱”对举，四字两两相绾：“反”指道运行的方式，“弱”指道发用的方式。道之所以能动、能用，不在刚强进取，而在返回与柔弱。短短一章，把老子对天道与人事的根本看法收摄殆尽。

“反”字本身含义丰富，这正是此章耐人寻味之处。它既可读为“相反”，指事物向其对立面转化；又可读为“返”（返回），指万物复归于道、复归其本根。历来注家于此或主此说、或主彼说：一系就“反复其道”即返归立解，另有学者则重其相反相成之义。其实两义相通：唯因物极则反于其反面，故万物在往复中终归其始。故读“反者道之动”，不必强分此彼，宜兼取相反相成与返本复归两层，方得其全。

与“反者道之动”对文的，是“弱者道之用”。道之运行既以反为动，其发用则以弱为宜：唯守柔处弱，方能顺道之反、待物之复而不与之争。故老子屡言“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皆“弱者道之用”之引申。“反”是所以然之理，“弱”是所当行之方，二者本相为表里，读此章者不可偏举其一。

就“相反相成”一义看，《老子》反复申说对立面的相互依存与转化。二章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一切分别都在与其对立面的关系中成立。五十八章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与福并非固定不移，而互相潜藏、彼此转化。事物发展到极处必转向反面，故老子戒盈戒满，主张功成身退、知足不辱。这种物极必反的洞见，正是“反者道之动”落在人事上的展开。

老子还以自然与生死印证这一点。二十三章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狂风暴雨这类刚猛之极者反而不能持久，连兴起它的天地都不能使之长久，何况人为的强作？七十六章更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由生死之几申明柔弱反能长久。由此老子推出以柔弱胜刚强的用世之道，故“弱者道之用”紧承“反者道之动”而立。七十八章又说“正言若反”，真正合道的话听来往往像是反话——这一句既是老子的自道，也点出“反”贯穿了他的言说方式本身。

老子更把这一洞见落实为一套用世之方。七章说“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二十二章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皆谓人若能反于争先、争盈之常情，反能得全、得先。这不是消极的退让，而是深察物极必反之几后的自处之道：知其雄而守其雌，知其白而守其黑，故能不与物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

就“返回本根”一义看，“反”指万物的复归运动。二十五章描摹道的运行说“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周行不殆，其极则是“反”——返归其本。十六章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万物纷纭生长，而老子从中看到的，是它们终将各自返回根本。道生万物，又使万物复归于道，这一“出而复返”的圆环，正是道之动的深层结构。六十五章“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也是说玄德与万物趋向相反、引之复归于朴，与此同一脉络。

两义在此会通：正因事物盛极而反于其反面（相反相成），才有万物由盛而衰、由有而无、终归其根的复返（返本复归）。“反”既是横向的对立转化，又是纵向的复归本原。老子由此建立起一种以退为进、以柔为用、以返为动的独特智慧：不与物争其盛，而守其反、用其弱，故能长久而不殆。此所以“反者道之动”一语，能收摄全书而为之纲。

“反者道之动”与《周易》的往复观颇可对照。《系辞上》说“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由事物的开端推知其终结，终而复始，与老子“观复归根”同一机杼。《周易》复卦《彖传》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以一阳来复申明天道往还不已。儒道两家在“往复循环”这一宇宙感上颇有相通，只是老子更强调“守反用弱”，《周易》更强调“生生不已”，落点各异。

值得一提的是，马王堆帛书《系辞》为今存最早的《易传》写本，其中“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日往则月来”诸句俱在，可与“反者道之动”的往复之义相互勘证。传世与出土文献合观，可见“反复往还”是先秦思想的一种共同底色，道家与易学各就其中一面加以发挥。而老子所独造者，在于把这一往复直接立为“道之动”，并由之引出守柔用弱的一套用世之方，其锋芒与易学的生生之旨遂自不同。

由此可见，先秦言变化者，儒道易三家实各有侧重而又相通。《周易》重生生，言阴阳往来而生万物；老子重复归，言万物盛极而反于其根；儒家重时中，言随时处中而不失其正。三者皆自“变”立论，而所贵者一在生、一在反、一在中，恰可三面相形，见先秦思想对“变”的丰富体会。

面对同样的对立与变化，儒道两家给出不同的应对。儒家《中庸》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在相反的两极之间求得恰当的“中”，以中道平衡过与不及；其取向是折中、是持守分寸而不走极端。这是一种在对立中求平衡、以“中”为归的智慧，重心在恰到好处的分寸感，故儒家贵“时中”而恶“过”“不及”。

老子则不取“用中”，而取“守反用弱”。他不在两极之间求一个中点，而是径直站到强梁、进取、盈满的反面去——守柔、处下、居后、致虚，因为他判定唯有反于流俗所争者，才合于道之动。一主中，一主反；一在对立中求平衡，一在对立中取其弱的一端以合道。此中分野，最见儒道气象之异，也见两家对“变化”体会的不同着力处。

更细言之，儒家之“中”是价值上的至善之地，中即是正，故过与不及皆为失；老子之“反”则无固定的价值定点，其守弱、处下亦非以弱本身为善，而是因弱合于道之动、能致长久之效。一者以“中”为应然之则，一者以“反”为自然之势；一求其正，一顺其势。此又儒道气象之别的更深一层。

“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智慧，深刻影响了后世。《庄子》推之为齐是非、等生死的齐物之论；黄老与《淮南子》据之言因循、言祸福之几；魏晋玄学更以“反”“复”为解《老》《易》的枢纽。宋儒虽力辟老庄，然其言“物极必反”“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亦未尝不与老子之“反”暗通声气，可见此一观念浸润之深。

就先秦本义而言，“反者道之动”首先是一个极为凝练的观察：天地间的力量总在向其反面运动，又总在往复中复归其本。老子由此教人不恃强、不逐盈，而守其反、用其弱。这一智慧的可贵，不在玄远的思辨，而在它对盛衰倚伏之几的清醒，以及由此而来的谦退持守的处世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