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

尹文，齐国人，稷下先生，活动于齐宣王、湣王之世，约当公元前四世纪后期至前三世纪前期。《庄子·天下》以“宋钘、尹文”并举，同列于一派之下，可知二人时代相接、宗旨相通。《汉书·艺文志》名家类著《尹文子》一篇，注曰“说齐宣王，先公孙龙”——既明其尝游说齐宣王，又定其年辈早于公孙龙，为名家之先驱。合而观之，尹文的活动上及宣王稷下之盛，下接名辩之学的兴起，恰处名家由萌而显的关口。

尹文所处的稷下，是齐国养士论学之地，兼容黄老、名、法、阴阳诸家而各申其说。稷下之士“不治而议论”，最便于名辩形名一类纯思之学的滋长。尹文以齐人而为稷下先生，其学正得稷下兼收并蓄之风：一面承宋钘救世别宥之旨，与之并称一派；一面又向形名名实之学开展，自具面目。故论尹文，既不能离宋钘而孤立言之，也不能尽以宋钘之说相括，其学实在道、名、法数家之间自成一格。

尹文的学说与行事，多与宋钘相连。《庄子·天下》叙二人“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同倡“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可见尹文亦参与宋钘一派止斗息兵、破除成见的救世活动，其早期面貌与宋钘几乎无别，故《天下》始终以二人合叙，视为一家之学。

而尹文自有其独运之处，尤见于名实之辨。《吕氏春秋·正名》载尹文见齐王（湣王）问答一事：齐王自称“甚好士”，尹文乃设问——若有人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处乡则顺，具此四行，可谓士否？王曰可。尹文复问：此人若“见侮而不斗”，王尚肯用之为臣否？王曰：“见侮而不斗，是辱也；辱则寡人弗以为臣矣。”尹文遂诘之：见侮不斗并未损其四行，何以前谓之士、后又弃之？以此暴露齐王名实之乖。

这一以“正名”折服人主的辩术，正是尹文形名之学的实地运用，也巧妙地为宋、尹一派“见侮不辱”之说张目——将宋钘偏于伦理的主张，转化为一场名实相绳的论辩。此事《吕氏春秋·正名》与《公孙龙子·迹府》并载，文小异而旨同，足见其事流传之广、其辩为时所重；而两书俱以尹文属之名辩一流，亦可佐证其学重心之所在。

尹文之学，可分与宋钘同、异两面。其同者，在承“别宥”之旨：破除心之囿蔽，使待物无成见；又主情欲寡浅、见侮不辱、禁攻寝兵，凡此《庄子·天下》皆以宋、尹并叙，是二人共守之义。就此而言，尹文本是宋钘一派中人。

其异者，在尹文由“别宥”进而讲“形名”。破除成见之后，如何使名实相符、是非有准？尹文的答案是循名责实、以名正形。今本《尹文子·大道上》开篇即云“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主张以名检形、以形定名，使名分不相乱。其书又析名为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对“名”作如此分疏，已具名家逻辑分析的雏形，而其归宿则在以名定分、以正治国。

由是观之，尹文实处名、法之间。其“正名”上承儒家正名之绪，中与惠施、公孙龙的名辩相接，下则以“名以定分”“循名责实”通于法家之术。这一取向，已由宋钘偏于伦理救世的“别宥”，转向偏于逻辑与政术的“形名”，故《汉志》列《宋子》于小说家而列《尹文子》于名家，班固之分类，正察见二人学术重心之异。若谓宋钘之学归趣近墨（非攻尚俭），则尹文之学归趣在名（形名名实），此即宋、尹同源而异派的分野所在。

尹文之名实，又不止于逻辑之分疏，而终归于治国之术。今本《尹文子·大道下》兼论法、术、权、势，谓“庆赏刑罚，君事也；守职效能，臣业也”，主张以名定分、循名责实，使君臣上下各当其名而不相侵。此已与黄老刑名的君臣分职之论相通：由“正名”以“定分”，由“定分”以“治国”，名家的形名遂与法家的名法接壤。故论者每谓尹文之学，上承别宥之旨而下开名法之途，其枢纽正在一“名”字。

尹文的先秦形象，主要由《庄子·天下》与《吕氏春秋·正名》两处构成：前者定其为宋钘同派的救世者，“接万物以别宥为始”，与宋钘共倡禁攻寝兵；后者显其为长于名实的辩士，能以“正名”折服齐王。二处一详其宗旨，一著其辩术，合成一个救世之情与形名之术并具的尹文。

至《汉书·艺文志》，尹文之学始获谱系上的定位。班固著《尹文子》一篇于名家，注“说齐宣王，先公孙龙”，既系其年于公孙龙之前，又归其学于名家一门。此与《宋子》之入小说家、注“其言黄老意”适成对照：二人同出宋、尹一源，而汉人分置两类，足见其学术重心之异，早已为古人所觉察。后世论名家源流，遂多以尹文上承邓析、惠施，下启公孙龙，视为由形名转出名辩的一个中间环节。

今本《尹文子》虽真伪可疑，却也保存了若干稷下诸子往还的议论片段，可与他书相参。如书中载田骈读书而叹上古尧时之太平，宋钘从旁问是否圣人之治所致，彭蒙越次而答曰此乃“圣法之治”而非“圣人之治”——一席问答，牵连田骈、宋钘、彭蒙数子，正见尹文与宋钘、彭蒙诸家过从之密、论议之通。凡此片段，纵不可尽信为尹文原书之旧，亦足为考见战国中期稷下学风之一助，未可因其书之杂伪而并弃其可采之资。

尹文其人其书，疑义有二。其一，是与宋钘的分合：宋、尹于《庄子·天下》并称，主张多同，然一趋墨、道（宋钘），一趋名、法（尹文），学界既承认其同派之实，又析其归趣之异，故不宜混二人为一说，亦不宜判然视为无涉。折衷之论，当以“同派而异趋”括之。

其二，是今本《尹文子》的真伪，尤为聚讼之点。今本《尹文子》二篇（《大道上》《大道下》），前有仲长氏序，序及成书之事多有可疑；正文又杂有似属晚出的名、法、黄老糅合之语，故自宋以来，学者或断为汉魏间人伪托，或疑其经后人窜乱增益。然亦有学者以为其中或存先秦尹文之学的底本，未可尽废——如其论名三科、论名法相为表里者，仍与《庄子》《吕氏春秋》所记尹文之旨相通。

今如实并陈：今本《尹文子》不可径作先秦原书征引，凡据以论尹文思想者，均须与《庄子·天下》《吕氏春秋·正名》所记互证，谨别其可信之度，既不当以晚出之文尽归之先秦尹文，也不必因疑伪而全废其可与旧记相发明之处。

合而观之，尹文其人可信而其书可疑：其人为宋钘同派、名家先声，见于《庄子》《吕氏春秋》与《汉志》，斑斑可考；其书则真伪杂糅，只可参证而不可专据。治尹文之学者，于此二者之间审慎权衡，方为得之——此亦治先秦诸子而书多亡佚、真伪相杂者所通行之法。