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钘

宋钘，宋国人，稷下先生，约与孟子同时，活动于公元前四世纪后期至前三世纪初。其名于古书异写甚多：《孟子》作“宋牼”，《庄子·逍遥游》作“宋荣子”，《庄子·天下》与《荀子》作“宋钘”（荀子多敬称“子宋子”），《韩非子·显学》又作“宋荣”。钘、牼、荣声近字通，学界通说以为实系一人（名号考订详见末节）。他既得列于稷下先生之林，又能与孟子相与问答，其身份与时望不在诸子之下。

宋钘之世，正当列国交攻、兵祸连年。他不甘坐而空谈，而“周行天下，上说下教”，奔走于诸侯之间以止战息争。《庄子·天下》状其为人“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虽“天下不取”仍“强聒而不舍”——是一位以救世为己任、近乎苦行的游说之士。这种明知不见容于世而犹奔走不辍的形象，与同时孟子“说大人则藐之”的气象各异其趣，却同样是战国中期士人以一身担道、干世救乱的写照。宋本殷商之后，又是墨学盛行之地，宋钘出于此邦，其非攻尚俭之风，或亦有地域学统的渊源。

宋钘学行的重心在“救世”。《庄子·天下》历数其事：“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对内则劝人止斗，以为受人侵侮并不构成耻辱，明乎此则争斗自可平息；对外则游说列国偃兵息甲，反对攻伐兼并。他又“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华山上下均平，戴此冠以象征其去尊卑、齐上下之志。为宣其说，他“日夜不休”，宁可“上下见厌”而不悔；其自奉则俭约至极，谓“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甘于粝食而以天下为念，故《天下》叹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

《孟子·告子下》记其一事，最见其行：宋牼将往楚国，孟子遇之于石丘，问其何往。宋牼答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孟子问将何以说之，宋牼曰：“我将言其不利也。”这正是“禁攻寝兵”的实地践行：以战争之不利游说秦、楚两王罢兵息众。孟子虽深赞其“志则大矣”，却不许其“号”——不赞成以“利”立说而讳言仁义（详见文献形象）。一场石丘之遇，遂成儒家与宋钘一派在救世方术上的正面交锋，也留下战国士人奔走止战的一段生动实录。

宋钘学说的枢纽是“别宥”。《庄子·天下》称其“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待接万物，先破除成见之囿。“宥”即“囿”，指心为习见、私欲所蔽而不得其正。破除此蔽，则能“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使心复其虚明公平。这一“白心”“别宥”之说，近于黄老道家的心术工夫，故《汉书·艺文志》著《宋子》而注曰“其言黄老意”。别宥既是认识的起点，也是其救世诸说得以成立的根基。

由“别宥”派生出两大主张。其一为“情欲寡浅”：以为人之本情，所欲本寡，世人却自以为欲多，乃是不明本情之过；故当节欲寡求，“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其二为“见侮不辱”：受人侵侮，本不构成耻辱，明乎此则人不复相争。二说一内一外——《庄子·天下》括之曰“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对内寡欲、不以见侮为辱，对外则非攻息兵，二者相为表里，共成其救世之方。

宋钘之学，位置颇为独特，兼涉数家而不主一门。其“别宥”“白心”“寡欲”近于黄老之心术；其“禁攻寝兵”“尚俭”“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近于墨家的兼爱非攻；其“见侮不辱”辨荣辱、别名实，又开名家之绪。正因如此，《荀子·非十二子》以墨翟、宋钘并斥，讥其“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汉志》则列《宋子》于小说家而注其“言黄老意”；后人或归之墨、或归之道、或归之名——众说纷纭，恰因其学本处诸家之交而难以一门相限。

近人更有以《管子》中《心术》上下、《白心》《内业》诸篇为宋钘、尹文一派“白心”“别宥”之学的遗文者（郭沫若尝主此说）。此说若成，则宋钘心术之学尚有较完整的文本可寻，其“别宥”“语心之容”亦不至只余《天下》数语；然《管子》诸篇的学派归属，学界聚讼未定，或当属稷下黄老之通义，而非宋、尹一派所专有，故只可备为一说，未宜遽引以实之。要之，宋钘之学的可信轮廓，仍当以《庄》《孟》《荀》《韩》诸书的确切记载为准。

宋钘之形象，因记者立场而颇有出入。《庄子·逍遥游》许其能“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然又谓其“犹有未树”——以为他虽已超脱毁誉，仍执着于内外荣辱之分，未臻真正的逍遥。《庄子·天下》则既述其救世之诚，又惜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庄周一系于宋钘，可谓敬其行而憾其未化。

《荀子》对宋钘则多所驳难，且皆敬称“子宋子”。《正论》详驳“见侮不辱”与“人之情欲寡”二说，以为见侮而不斗未必由于不以为辱、或乃由于不敢，情欲之多寡亦非可一概齐观；《解蔽》更断之曰“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谓其偏执于“寡欲”一端，而不知人亦自有欲得之情。至《孟子·告子下》，则于石丘一遇之间，赞其罢兵之志而正其言利之号，不以“言利”为然。

法家则从相反一端看待宋钘。《韩非子·显学》称“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谓“世主以为宽而礼之”，而韩非讥之：若人皆以见侮为不辱、受辱而不争，则刑罚失其威、犯禁者不惧，适足以乱法。庄惜、荀驳、孟正、韩讥，四家所记合观，遂成一个“救世心切而立说偏至”的宋钘。

宋钘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名号之辨。《孟子》之“宋牼”、《庄子·逍遥游》之“宋荣子”、《天下》与《荀子》之“宋钘”、《韩非子》之“宋荣”，是一是四，旧有异说。学界通说以为实系一人，其证有三：其一，钘、牼、荣古音相近，本为一名之异写；其二，诸书所记其人主张相合——《孟子》之罢兵与《天下》之禁攻寝兵是一事，《逍遥游》之“辩乎荣辱之境”与《天下》《荀子》《韩非子》之“见侮不辱”是一说；其三，时代、国籍相符，皆宋人而当战国中期。三证相合，故并而为一，最为顺理。

惟亦有审慎之论，以为《逍遥游》之“宋荣子”与《天下》之“宋钘”未必尽属一人，不宜遽合。今如实并陈：主一人之说为通说，其据较强；然材料终隔千载，个别文句的归属仍难尽定。至于《宋子》其书，《汉志》著十八篇于小说家，注“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其书亦早佚，故宋钘之说，今只能据《庄》《孟》《荀》《韩》诸书的转述而重构，难窥其全帙之原貌。然即此重构之轮廓，已足见其学之自成一格：其名虽不若孟、荀之彰显于后世，而在战国当时，固尝与墨、孟诸家并驰而为一世之显学，孟子亲与之辩、荀子屡加驳难、韩非特为之议，正是其说风行一时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