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到

慎到，赵国人，生卒无确考，学者约系其年于公元前四世纪（约前390—前315）。他早年当在三晋之地成学，其后游于齐，为稷下学宫的上大夫之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叙稷下诸子，首列“慎到，赵人”，与田骈、接子、环渊同举，称其“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所谓“发明序其指意”，是说他们不止承受黄老之旨，更能加以阐发、条理，使之自成一说。三晋本是法术之学萌生的温床，慎到由赵入齐，兼得三晋刑名之风与稷下黄老之气，这一学缘背景对理解他日后由道入法的转向，不可不留意。

慎到所处，正当稷下之学的鼎盛之时。齐自威王、宣王以下，广延文学游说之士，赐第列宅、尊为上大夫，令其“不治而议论”。慎到以赵人而客于齐，既非齐之世族，又不任实际官职，其身份纯为以学立身的处士。这种超然于一国私利之外的游士处境，使他能就治道的通则从容立论，而不必迁就某一君主的近利；其思想中那种去除主观、崇尚客观法度的倾向，或许与这一超脱的位置不无关系。

慎到在稷下以著述与论辩著称。《史记》称“慎到著十二论”，即其书本有十二篇之数的论说。《汉书·艺文志》则将《慎子》四十二篇列于法家，班固注云“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指慎到年辈早于申不害、韩非，而为二人所称引。今本《慎子》仅存《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知忠》《君臣》等七篇残文（多赖《群书治要》及后人辑佚保存），已非汉世之旧，篇数、字句都大有阙失。

慎到之学，上承彭蒙、田骈的齐物旨趣，下开申、韩的法术之途，故在思想史上恰居承先启后之位。《庄子·天下》以彭蒙、田骈、慎到三人合而论之，视为道术之一支；而《荀子》《韩非子》则分别从批判与继承两端称引其说。一人之学，兼为道家所述、法家所宗、儒家所斥：庄周惜其枯槁，荀卿讥其蔽塞，韩非则奉其“势”论为立说之基。这种被多方援引又各取所需的境遇，本身即说明慎到之学处在几家交界的关捩之处。

慎到思想的道家一面，集中见于《庄子·天下》。其说以“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为纲：舍弃一己的知虑与成见，只随顺那不得不然之势而行。故主张“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如“飘风之还”“羽之旋”“磨石之隧”，动静皆不离于理而未尝有过。推至极端，则曰“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连无知之土块也不失道，因其没有“建己之患”、没有“用知之累”。此即以“无知”“无我”求全身免咎、与物宛转之道，是把黄老的因循自然推到近乎泯灭主体的地步。

然《庄子·天下》对此亦有讥评，借豪桀之口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如此弃知去己，几近死物之理，而非活人所能行。庄周后学既述其风，又惜其偏至枯槁，这一褒中带贬的评断，恰点出慎到之学的锋刃所在与险处所在。

慎到之“法”思想，于今存《慎子》残篇犹可见其概。《慎子·因循》曰“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治国当因顺人各自为的实情，而不强变其性以从己，这正是由“弃知去己”落到治术的“因循”之道。《慎子·威德》又以“定分止争”立论：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非一兔可分为百，乃由名分未定；及“积兔满市，行者不顾”，则因“分已定”而不争。故立法定分，正所以息争而致治。同篇复谓蓍龟以立公识、权衡以立公正、法制以立公义，“凡立公，所以弃私也”——以法为去私立公之具，与田骈“公而不党”一脉相通，而更进于制度化。

慎到又由此推出君道尚“无事”之论。今存《慎子》残篇主张君主任法而不任智：《君人》谓“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一凭君心则赏罚无准，故当立公法以为断；《君臣》则倡君逸臣劳、上下分职，君持其要而臣任其事。凡此皆与其道家的因循相为表里：君去私智而一任公法，正是“缘不得已”“弃知去己”在治道上的落实，也开出黄老“君无为而臣有为”之说的先路。

慎到思想中最具历史影响的一面，是“势”治之说。《韩非子·难势》引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螘同矣，则失其所乘也。”意谓龙蛇之能腾飞，不恃其身，而恃所乘之云雾——以喻君主之能令行禁止，不在其贤智，而在其权位之“势”。故又曰“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这一由“弃知去己”顺势推下、转出的尊势尚法之论，正是慎到由道入法的关键：既不恃个人之贤，则治国必归于客观之势、齐一之法与既定之分。此即其学“道法之间”的枢纽义——形上根据取于道家的因循自然，现实指向则开出法家的尚法尊势。

慎到在不同典籍中面目迥异。《庄子·天下》视其为古道术之一支，虽讥其枯槁，仍许其“概乎皆尝有闻”；《荀子》则严加驳斥：《非十二子》并斥慎到、田骈“尚法而无法……不可以经国定分”，《解蔽》更一语断之曰“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谓其只见法度之齐一，而不知贤能之为用，蔽于一偏而失其全。荀子站在礼义兼重贤能的立场，对慎到唯法是尚的取向自然难以相容。

至《韩非子》，慎到又成了法家自述谱系中的先驱。《难势》整篇即以慎子之“势”说为讨论的起点，韩非虽有所补正（增以“人设之势”，以救慎子专任自然之势的不足），而其尊势之本则承自慎到。同一个慎到，庄子惜其枯、荀子斥其蔽、韩非奉其说，三种形象的分歧，实缘于慎到之学本处道、法之交，后人随取舍不同而各见其一面。

慎到的学派归属，是历来聚讼之点。《史记》系之于黄老道德，《庄子·天下》列之于道术，而《汉书·艺文志》却著《慎子》于法家。这一分歧并非史家的疏误，恰反映慎到之学的过渡性质：其形上根据（弃知去己、因循自然）本于道家，其现实指向（尚法尊势、循名责实的先声）则开于法家。今人多以“道法家”或“黄老刑名”目之，正取其由道转法的枢纽之义。把慎到简单划入道家或法家任一门，都不免削足适履。

其次是今本《慎子》的真伪与存佚。汉志四十二篇之旧早亡，今存七篇乃唐宋类书所引与后人辑佚而成，字句零落，且集中论“势”的一篇反不在其中——今人论慎到之“势”，主要仍据《韩非子·难势》的转引，而非《慎子》本文。故考论慎到思想，必须审别材料的层次：《庄子》《荀子》《韩非子》所述较近先秦之旧，可为主据；今存《慎子》残篇中，《因循》《威德》诸义与诸子所述相合，可以参证，而不宜尽信其为原书之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